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的一封信
妈妈：
上个月你写来的五封信，我都收到了。我没有生病，也没有出事。白天太忙，夜里上床的时候，才看到床头边堆着你的来信，可是又累得不想动笔了，所以就这么一天又一天的拖了下来。以后你没接到我的信，千万不要瞎着急。你信上说最近常失眠，血压又高到了一百八十度，这还不是东想西想弄出来的？你一个人在台北，要小心保重，弄出了毛病来，我又不能回去照顾你，岂不是给我在国外增添烦恼吗？既然你现在为我担心担得这样苦，当初又何必借得一身债送我出国来呢？其实我已经二十五岁了，难道还不懂得照顾自己吗？妈妈，你的心都是白操了。
信里这张五百块的支票，其中三百块马上拿去还给舅妈，加上上次我寄回去的五百元，我们总算是把债还清了。剩下的两百块，是我寄给你零用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给你，我要你花得痛痛快快的，不要疼惜我赚的钱，舍不得花在你自己身上。妈妈，你从前常怨命，没有生个儿子，老来怕无人奉养，其实你瞧，女儿能赚钱，还不是一样？我老实告诉你，妈妈，很小的时候，我就存了心要赚钱给你用了。有一次在台北，你带我到舅妈家去，我那时才十岁，那天好像是舅妈生日，她那些官太太朋友都来了，你们打麻将，你那天输得很厉害，我一直在旁边偷看你，你的脸都急红了，结账时，你悄悄向舅妈借钱，我看见你在舅妈面前低声下气的样子，难过得直想哭，那时我不肯谅解你，我想我们家境既然衰落了，比不过人家，你为什么还要常到舅妈家去，和她那些阔朋友应酬，打大牌？爹爹在时，官做得比舅舅还大，你从前也是个高高贵贵的官夫人，为什么要自贬身份，到舅妈家去受罪呢？那时我只怨你虚荣，没有志气，出国后，这几年来，我才渐渐的体谅到你的心境。你不到舅妈家，又叫你到哪里去呢？你从前在上海是过惯了好日子的，我也知道，你对那段好日子，始终未能忘情，大概只有在舅妈家——她家的排场，她家的京戏和麻将，她家来往的那些人物——你才能够暂时忘忧，回到从前的日子里去。
有一天，几个朋友载我到纽约近郊Westchester一个阔人住宅区去玩。我走过一幢花园别墅时，突然站住了脚，那是一幢很华丽的楼房，花园非常大，园里有一个白铁花棚，棚架上爬满了葡萄。园门敞开着，我竟忘情的走了进去，踱到了那个花棚下面。棚架上垂着一串串碧绿的葡萄子，非常可爱。我一个人在棚子下面一张石凳上坐着，竟出了半天的神，直到那家的一头大牧羊犬跑来嗅我，才把我吓了出来，当时我直纳闷，为什么那幢别墅竟那样使我着迷。回到家中，我才猛然想起，妈妈，你还记得我们上海霞飞路那幢法国房子，花园里不也有一个葡萄藤的花棚吗？小时候我最爱爬到那个棚架上去摘葡萄了。有一次我还记得给蜜蜂叮了一嘴，把鼻子都叮肿了，我那时才几岁？五岁？你看，妈妈，连我对从前的日子，尚且会迷恋，又何况你呢？所以，妈妈，说真话，现在我倒巴不得望你常到舅妈家去——这也是我一个私心：我知道，你只要在舅妈家玩，就会开心，而且有了病痛，舅妈他们也会照顾你，那样，便少了我一件牵挂。
其实你挂来挂去，还不是担心我一个人在纽约过得不习惯，不开心。怎么会呢？人人都说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在纽约住了这几年，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城市，我一向是喜爱大城市的，哪个大城有纽约这样多的人，这样多的高楼大厦呢？戴着太阳眼镜在Times
