他是巨大的……我不断失去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帕斯捷尔纳克由于腿跛（小时候骑马摔伤所致），不符合当兵条件。自1914年到1917年，他在乌拉尔山区的一家化学公司当小职员，全身心投入写作。从那时起，他常常谈到自己像必须不断调音的乐器，而写作“尽量不扭曲鸣响在我们体内的生活之声”。1916年他的第二本诗集《跨越障碍》在莫斯科出版，得到好评。有人把它归入未来派。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莫斯科。同年夏天，他完成了第三本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这本诗集直到1922年才出版，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得到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高度评价。曼德尔施塔姆认为他“不是发明家和法师，而是一种新模式，一种使语言成熟并获得活力的新俄国诗歌结构的创始人”。1923年，他出版了《主题与变奏》，写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岁月。
对于十月革命，鲍里斯远没有像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狂热，他和阿赫马托娃及曼德尔施塔姆持审慎的欢迎态度。1921年，他母亲的心脏病日益严重，父母和两个妹妹一起前往柏林。他们虽然一直持有苏联国籍，却没有再返回祖国。鲍里斯和弟弟留在苏联。1921年，鲍里斯与美术学院学生卢里耶结婚。1922年夏天，他们夫妇获准前往柏林探望父母，在德国住到第二年的春天。这是最后一次和父母见面。此后鲍里斯一直申请出国探亲，从未得到批准。
在1917年这关键的一年，爱伦堡和帕斯捷尔纳克相识。他于1921年这样描述鲍里斯：“他生机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悦目却不能令人宽慰的东西。”
从柏林回到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居住的房间很小。1923年，当他们的儿子出生后，物质匮乏，手头拮据，日子越来越艰难。鲍里斯主要靠翻译维生。他的妻子事业心很强，但不会操持家务，加上脾气刚烈，夫妇关系出现裂痕。阿赫马托娃说过：“鲍里斯从不真正了解女人。也许这方面他运气不佳。他第一个妻子，叶夫根尼亚·卢里耶，是个有知识的女人，但，但，但是！她自认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所
以鲍里斯得为全家熬汤。”
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鲍里斯十分震动，他也转向历史题材的叙事长诗，其中包括《高烧》、《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等，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与此同时，他和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频繁，陷入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在信中写道：“这是生活中第一次强烈体验到的和谐，它如此强烈，迄今为止只在痛苦时才有的置身于充满对你的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重和迷惘。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到爱，想了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期待回答的地方。”鲍里斯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刺伤了卢里耶，夫妇关系更加紧张。
1926年春，里尔克在跟鲍里斯父亲的通信中提到他，让他激动万分。他立即给一直崇拜的里尔克写了封长信，除了溢美之词，他也谈到俄国的现状：“我们的革命也如此——它是个与生俱来的矛盾：一个时间之流的断裂，却貌似静止而动人心魄的景观。我们的命运也如此，它静止而短促，受制于神秘而又庄严的历史特殊性，甚至连其最微小最滑稽的呈现也是悲剧性的……最近几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此前漫长的八年之间，我非常不幸，连死都无所谓，虽说在极度沮丧中从未忘记革命那崇高的悲剧成分。我完全无法写作，得过且过。一切已在1917至1918年间写尽了。”他把住在巴黎的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里尔克不久给鲍里斯回信了。这封写在淡蓝色信纸上的短笺一直被珍藏着，直到临终时还放在贴身的皮夹里，上面标明“最珍贵的”。
从1926年4月到年底里尔克病逝，在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开始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通信史，共留下五十余封书简。
在得到里尔克的死讯后，他无比震惊，专门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安全证书》献给里尔克。在1927年2月3日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他写道：“你是否意识到这简直荒凉到你我成为孤儿的地步？不，我不认为对你如此，那没关系。这无望的打击削弱了人类。我生活中所有目标似乎都被剥夺了。我们现在必须活得长久，悲哀的漫长一生——那是我的责任，也是你的。”
八
英国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开拓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
191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以罗曼，雅各布森为首的“莫斯利·语言学研究小组”，1916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以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诗歌语言研究会”，他们当时多数都还是大学生。后来被论敌统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其鼎盛期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的严厉批判，加上随之而来的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于三十年代销声匿迹。雅各布森于1920年移居到布拉格，和布拉格学派挂钩，后发展成结构主义。他作为犹太人在1941年移居到美国，在大学教书。
