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上人头都保不住。
御田锹可不想因为这个惹怒大唐皇帝从而丢掉自己的小命。
于是御田锹废了老大的功夫说服了苏我入鹿，放弃了这个想法。礼物照送，还要送好，但是不能提要求。
要让大唐皇帝高兴，高兴，再高兴，更加的看重重视倭国。
然后循序渐进，用钱财开路，买通大唐的众位高官，等时机差不多了，再朝大唐皇帝提这个要求，然后在被收买的那些高官的支持下一举将新罗的归属权要到手。
御田锹打得算盘武元庆一直到晚宴结束后也没有想明白。
武元庆心大，想不明白御田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不想了，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时候看情况怼回去就行。
反正一直以来他都不习惯和人玩勾心斗角的那一套，信奉的是一力降十会，解决问题向来是简单，粗暴，直接。
御田锹晚宴上送了两件珍宝，显示了一下财力，炫富了一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第二天，他和副使药师惠日兵分两路开始拜见朝中大臣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虽然不少大员在晚宴上很不高兴御田锹送皇帝两件极品珍宝，但那是针对他送的对象是皇帝，皇帝是要区别对待的，等到御田锹登自己门的时候大臣们就高兴的很了。
毕竟有大财主给送东西，谁不喜欢呢。尤其是之前有武元庆这个先例在，听说送了武家价值一万多贯的东西呢，就算送给自己的少点，那几千贯，甚至几百贯总归是有的吧。
反正是送的礼，是一笔横财，不要白不要。
再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发横财可比辛辛苦苦挣俸禄，比开铺子做生意轻松容易的多了。
说倭国人送礼肯定别有所求，有所求怕什么，怕的就是没有求的。当官为了什么，为国为民为江山社稷，为理想抱负？
开什么玩笑，为什么最后还不是为了自己啊，对自己家没好处，为的东西再好也没几个傻子干得好不好。
再说了，倭国人有所求难道就一定要答应吗？
很显然是不一定的。
先把东西收了再说，至于倭国人所求的事情嘛，呵呵，看心情了。
第三百二十一章 这是一次创举（）
中秋后，就在倭国人东家进西家出的忙着送礼拜会各位重臣，公国，郡王亲王的时候，武元庆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也不能说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更准确的说是因为他老爹的缘故，所以武元庆不得不把视线暂时从倭国人身上移开。
中秋节一过，长安城里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很多的外地人到来，一开始是周边的，继而是稍远的地方的，例如陇右，或者晋阳那边的，再往后还会有更多更远的人会到来。
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呢，因为今年四月份，也就是打败突厥，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后，李世民欣喜若狂下，颁布旨意，以后朝廷会举行科举考试，也就是全国统考，每三年考一次，今年则是首届科举考试。
贞观二年的时候，武元庆就给李世民灌输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先进性，以及对遏制世家门阀的重要作用，当时为了让李世民重视算术等在李世民看来是杂学的科目，武元庆还特意告诉李世民学好算学，以后很可能造出飞上天的东西。
虽然后来因为众大臣，尤其是身后有世家门阀背景的大臣们反对，科举考试的议题暂时被搁置，但李世民却是记在了心中，一直心心念不忘。
时不时的就会就这个事情和心腹大臣们商议，说服，经过两年的时间，尤其是挟大胜突厥的威势，李世民终于在四月份颁布了旨意，将科举选官制度彻底的定了下来。
而因为之前的十来年，也就是大唐建立后到现在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太正经的选拔过什么官员，加上大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三生六部的制度更加的完备，需要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导致各地各部门可用的官员短缺，所以以前很多反对的大臣在这次也偃旗息鼓没有再继续反对。
科举考试，李世民基本是按照武元庆给他讲的程序来的，而武元庆对科举考试的了解则大多来自于电视，等地方，讲的也大多是明朝清朝的方法流程。
清朝的科举流程完全是沿袭的明朝，明朝的科举制度则已经达到了最完备的状态。
明朝的科举一共分的四级，第一级是童生试，然后乡试，然后会试，最后是殿试。
一共四级考试，今年四月份开始颁布旨意，然后到了八月份就要求考完前两级，四个月的时间考两级看起来时间是足够了，但是想想这时候的交通情况，走路基本靠走，家世不错的才能骑个马，坐个车什么的，四个月的时间真没多宽裕，甚至是考的太仓促了，不过谁让是第一次没经验呢，仓促就仓促着来吧。
