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铜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居然顽强地没有退出它的流通领域，甚至清朝年号已经到了雍正时期，它还在履行着它货币上的坚挺姿态。理由是，此时国内铜产量极低，少数几个边远产铜省份，由于路途艰阻，迢遥不便，产品难以运抵京师，这就导致铸币量锐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只好东墙西补，聊胜于无，使得顺治、康熙年间的大量旧币也参与流通。此外，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若寻：年前由于制钱含铜量太高，加之制钱铸造量太大，导致市场银钱兑换率的比价低，也就是说，形式大于了内容，铜的价格大于铜钱本身，使得民间大量收购铜板，熔化取铜，然后再制成铜器铜皿等出卖。这是铜板匮乏的一个原因。而今，铜板的匮乏和铜矿的稀缺，导致市场银钱兑换率的比价增高，民间反过来开始熔化铜制品，私铸铜钱出卖。这是世界货币史，亡属于中国货币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那枚铜板，就是在这种戏剧般的变幻下，鱼目混珠，九死一生而复出的。
1735年，一个无名的商贾在返乡途中，将这枚铜板千里迢迢带到辽阳。这也是这枚铜板自诞生以来，头一次离开京城而来到异乡。在那时，人们出行携带大量铜钱极为沉重利不便，除极少数量之外，一般都到当地钱庄兑成银票。
这一年，在辽阳共有三百十八人得到它并把它花出去。
1736年，这枚铜板来到了同属奉天省的庄河。这一年，它经过了七—卜四个人的手指的抚摸并流窜出去。
1737年至1742年，这五年间，这枚铜板遭受了它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流通停滞期。原因是它来到了一个吝啬的乡绅手里，这个乡绅把它同上万枚的铜板挤在一起，藏在黑暗的陶罐中。
1743年，乡绅病故，他的所有遗产被儿子们挥霍一空。同年，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再……，次把那枚铜板携人京城。
1744年，有四百二十一个人在京城得到并花过它。此时的情形对这枚铜板来说，显得越来越不妙。朝廷的旧币流通禁令已经颁布多年了，大海再深，耐不住鱼网越收越紧，这枚铜板在民间的流通寿命指日可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着它，惟恐它在自己的手中丧失了生命。这可以看成是人们善良而不忍杀生的另一个表现。
1745年旧历的年夜，这枚铜板来到一个叫傅已成的钱庄老板手上。老板深谙这个道理，水消失于水中，风消失于风中，要想将这枚铜板在自己眼前消失，当然要让它重新混迹于它的同类当中。
凌晨，傅已成从城西车公庄和三塔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走出来。他用那枚铜板找了一个叫青苹的歌妓陪了他半宿。那枚铜板落人青苹床头的瓷钵里跳荡滚动的声音，叮叮哨哨的毫不逊色，仿佛青苹银子般清脆的笑声。
人世间仿佛是上帝做过的一个梦。至此，这枚铜板遭遇了它所无法回避的迷咒般的尴尬命运。多少年前，一个讲苏州评话的艺人因为这枚铜板被对方砍伤了胳膊，如今，他的曾孙无意中用它得到的恰恰是对方曾孙女的身体，如果这不算轮回和报应，那么上帝为什么首肯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像时光是有刻度的一样，命运也有它迟早的刻度。这枚铜板，注定要像“击鼓传花”这种游戏一样，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个人手里，暂停它的呼吸。
这一年应该是1746年。174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一座名叫普林斯顿的大学开始成立。同年，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滋得以出版他的《宗教情操真伪辨》；在法国，卢梭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在英国，一个名叫詹姆斯·库克的杂货店学徒少年，因为与生俱来地喜欢闻到海水的咸味，听到鸥鸟的鸣叫，热衷让海风拍打他的面颊，来到了著名的沃克兄弟船公司当了学徒。后来他曾在荷兰人发现了澳大利亚之后，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第二大岛，他还护送过科学家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观察金星的情况，他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和海军上校；在中国，一个叫金昆的清朝宫廷画家奉命开始画皇帝《大阅图》，却不料将象征满族势力的八旗画错了，更糟糕的是他企图加以掩饰。乾隆知道后，十分恼怒，责令怡亲王允祥和内大臣海望将他治罪。这一年，清朝文学家洪亮吉出生。在西北的乎凉，连续三天发生轻微地震。在普洱，一颗硕大的流星呈波浪线状悄悄滑落……
同样是1746年，在京郊某一条羊群刚刚走过的小路上，一个放牧人拾到了一枚铜板。他把它略微打量了一下，知道这是一枚超过流通期限的无用的铜板，就把它再一次丢到地面，只不过比拾到的位置移动了几米而已。
