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嫂”——她听到门外有急切的声音在叫她了，福生嫂好像身上着了火一般，酒
精在她胃里愈烧愈急。她伏在地上，抖瑟瑟的满地摸索着，她要找她那把钥匙。“二嫂
——二嫂——”门外一声一声叫着，福生嫂急得全身都被汗浸得透湿，她匍匐拼命乱找，
房中太暗，福生嫂又爬不起来开灯，她的两条腿好像中了风似的，连不听指挥，“哦，
等等吧，等等吧！”福生嫂急得要喊出来，可是她的喉咙被烧得嘶哑了，嘴唇也烧裂了
缝，咸血流进了嘴里，她叫不出声音，她的舌头也在发抖。
隆隆隆隆——
隆隆隆隆——
雷声一阵响过一阵了，当福生嫂还在地板上爬着摸索的时候，门外的脚步声又响了
起来。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雷声中，福生嫂无力地摇了几下门上的引手，忽然心内一
空，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一身瘫软到地板上去，一阵酒意涌了上来，福生嫂觉得屋
顶已经压到她头上来了。
这时哗啦一声，大雨泼了下来，打在窗外的芭蕉叶上，“劈哩啪啦”、“壁哩啪
啦”，一阵急似一阵，一阵响过一阵，雨点随着风卷进窗子里来，斜打在福生嫂的身上。
八
第二天福生嫂躺在床上整天没有出房门，晚上马福生回来时，全屋都是暗的，他打
亮了灯，看见福生嫂躺着不动便凑近去问她道。
“怎——怎么了？哪里不——不舒服？”
福生嫂往床里挪了一下，没有出声，她闻到了马福生嘴巴里的臭气，马福生看见她
没有理他，向她靠近些搭讪道：
“该死！昨天是你的好——好日子，我——我又忘了——幸亏英老弟在家，你你—
—们玩得还痛快吧？”
福生嫂又往里面挪了一下，还是没有出声，马福生只得讪讪地跑到厨房里，自己去
找饭吃，他打开锅子，里面空空的。
“我马——马二爷——”马福生一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情时。就会搬出他的梆子腔的，
福生嫂在房里连忙用枕头将耳朵塞住，她的胸口又开始发胀了。
马福生在客堂踱了几转方步，忽然咦的一声跑进房来推着福生嫂道：
“你看，我这位英——英老弟怪不怪？好好地怎怎——么留了张纸条，把行——行
李都搬走了？他说到什么南部朋友家去，最近不回来了，还说什么感谢我们，对——对
不起我们，哈、哈，有什么对——对不起的？真奇怪！”
“喂，我还告诉你一桩奇——奇怪的事情，今天你猜准去办公室看我？是马仔！嘿！
好神气，这这——小子他讲他一个月比我赚的钱还要多呢！他说他——他不要回来看你，
他怕挨不起你的耳光子，哈、哈！”
“喂，我可不管他回不回来，我没饭吃怎——怎么办啊？哦、哦，你不舒服——，
我——我就出去吃好了，吃了再，再去下儿盘棋。”
“好不好？我出去了——”
马福生上前又推了福生嫂一把，福生嫂忽然一个翻身爬起来指着马福生大声喊道：
“滚开！你马上替我滚出去！”
马福生吃了一惊，连忙退几步结结巴巴的嚷道：
“怎——怎么回事啊！”
福生嫂跳下床，撵着马福生尖声喊道：
“滚！滚！滚！”
马福生看见福生嫂两腮绯红，竖起眼睛向他追未，吓得回头拿了一把雨伞三步作两
步赶快逃了出去，口里直嚷道：
“这——这个女人真、真是发了疯了！”
福生嫂看见马福生一跨出大门，随手拿了一只花瓶往门上用力一砸，使劲喊道：
“滚！滚！你们全替我滚出去！”
隆隆隆隆——远处的闷雷声又一阵比一阵密了，福生嫂无力地倒在窗沿上，她好像
受了谁的欺负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
天快要下雨了，窗外的芭蕉叶全都静静地垂着头，一动也不动。
一九五九年十月《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
蓦然回首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惶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言干）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仑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转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到：“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籍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盅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辩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