尤其是童生试还是一共分的两级考的，先要经过县试，然后再到州治所考州试，也叫府试，算起来其实是四个月考三级，仓促的不要不要的。
之所以童生试要考两次，是因为李世民已经预见到报名考试的人肯定会很多。谁让他贞观二年的时候就下令各地增建了许多官学，还有不少私学，然后因为印刷术被武元庆发明出来，纸张现在的价格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导致的结果是书籍的价格大降，尤其最开始的时候印刷出来的四书五经，还有九章算术之类的书籍全部是无偿下发给各地学舍的。
学校多了，能用的书籍多了，自然而然就导致这两年上过学读过书的人也多了许多。
这些人良莠不齐，甚至不少都只是受到了启蒙教育而已，如果不加筛选的让人们报名，必然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所以才有了童生试的两级考核，为的就是筛选打下很大一批学问不够的人来。
这样一来，也能增加科举考试的含金量。
其实不只是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会这样筛选，之前的那几个朝代，乃至历史上科举制度真正确立的唐朝，也是有这样的初选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就曾在赠张童子序里边写到：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备。公贞元八年，陆贽门下及第，童子时亦升于礼部，故谓俱陆公之门人。
韩愈是贞元八年的时候参加的童子科，也就是童子试。
他说：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者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
这段话里，韩愈就点名了就是他考试那时候，每年报到礼部可以参加乡贡考试也就相当于明清时候会试的人就有三千人左右。就这还是先经过了县里边的童子科考试淘汰完，然后参加州里边的考试，继续淘汰完剩下的。
然后明经和进士科每次通过的人不到两百。而那时候明经科相对简单，十分之一的录取率，进士科的则要难得多，是百分之一的录取率。每次科考进士科基本在十个人左右，很多时候都不到十个。这就是原本历史上的唐朝科举，也正是因此后来中进士的地位才会那么重要，甚至于进士成了科举的代名词。
李世民这回是第一次举行科举考试，是先经过县州两级童生科考试淘汰掉一部分，然后再经过各道的乡试也就是相当于后世的省级考试再淘汰掉一部分，最后才是到长安举行的会试。
乡试因为是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乡试完了就该准备会试了，虽然会试定的时间是明年春天的时候，但是由于是在长安举行，路途遥远，故而在乡试结束后，各地有资格参加会试的考生就开始从家里出发往长安赶了。
照理说，长安周边的人应该不急于赶来长安才是，因为离的近嘛，可以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完全可以等到明年春天考试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再来也不迟。
但实则不然，不管是离得远的还是近的，几乎都是在乡试结束后就收拾行李赶往长安了。
离得远的担心路上出问题，所以要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赶路，而且到了长安你不能说就着急忙慌的考试吧，总的留有复习的时间吧，可是如果走的迟了，必然就要遇到赶了一路，没时间复习，到了长安面临的又是马上考试的情况，那肯定是会影响发挥的。
而离得近的虽然不用担心赶路的问题，但早点到长安安顿下来，安安稳稳复习总归是比在家里待着要好的，而且还有机会可以和各地的考生交流学习一下，比在家里死读书要好多了。
至于说这事情和武元庆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这次科举考试是归吏部管的，而他的便宜老爹武士彠则是被任命的会试的主考官。
这就不能不让武元庆重视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科考，都是事关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因为科考出问题受到牵连的主考官也是多了去了。
武元庆可不想让便宜老爹在这事情上栽了跟头。
第三百二十二章 炸药桶（）
原本历史上，唐朝后来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是归吏部管的，主考官是吏部员外郎，官职不大。因为各部的长官是尚书，副长官是侍郎，各部下边分四个司，司的长官是郎中，副长官就是这个员外郎。别看是吏部下边一个司的副司长，可是比照后世的官级来说也就是一个处级干部而已。
这样一个低级官员主持这么重要的选官考试，那压力是很大的，很多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而且本身他也缺少权威，随便某个比他大点的官员都可能迫使他篡改科举成绩。