时间迟缓而快速地走过了一百六十年。我说“时间……走过”这两个字眼，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一对矛盾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时间”是“流动”的代名词，而科学家坚持认为时间其实是静止和凝固的。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心理时间，一个是物理时间。时间的定义竟然存在两种（甚至多种），那么时间还准确地存在着吗？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玻尔兹曼给一切形而上学起了个诨名，叫“人脑中的偏头痛”。我的另一面头已经够痛的了，再说，古往今来许多把一生时间都用在研究时间问题上的科学家，牛顿、玻尔兹曼、艾伦菲斯特……最后都以自杀而告终。我不想做一个觊觎和研究时间的什么科学家，所以我还是小心地躲开这个话题为妙。
一百六十年后，也就是1906年，6月，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正在京郊锄地的农人，他手里的锄头忽然在松软的土地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声响。一枚铜板滚到他脚前。他拾起来拂去上面的泥土，仔细地端详着。铜板的正面铸着隶书，是“顺治通宝”四个字，背面是满文。他闻到了一股像土地一样久远的气息。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把它揣进了衣兜里。那一刻他并不知道，他这是在耕作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季庄稼。
这个人因伤寒死于这一年的冬天。由于下面的原因，我无法说出他的名字。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是从京城来此隐居。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人物，在十九世纪末叶，他在政治上的影响不逊于后来的邹容，而文学上的造诣，当同比他稍早一些的文廷式抗衡。他在临死的时候，购买和搜罗回自己所有出版及未出版的著作，统统销毁。同时，他看透并厌恶了那种生前势不两立、死后惺惺相惜的小人的嘴脸，为防止谬托知己、谬种流传的现象出现，他早早立下了遗嘱，严禁任何人（包括所谓朋友）在他死后撰写有关他的什么悼词、纪念文章、回忆录等等。时间（又是时间！）横亘了一切，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今天几乎无以更多地了解他了。这是他的成功。
他死后在他生前耕作过的那片土地里人葬。我知道在中国乡间一直存在这种迷信，人死后是要在他的嘴里放上一枚铜板或硬币的，好在阴间的鬼门关贿赂小鬼。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卡隆特，那是地狱冥湖上运送亡灵的摆渡人，他专门收取死者家属为死者放在嘴里的钱币来作为摆渡费的。眼下正是如此，这个不知名的名人，他的家人把他拾到的那枚铜板，含在他的嘴里，一同埋人地下。
这枚铜板再次重见天日是1936年，西安事变的那一年。只不过不是发生在冬天而是夏天。一个三流的盗墓贼在墓室里偷走了几个古董并失手碰碎了一只瓷瓶后，顺手揣走了它。盗墓贼在地面上的阳光—卜打量着，这枚铜板的正面不知什么时候增加了一道细小而触目的口凹痕，当然，那不是死者的牙齿咬啮所致，而足来自他生前使用过的某一只锄头的磕碰。
接厂来我几乎无力继续说出这枚铜板的下落。我相信世间有许多事情是神秘的，断裂的，它们不屑将真相向人类和盘托出。甚至，我们所浸淫的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只有虚无。那枚铜板，我知道，就眼下来说，也许是个例外。因为我相信它。我相信这个圆形的精灵，它在冥冥之中一直存在。
1971年夏季，在东北的鞍山市，东风小学 三年级学生周向丽正在放学路上踢毽子玩。在 放学路上踢毽子，这不是一件值得倡导的游戏 方式。因为过往的车辆太多。三年级小学生周 向丽事后回忆，她的过错不在于踢了毽子，也不 在于是放学路上——因为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胡 同。她的过错在于，她不该在那里遇见了同班 同学徐玲。
徐玲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女孩。此外，她剩 下的唯一缺点是不够讲卫生。她的头发总像是 在稻草堆里玩过捉迷藏后钻出来的样子。一般 来讲，周向丽不爱搭理她。眼下也是，周向丽正 在边走边踢毽子，斜肩挎带的书包在她的后屁 股一扑一打，徐玲主动回头给她数数，周向丽也 没有同她说一句话。
“一百零六、一百零七……”数到第一百零 八的时候，徐玲忍不住走上前大声对周向丽说， “周向丽，你能不能把毽子借我玩一玩咧？”
周向丽一分心，毽子掉了。不然她能踢到 三百个不成问题。周向丽看了徐玲一眼，说： “借你玩？凭什么啊？”
“就借我玩一玩呗！”徐玲说。徐玲没有毽 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会扎鸡毛毽子，而徐 玲不会。我说过，她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女孩。
“不行。”周向丽说。
“我用钱买还不行吗？”徐玲说。
“什么？”周向丽问。
徐玲从兜里掏出一枚一分钱硬币。她自我觉得这个举动是不够文明的，有点难为十占。倒不是因为她耻于做交易，而实在是因为——钱太少了。她本来是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劲头的。可是，她看到了周向丽眼睛咀的一丝光芒，周向丽问她：
“还有吗？”
“没……没有了。”徐玲紧张地摇摇头。就是因为真的没有了，她才紧张。这一分钱，是她昨天买橡皮找零回来的。