俄国形式主义是对俄国十九世纪传统的文艺理论的一种反动。他们提出文学自主性的问题，把文学作为专门的对象来研究。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他们反对形式与内容的二：元沦，而把形式放在首要位置，认为形式不是内容的表现形式，而形式本身就有含义，具有本体的意义。施克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艺术总是独立于生活的。在它的颜色里永远也不会反映出飘扬在城堡上的那面旗帜的颜色。”
雅各布森从语言的功能人手，指出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他认为诗歌功能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偏离实用目的，而指向其形式自身，包括韵律、词汇和句法。文学语言中的声音和意义之间、语法结构和主题模式之间均有特殊的呼应关系。后来他成为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陌生化”是施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在《艺术即手法》中指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强度，因为感觉过程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变得陈腐、迟钝、“自动化”，文学语言则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等手段，使日常语言“陌生化”，从而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我们对事物对世界新鲜的感知。
俄国形式主义和未来主义关系密切，它为未来主义的语言试验提供了理论基础。未来主义是1905年革命后出现的许多先锋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提出相当极端的口号：“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现代性的船上扔出去。”但随着斯大林大权在握后，文学所谓的自主性不复存在，所有的旗帜都必须是红的。施克洛夫斯基受到严厉批判，不得不于1930年写赞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时过境迁，形式主义终于得到平反。1961年，施克洛夫斯基在一篇文章感叹道：“光阴荏苒，太阳升起过一万多次，四十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西方有人想借我的话来争辩飘扬在我的城堡上我的那面旗帜的意义。”
施克洛夫斯基于1923年到国外住了两年，主要在柏林，在那儿出版了两本小说。这位俄国形式主义的首领，在柏林见到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后写道：“幸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愤世嫉俗。他应该作为一个可爱的、被人溺爱的、伟大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九
列宁于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1928年大权独揽。托洛茨基被迫流亡到国外，斯大林的政敌一个个被消灭。三十年代初，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所有领域沉寂下来。1932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封为正统，而新成立的全俄作家协会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监护者。
1930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和他弟弟一家，应哲学家阿斯穆斯夫妇及钢琴家奈高兹夫妇的邀请，到基辅郊外度假。他爱上了钢琴家夫人季娜伊达。他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和钢琴家。而季娜伊达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对她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在鲍里斯疯狂的追求中（甚至喝酒精自杀），她终于动了心。他们一起去格鲁吉亚等地旅行。鲍里斯为她写了很多情诗，收入诗集《再次诞生》中。1934年他和季娜伊达结婚，而钢琴家奈高兹仍是他们的好朋友。季娜伊达一直陪伴鲍里斯到他生命的终点。
1934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由高尔基主持，帕斯捷尔纳克参加了，并选为理事。布哈林在报告中把帕斯捷尔纳克称为大诗人，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他当时的情绪处于低谷，一路上没精打采。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是由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作翻译。马尔罗宣称：“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
他在巴黎只停留了十天。在十三年的通信后，他终于见到了茨维塔耶娃。两个诗人的景况完全不同，一个在国内惶惶不可终日，另一个在海外借债度日，彼此根本无法沟通。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国内的真实情况，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能说什么呢？他只好悄悄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茨维塔耶娃并没有领悟那弦外之音。
本打算回去的路上看望住在慕尼黑的父母，但担心他们看到自己这副落魄的样子，最后途经英国乘船返回苏联。为此，茨维塔耶娃非常生气，她在信中写道：“乘火车从母亲身边经过，让老人白白等了十二年，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就是杀死我，我也想不通。让母亲别等了——她也想不通。这事已超过我理解的极限，人的极限。在这方面，我与你恰恰相反：我会背上火车去和她见上一面……”鲍里斯再也没见到父母，为此抱憾终生。