说科举考试的成绩哪里那么容易篡改，这是大家不了解唐朝的考试情况。后来的宋朝，以及元明清都是实行的糊名制，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籍贯什么都用纸糊上的，但是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就是说不管是主考官，还是阅卷的官员，亦或者是各级能看到考卷的人吧，反正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卷子的主人是谁。
这就给篡改成绩留下了大大的机会，只要有人收买或者逼迫，就可以让主考官，阅卷官员随意的改变分数，可以给考的不好的考生打高分，也可以给考的很好的考生打低分，而且是可以按照考生的名字来选择，这里边的可操作性太大了，完全影响考试的公开，公平，公正。
当然这一点武元庆在和李世民说的时候，已经说了糊名制的好处，李世民也规定了各级考试要糊名。
但是主管考试的部门和主考官的人选李世民却没有听武元庆的。
当时武元庆还特意和他说，因为吏部本身就是主管官员考核升迁的部门，权利已经很大了，如果说最基本的官员选拔也控制在吏部手里的话，那吏部的权利就更大了，甚至会威胁到正常的官员选拔任命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吏部要是不喜欢一个考生，那么这个考生连被选拔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成为官员后的升迁了。
而把吏部和科举考试分开，就会相对的独立，也能避免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全部归到吏部，让吏部一言而决。
武元庆给出的办法是按照后来的科举考试选用主考官的方法来的。
就是把科举考试归属于礼部管辖，主考官的人选也定为礼部侍郎，而且这个礼部侍郎还不是指的礼部原有的侍郎，而是临时任命，就是说主持科举考试的这段时间他是礼部侍郎，考完了以后就不在任命这个职位了，他也不对礼部的掌管负责，而是向众位宰相负责，有问题也是和众位宰相以及皇帝说。而一般来说，这样被临时任命为礼部侍郎，主持考试的官员最后都会升官，更进一步。相当于是给皇帝看重的预备提拔的官员一个镀金的机会。
而这样做呢，科举考试归礼部管，而主持考试的主考官则和礼部没什么关系。也就能让这个主考官和礼部也形成相对的独立性，不至于让礼部的权利过于增大。
如此一来，主考官和礼部进行了分割，礼部主管的科举考试又和吏部进行了分割，权利也就进行了分割。
主考官决定选拔什么人，或者不选拔什么人做官，而礼部呢又掌管着科举考试，最后礼部把选拔的官员报给吏部，再由吏部来决定这些选拔出来的官员的升迁任命。
主考官和礼部有的是选不选这个人做官的权利，而吏部拥有的则是重不重用这个人的权利。
这样的分权不光是因为现在的吏部尚书是自己的老爹，所以要避讳专权，主要还是因为武元庆觉得这样分权非常先进合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为皇帝和以后的那些吏部尚书考虑的。
可也不知道李世民是怎么考虑的，武元庆都说的那么清楚了，他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吏部，交给了武士彠。
不管李世民怎么考虑吧，既然已经把科举考试的归属权交到了吏部手里，任命了武士彠当主考官，武元庆也只能是想办法帮便宜老爹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原本，在长安举行的会试需要吏部和主考官管的事情并不多，也就是考试进行时以及考试完成后的阅卷打分等事情。
但是武元庆非要多事，说服李世民把各地来京的考生在路上需要的基本盘缠都给出了，这也就罢了，两三千人而已，路上盘缠朝廷或者各地衙门还是出的起的。
可是武元庆又说服李世民在长安城外专门修建了馆舍，用来给赴京赶考的考生居住，不但如此，就连考生们的基本衣食这两样也给包了。
之所以武元庆会提议这些，则是因为后世不管是电视，还是里边他实在看多了那些家境贫寒的考生，为了筹措路费受了多大的苦，他们家里人到处举债，又受了多少的罪。
病倒在赶考途中的寒门举子不胜枚举，病死在路上的也绝不在少数。
就算到了京城，又有多少考生因为囊中羞涩，吃不饱饭，穿不起衣，住不下店，最后影响考试。
所以武元庆才说服李世民做这些事情来保障考生的基本需求。反正不管是路费，还是修建的馆舍，亦或者提供的衣服食物都是最基本的最普通的，给的也是那些实在贫困的考生。
那些个家境不错的，这些也会提供，但是他们用不用那就由他们自己了，他们想住更好的，吃更好的，穿更好的随他们的便，反正这些东西是不会折现给他们的。
相对于付出点钱财，武元庆更看重可以从中挑选出多少合格有用的官员来，李世民也是这么看的，所以最后同意了武元庆的建议。
武元庆没想到这事归吏部管，也就不管他提的这些事情会给朝廷增加多少额外的事情。可是现在李世民却把考试的事情交给了吏部。
这样一来，不但花费的钱财不算小数目，就连吏部需要管理的事情也多了许多。
除了要严防吏部的官员在这里边卡油水，还要管理考生考试前的生活，学习等等事情。
那可是近两三千的考生的，就算抛去家境不错，不在朝廷兴建的馆舍住宿的考生，剩下的也还占据大多数。
这些人一旦管理不好，闹个矛盾，打个架都是要算到吏部头上的，如果说食宿，衣物不达标，闹出贪腐来更是吏部的事情。
要是有考生死在馆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