Square的人潮中，让大家推起走的时候，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楼，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只有一点丁儿那么大了。淹没在这个成千万人的大城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最多有时有些美国人把我错当成日本姑娘，我便笑而不答，懒得否认，于是他们便认为我是个捉摸不透的东方神秘女郎了，妈妈，你说好笑不好笑？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老实告诉你，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
我现在开始做全天的事情，不去上学了。妈妈，你听到这个话，不必吃惊，也不用难过。我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从小我便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你送我出国，告诉别人是来留学，其实还不是要我来这里找一个丈夫？那是一般女孩子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在纽约大学受了这两年的洋罪，我想通了，美国既是年轻人的天堂，我为什么不趁着还年轻，在天堂里好好享一阵乐呢？我很喜欢目前在酒馆里的工作，因为钱多。在这里，赚钱是人生的大目的。我能自食其力，颇感自豪，妈妈，你也应该引以为荣才是。至于找丈夫呢，我觉得你实在不必过虑。我长得并不丑，相信至少还有好几年，可以打动男人的心，上次你把我的地址电话给了吴伯伯的儿子，叫他来找我。这种事我劝你以后绝对不要再做。你这样替我找来的人，哪怕好得上天，我也不会要的。而且以后你写信，不必再提到司徒英。我和他的事情，老早已成过去。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就是怕你知道了，乱给我介绍别人，一年前司徒英从波士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学校医院里生病时，一时冲动，和一个美国护士发生了关系。他问我能不能原谅他，要是我肯原谅他，他便马上来纽约和我结婚，我说不能，他便和那护士结了婚。妈妈，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对那种事情看得很认真的，何况司徒英又是我在大学里头一个要好的男孩子呢？不过初恋那种玩意儿就像出天花一样，出过一次，一辈子再也不会发了。现在没了感情的烦恼，我反而感到一身轻，过得优哉游哉。所以，妈妈，你实在不必替我瞎操心。想嫁的时候，我自己自然会去找。等到我实在老得没有人要了，那么再请你替我去捉一个女婿好了。
请你相信我，妈妈，我现在在纽约过得实在很开心。上礼拜我才上衔去买了一件一百八十块钱的冬大衣，翠绿驼绒，毛翻领子的，又轻又暖。妈妈，你没看见，晚上我穿着新大衣在街上荡的时候，一付Young
Lady的得意劲儿，才是叫你好笑呢。
圣诞节快到了，纽约这几天大雪，冷得不得了。这是惟一使我不喜欢纽约的地方，冬天太长，满地的雪泥，走出去，把脚都玷污了。祝你
圣诞快乐
儿凤仪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甘日
又：以后不必再寄中国罐头来给我，我已经不做中国饭了，太麻烦。
Lower EAST SIDE，NEW YOUR
夜渐深的时分，纽约的风雪愈来愈大。在St·Mark’s
Plaza的上空，那些密密麻麻的霓虹灯光，让纷纷落下的雪花，织成了一张七彩晶艳的珠网，黄凤仪从计程车里跳了出来，两手护住头，便钻进了第六街Rendezvous的地下室里去。里面早挤满了人，玫瑰色的灯光中，散满了乳白的烟色，钢琴旁边，立着一个穿了一身铁甲般银亮长裙的黑女人，正在直着脖子，酸楚急切的喊唱着：Rescue
Me！黄凤仪把她身上那件翠绿大衣卸了下来，交给衣帽间，便挤到酒吧台的一张圆凳上坐了下来。
