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
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
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
人都是好人。（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
国形象》第48页）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1941年3月12日，在波士顿中国学院午餐会上的演讲）《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前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以上引文均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72页）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于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爿：率先捐款，还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门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卢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七十三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消息而激动。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刘美国现在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虽不是传教士，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二十年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同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和父母还是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
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
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
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
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
“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
国应该提供为期十年的200亿美元的
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
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
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
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
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
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
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
“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
明显迹象证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
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期
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
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
展。当我在耶鲁念书时，学校里只有
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
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
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
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二
十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
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
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
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国
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四十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七十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四十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九十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
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
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
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
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
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
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活到
看到《时代》对中国对毛的否定的报
道，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
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
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
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
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第292页）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专栏以后陆续写出的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文章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现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二十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一百年该如何走过？且留给二十二世纪的解说。
写于2004年9…10月，北京
美 丽
张贤亮
缘 起
2004年11月8闩夜十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大批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于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她说《收获》策划了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约我写一篇。我说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还是写“文革”吧。我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
“文革”闹了卜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没有人人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通统关在一起，每天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厂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卜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上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巳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氏见识的是，只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