若二十年代会因持不同政见而受苦，到了三十年代即使不关心政治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反抗。鲍里斯面临巨大的困境：在评论家把他捧上了天的同时，想把他塑造成符合他们需要的诗人。鲍里斯担心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他取而代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官方诗人。在1953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描述了当时的痛苦：“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九岁，马雅可夫斯基还没被神化，他们吹捧我，送我去国外旅行，我只要写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他们都会出版；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病痛，我一直苦于挣脱，就像中了邪的童话英雄一样。”
由于被公认为俄国的大诗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种特权，他得以利用这一特权营救他的同行们。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因一首讽刺斯大林的反诗被捕。鲍里斯听说后马上去找布哈林。几天后斯大林突然打电话找他，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因为用的是公用电话，斯大林跟他通话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他开始受到种种特殊的礼遇，比如，他请别的作家吃饭，作家协会乐于为他买单。由于他的干预，曼德尔施塔姆从轻发落，被判为三年流放。
据说斯大林另给鲍里斯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写诗，想听听他的意见。鲍里斯收到诗稿后，一眼就看出那是斯大林自己写的。过了几天，斯大林又来电话询问。鲍里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请转告你的朋友，以后最好别再写诗了。”他为此吓出一身冷汗。
鲍里斯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1924年冬天。斯大林召集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三个诗人，询问关于把诗歌从格鲁吉亚文（斯大林的母语）翻成俄文的问题。这是的里斯唯一．一次与斯大林面对面。他在晚年回忆时描述道：斯大林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螃蟹般的侏儒，有一张黄色麻脸和翘起来的唇须。”而就在那一时期，他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歌。
1937年“大清洗”拉开序幕，布哈林被捕并被处决，鲍里斯的不少同行也相继消失。有一天，几个军人来到他家，让他在一份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的公开信上签名，被他严词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但儿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作家签名信中，居然有他的名字。他冲到作家协会去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尸后来在即将分娩的妻子的恳求下，他只好放弃追查。
1938年新年之夜钟声刚敲过，季娜伊达生下了鲍里斯的第二个儿子。
1939年，在流亡多年后，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返回祖国，和先她一步回来的丈夫女儿团聚。但丈夫和女儿不久就在大清洗中被捕失踪了。鲍里斯想尽办法帮她找住处找工作，并安排她和阿赫马托娃见面，使这两位伟大的俄国女诗人第一次相遇。1941年夏天，德国军队入侵苏联，战争爆发后不久，茨维塔耶娃被疏散到遥远的内地，鲍里斯赶到莫斯科河码头为她送行。1941年8月30日，茨维塔耶娃上吊自杀。鲍里斯得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他非常内疚，责怪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帮助她。
十
哈姆雷特喧哗静寂。我走上前台：身体靠着一根柱子。通过遥远的回声，我把那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聆听。在头顶数千架望远镜里，夜晚的昏暗已经向我汇聚。如果你允许，父亲，我请求你把此杯从我手中移去。我热爱你的布局，如此稳妥，固执，我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然而现在，这儿是另一出戏，此刻，我恳求你请把我忘记。
可是，预设的情节在继续，我无法改变那命定的道路。我很孤单，伪善把这个世界充满，活在生命里绝非简单易事。
（张昕译）
哈姆雷特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
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
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朦胧的夜色正向我对准，
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
假若天上的父还肯宽容，
请从身边移去苦酒一樽。
我赞赏你那执拗的打算，
装扮这个角色可以应承。
但如今已经变换了剧情，
这一次我却是碍难从命。
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
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
虚情假意使我自怜自叹，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1946年
（张秉衡译）
哈姆雷特 语静声息。我走上舞台。 依着那打开的门 我试图探测回声中 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 夜色和一千个望远镜 正在对准我。 上帝，天父，可能的话， 从我这儿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