“乔治，给我点根火，”黄凤仪朝着一个穿了红背心，系着黑领花的年青酒保弹了一下手指说道，她从一只金色的烟盒中，抽出了一根Pall Mall，塞到嘴里去。
“嗨，”年青的酒保一行替黄风仪点上烟，一行向她打招呼道，“芭芭拉找了你老半天了。”
“是吗？”黄凤仪漫声应道，她深深的吸了一口烟，随手便把香烟搁到烟碟上，从皮包里掏出一只粉盒，弹开了盖子，对着镜子端详起来。她穿了一件短袖亮黑的紧身缎子旗袍，领头上，锁着一枚指拇大殷红的珊瑚梅花扣，一头的乌发，从中分开，披到肩上来。黄凤仪使劲霎了几下她那双粗黑的假睫毛。把假睫毛上的雪珠子抖掉。
“我的乖乖，你可把我等坏了！”一个十分肥大的女人走到黄凤仪背后，一把搂住了她的腰，在她脸上狠狠的亲了一个响吻，肥女人穿了一件粉红的长裙晚礼服，头上耸着一顶高大的浅紫色假发。
“外面那么大的雪，你没看见吗？”黄风仪并没有回头去便答道，她正擎着一管口红在描嘴唇。
“乖乖，今晚是周末呢，你不该错过。好货都让那些娃娃钓走啦。”那个肥大的女人双手环搂住黄凤仪的腰，凑近她的耳根下咕哝道，“不过，宝贝，莫着急，我拣了个最肥的留着给你今晚受用呢。”
“算了吧，芭芭拉，”黄凤仪摔开芭芭拉的手，回头嗔道，“上次不知你从什么洞里给我拉来那个狗娘养的——”
“我把你这个小没良心，”芭芭拉拧了一下黄凤仪的面腮，嘎着声音笑了起来，“谁教你连没长毛的小狗儿也拉进屋里去？我不是跟你说过？老的好，四五十岁的‘糖爹爹’最甜！你等着瞧，你等着瞧。”
说着芭芭拉便离开了酒吧台，不一会，引着一位中年男人走到黄风仪的跟前来。那个中年男人，身材硕大，穿着得十分讲究，深蓝的西装胸袋口上，露着一角白点子的绿绢，巨大的手掌小指上戴一只蓝宝珠子的方金戒指，一头银白的头发，把他肥胖的面腮衬得血红。
“老爷，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蒙古公主了。”芭芭拉指着黄凤仪介绍道。
“哈啰，公主。”中年男人颔首笑道。
“怎么样，老爷，不替我们公主买杯酒吗？”芭芭拉向那个中年男人挤了一下媚眼。
“你喜欢喝什么呢，公主？”中年男人朝着黄凤仪很感兴味的上下打量起来。
“血腥玛丽。”黄凤仪说道。
芭芭拉和那个中年男人一齐放声呵呵大笑起来。
“难道你不怕血吗？”中年男人凑上前一步调侃道。
“我就是个吸血鬼。”黄凤仪说。
芭芭拉笑得大喘起来，那个中年男人也笑得呛住了，他掩住了嘴，哑咳着说道：
“世界上有这样美的吸血鬼吗——”
“乔治。”芭芭拉用手帕向酒保招挥道，“替我们公主调杯‘血腥玛丽’，给这位老爷一杯威士忌，不掺水的。”
“来了，老板娘，”酒保应道，很快的配了两杯酒来。中年男人将那杯“血腥玛丽”递到黄风仪的手上，自己擎着一杯威士忌对黄凤仪说道：
“公主，容我向你致最高敬意。”他喝了一口酒，便执起了黄凤仪的一只手，在她手背上轻轻的吻了一下，黄凤仪仰起了头，下巴扬起，微闭着眼睛，将那杯血浆一般红艳的酒液，徐徐的灌进了嘴里去，于是芭芭拉便在旁边鼓掌喝起彩来。
酒吧快打烊的时候，中年男人坐在黄凤仪身边，把他那张喝得红亮的胖脸凑到她面上去。
“公主——”他乜斜了醉眼含糊的叫道，然后和她咬着耳朵咕哝起来。黄凤仪一把将中年男人推开，她歪斜了头瞅着他，突然，她娇笑了起来嗔着他道：
“你急什么？老蜜糖！”
一九六九年三月《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
芝加哥之死
吴汉魂，中国人，卅二岁，文学博士，一九六○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大学毕业——
吴汉魂参加完毕业典礼，回到公寓，心里颠来倒去的念着自己的履历。愈念，吴汉魂愈觉得迷惘。工作申请书上要他写自传，他起了这么一个头，再也接不下去了。吴汉魂扎实的瞅了一阵在打字机上搁了三四天的自传书，那廿来个黑字，突然蠢蠢移动起来，像堆黑蚁，在搬运虫尸，吴汉魂赶忙闭上眼睛，一阵冷汗，从他额上冒了出来。