“行……”周向丽声音很小，她的脸红了一下，似乎比徐玲还要难为情。1971年，三年级小学生周向丽在记忆中，她的童年从不缺少玩具，那都是简易的自制玩具，跳房子的布瓦，手掌上翻出各种花样的塑料线，毽子，等等。比如这只毽子，那不过是用一个随处可见的老旧的铜板和相同大小的皮革做底垫，绑上几根鸡毛而已。她的精神不缺少游戏来贯充，然而，在1971年，她的胃肠却缺少某种东西的贯充。她太渴望能吃到一支冰棍了。那种凉冰冰的、甜甜的、贴着薄薄蜡纸的、五分钱一支的冰棍。她记得家里装药品的抽屉里遗落了两枚二分钱硬币，凑上这意外得到的一分钱，她立刻就可以结束三周没吃到一根冰棍的历史了。
对全家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在收购站 …上班辛苦挣钱的周向丽来说，这段等待的历史 是太漫长了。
周向丽接过了那一分钱。徐玲取走厂呆在 地上的那只毽子。徐玲临走的时候好奇地问周 向丽：“这个大钱（铜板）上面写的什么？”
“顺治通宝，”周向丽说，“奶奶告诉我的。 我爸爸单位这种大钱有的是，听人人说这是属 于‘四旧’的东西，淮都不稀罕要。”
“哦，”徐玲说。她不知道什么“孙子通饱”， 谁是“四舅”。她又看了那里一眼，“这上面碰了 一道印儿。”
“没关系。”周向丽说，想着即将吃到的冰 棍，她的心里莫名的欢愉。“有印儿不要紧，‘四 旧’的东西，就该用脚踢它。”
周向丽心里想，爸爸单位旮兄里的废铜钱 足有好几麻袋呢，家里往年积攒的鸡毛铺起来 也有一寸厚。扎一只新鸡毛毽对她来说，容易得不就跟踢毽子是一样轻松的事吗？
回到家周向丽才发现，她的冰棍还是吃不成。散落在药品抽屉里的硬币，原来只有一枚二分钱，一枚一分钱，加上她得来的这枚，才不过是四分钱。
她不敢张口向妈妈再要一分钱凑齐。那样的后果很可能是，妈妈连药品抽屉里的三分钱也一起没收。
周向丽拿着这四分钱走在街上。鞍山是一个在旧时代被日本人占领过的城市，这座城市至今还保留着日本风格的有轨电车。当一辆有轨电车在城市的铁道上嘎嘎驶过的时候，寂寞闪亮的铁轨突然启发了周向丽的思维。她记得听一个同学的哥哥跟同伴们无意中说过，把一分钱放到铁轨里让电车轧，它就会变得像二分钱一样大，然后拿到银行，可以换出一枚真正的二分钱。
1971年，小学三年级学生周向丽平生第一
次，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我猜想她此时这么做，已经不全然是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在诱惑她，而更多是这种未曾明了的游戏方式在怂恿她。她在下一次电车来到之前，把那枚一分钱放人铁轨里。事实是，她成功了。电车过后，那枚一分硬币变成了单薄的、扩大的、模糊的铝质圆片儿。她把它拿到一家储蓄所，告诉营业员，她是在买酱油的路上不小心将二分钱掉人铁轨里的，捡出后变成了这个模样。营业员一边告诫她以后要注意爱护使用人民币，一边给她兑换了一枚崭新的二分钱。
周向丽如愿以偿地吃到了那根冰棍。只不过，在临吃完最后一口时，她忽然感到嘴里有一丝苦涩。奶奶说过冰棍里面兑着卤水，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周向丽不知道，就在她拿到营业员兑换的二分钱，神情慌张地跑回家还没来得及去买那支五分钱冰棍的时候，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重新鉴别出，她们收到的是一枚一分钱硬币。事后，她们就此事向领导做了反映。最后，大家形成的一致意见是，一分钱虽然事不大，但使小朋友滋长了弄虚作假的思想却是大事情。大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而应该看到这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顺利接班的大事情。
大家决定去寻找这个不知名的小学生。然而，鞍山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呢？她们凭着对这个小学生相貌的一点了解，一条条街道，一处处学校寻找，一连找了两天毫无线索。这时，有的工作人员打退堂鼓了，不想找了，其他工作人员及时做了工作，统一了思想，她们认真温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军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那么，她们也不是为找人而找人，而是为了向广大学生、家长、群众和社会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和他们讨论如何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大问题。她们的寻找过程应该像长征一样，“是播种机，是宣传队”。
东风小学三年级学生周向丽明显感受到了她们释放出的巨大威力。这两天，她惶惶不可终日。现在，革命委员会机关、工厂、街道居委会和别的十多所学校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每天的广播喇叭也在放，听说她们已经走访了八九千人，很快就要来到东风小学。那时候，全市所有的人，不，最要命的是全班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她因为嘴馋，做出这么丢人的事！她连续两天做了噩梦，有一天上课时，学校领导来例行检查，她竟然吓得小便失禁。她感觉空气像墙一样令她窒息。
第四天，储蓄所的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她们要找的人——周向丽，只不过，小学三年级的女学生周向丽不用她们教导，再也不会做错任何事情了。她喝了家里奶奶准备点豆腐的卤水，永远醒不来了。
只是，周向丽不知道，她给同学徐玲的毽子，上面那枚铜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