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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萧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门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仁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燕赵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萧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萧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乃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癫，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漠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呎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笑。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的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中，三个人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唏嘘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须，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萧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接过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她笑着说道。
“上了点年纪，你倒反而神气了，振铎。”吕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铎替吕芳将大衣挂到壁橱里，然后去把咖啡倒进了银壶，替吕芳斟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浓香四溢起来。
“你喜欢黑咖啡，我熬得特别浓。”吴振铎弯下身去，把银杯搁在银碟里，双手捧了给吕芳。
“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吕芳抬起头来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么加些牛奶跟糖好么？”吴振铎夹了两块糖放到吕芳的咖啡里，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吕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吕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么也没有说。”
吕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嚼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么？”
“什么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还了得！”吕芳呵呵笑了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了！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我跟她已经分开了。”
“哦！是几时的事？”
“两年了，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朱丽亚的呢！不过，她的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萧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萧邦让你敲坏啦！’”
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啰，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未。”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
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锋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就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有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