吴汉魂来到美国六年，在芝大念了两年硕士，四年博士。最初几年，没有奖学金，吴汉魂在城中区南克拉克街一间廿层楼的老公寓租了一间地下室。这种地下室通常租给穷学生或者潦倒的单身汉住。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租钱只有普通住房三分之一。每天下午四时至七时，吴汉魂到街口一家叫王詹姆的中国洗衣店帮人送衣服，送一袋得两毛半，一天可得三块多。到了周末，吴汉魂就到城中南京饭店去洗碟子，一个钟点一块半，凑拢，勉强付清膳宿学杂费。因为工作紧凑，对于时间利用，吴汉魂已训练到分厘不差，七时到七时半吃晚饭，吴汉魂便开始伏案自修，一点。两点，三点一直念到深夜里去。
吴汉魂住的这问地下室，窗子正贴近人行道，窗口一半伸出道上。夏天傍晚，邻近的黑人及波多黎各人都拥到公寓外面的石阶上纳凉，半夜三更，有些还倚在石栏上，哼着梦呓似的小调。起初，吴汉魂听到窗外喧哗，总不免要分神，抬头看看，尘垢满布的玻璃窗上，时常人影憧憧。后来吴汉魂每逢看书，就抱着头，用手把耳朵塞住。听不见声音，他就觉得他那间地下室，与世隔离了一般。冬天好得多。大雪来临，人行道上积雪厚达一两尺，把他们的窗户，完全封盖起来。躲在大雪下面，吴汉魂像爱斯基摩人似的，很有安全感。
吴汉魂攻读博士时，得到部分奖学金。他辞去了工作，却没搬出他那间地下室，几年工夫，房间塞满了书籍杂物，搬运麻烦。每月从房租省下来的廿来块钱，吴汉魂就寄回台北给他母亲。他临走时，他母亲贴紧他耳朵，颤抖的对他说：
“趁我还在时，回来看我一趟。三四年不要紧，一定要回来。”
每次他母亲来信，问起他几时得到学位，他总回答说还有一年，然后把积下来的钱，买成汇票，封到信里去。
在他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有一晚，他突然接到舅舅急电，上面写着：“令堂仙逝，节哀自重。”他捧着那封黄色的电报，发了半天愣，然后把它搓成一团纸球，塞到抽屉的角落里。他书桌上正摊着《艾略特全集》，他坐下来，翻到《荒原》，低头默诵下去：
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使死寂的土原爆放出丁香，
掺杂着记忆与欲念，
以春雨撩拨那萎顿的树根。
冬天替我们保温，
把大地盖上一层令人忘忧的白雪——
街上在溶雪，雪水浙浙沥沥流到他窗上，把窗玻璃溅满了淤泥。他强睁着红丝满布的倦眼，一句一句念着艾氏全集。煤气炉上熬着热浓的咖啡，咖啡壶噗通噗通的沸腾着。
在考试期间，吴汉魂每天都念到牛奶车戛然停到他窗前的时分。从叶慈，霍金斯，一直读到英国第一首史诗——比沃夫，跟英国七八百年来那一大串文人的幽灵，苦苦搏斗了月余。考试前一天，他又接到他舅舅一封信，他没有拆开，就一并塞到抽屉里去。考完试后，吴汉魂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他舅舅的信上说，他母亲因肾脏流血，不治身亡。因为他在考试，他母亲不准通知他，免他分心。他母亲临终昏迷，没有留下遗言。吴汉魂展开那张搓成纸团的电报，放在信边，看看信又看看电报，然后一并塞到火炉中烧掉。那晚他发了高烧，整夜做着恶梦。他梦见他母亲的尸体赤裸裸的躺在棺材盖上，雪白的尸身，没有一丝血色。当他走向前时，他母亲突然睁开老大的眼睛，呆呆的看着他。她的嘴角一直抖动着，似乎想跟他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来。他奔到他母亲面前，用手猛推他母亲的尸体，尸体又凉又重，像冰冻的一般，他用尽力气，把尸体推落到棺材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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