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女人未必多说谎（）
侍桁（2）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3）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4），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5），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6）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7），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8）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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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2）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3）叔本华（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4）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er，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5）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719—756），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6）“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7）“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8）“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骂杀与捧杀（）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2）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3）。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4），右有徐志摩（5），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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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2）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3）泰戈尔（r。tagre，1861—1941）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4）林长民（1876—1925）福建闽侯人，政客。（5）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古人并不纯厚（）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2）但广州开的耆英会（3），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4）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5）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6），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1），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8）》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9）中的欧阳修（10），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11），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12）的。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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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2）**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1876—1933）。“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3）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4）“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5）“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6）《文选》参看本卷第326页注（9）。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7）《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1209）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8）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9）“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10）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11）《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1738）“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1750）“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12）“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趋时和复古（）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2）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3）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4），是在他跳出鸳蝴派（5），骂倒王敬轩（6），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7）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8）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9）的不止太炎（10）先生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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