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他陪马布里走到门口，立即把门关紧。
“你觉得怎么样？”总统问道。
“我们还是取消此行吧。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吉利。公众影响一定大，但是你对一个在同性恋色情戏院里发现的尸体说这么些好话，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你——”
“这是我们的危机，总统，支持率不断上升，我确实不敢走一步险着。”
“该派个人吗？”
“当然。副总统怎么样？”
“他在哪儿？”
“正从危地马拉飞回来。今天会到。”科尔突然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副总统的好差使，您知道。同性恋的丧礼。”
总统莞尔一笑。“好极了。”
科尔收起笑容，开始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
“没什么问题。罗森堡的丧事星期六办，办丧事的地方离开这儿只有八个街区。”
“我情愿去地狱里过一天。”
“我知道。但是你的缺席会引人注意的。”
“我可以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背部痉挛。以前这么干很灵。”
“不好，总统。明年就要竞选。你该离开医院远一点。”
总统双手拍在桌上站起来。“真该死，弗莱彻！我不能出席他的丧礼是因为我没法忍住不笑。90％的美国人恨他。我不去，他们便都爱我。”
“这是礼节，总统，要讲风度。要是你不去，报纸要烈火烧你。你去用不着说一句话，只要跟进去跟出来就行了，脸上要显出悲痛，让照相机都拍到好照片，要不了一小时就完了。”
总统已经抓起了球棒，蹲伏在一个黄球上面。“那我就也得去参加詹森的葬礼。”
“行，但是别提悼词。”
他轻击一棒。“我只见过他两次，你知道。”
“我知道。我们就静悄悄地出席两个丧礼，一句话不说，完事就走。”
他又轻击一下。“我想你是对的。”
9
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他是作出牺牲的。他的许多法学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伙人，信纸上印着花里胡哨的头衔，一年挣上五六十万。他们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平起平坐。他们跟参议员们拉拢结交。他们在东京和伦敦都有事务所。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
他有一个同学好友名叫加文·维尔希克，也是从私人开业打退堂鼓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权处工作，后来转入联邦调查局。现在他是局长特别顾问。卡拉汉星期一要到华盛顿去出席一次宪法教授会议。他和维尔希克约好了当天共进晚餐畅饮一番。
他得去个电话把他们的吃喝落实一下，并且从他的脑子里掏点儿什么。他不看本子就拨动电话。电话接通了又转，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加文·维尔希克接电话。
“快说，”维尔希克说道。
“很高兴听见你说话，”卡拉汉说道。
“你好吗，托马斯？”
“现在是10点30分。我还没穿衣服。我坐在这儿的法国区喝咖啡，观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干什么？”
“神仙生活，我这儿已经11点30分，自从星期二早上发现尸体以来我还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会提名两个纳粹。”
“是吗？当然，我的地位不许我议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猜想你是说对了。”
“猜想个屁。你早就见到提名名单了，是不是，加文？你们一伙人已经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吗？说说看，加文，你可以告诉我。名单上有谁，我绝对不说出去。”
“我也不说出去，托马斯。不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内。”
“我可伤心啦。”
“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
“说吧，托马斯。姑娘？”
“漂亮出众，温柔优雅——”
“说下去。”
“谁杀了他们，加文？我有权知道。我是纳税人，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这姑娘是什么名字？”
“达比。谁杀了他们，为什么？”
“你老爱挑剔名字，托马斯。我还记得你丢掉几个女人，是因为你不欢喜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漂亮火热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听。达比，有点动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么时候我可以见见她。”
“不知道。”
“她住进你家了吗？”
“不关你的屁事。加文，听我说。谁干的？”
“你没看报纸吗？我们还没有嫌疑犯，没有。”
“你们肯定知道作案的动机。”
“动机一大堆。恨他们的人多着呐，托马斯。局长已经下令要我们核查一遍所有待审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决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名单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国的宪法学者现在都成了侦探，全力侦破谋杀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听见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场，不过现在已经清醒。姑娘倒好，钻进书堆研究起来了，跟你们干的一样。她把我丢下不管了。”
“达比，好名字。哪儿人？”
“丹佛。我们星期一见面吗？”
“也许。沃伊尔斯要我们日夜不停直到计算机说出半是谁干的。不过，我打算跟你见个面。”
“谢谢。我想要的是完整的报告，加丈。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托马斯，托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无可奉告。”
“你喝醉了会说出来的，加文。你向来如此。”
“她多大年纪？19岁？”
“24岁。”
达比在拉斐特的联邦大厦的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停好车子，走进一楼的助理人员的办公室。星期五的中午，法院里没有人审案子，廊厅也空无一人。她站在柜台前，从一个窗口朝里看，等候着，一位助理的助手，耽误了午饭时间，带有一点步姿，走到窗口。“我能帮助你吗？”她以一个低级公务员的口气说道。
达比把一张纸条塞进窗口。“我想看这份档案。”助手瞟了一眼案件的名字，便看着达比。“为什么？”她问道。
“我用不着解释。这是公开档案，不是吗？”
“半公开。”
达比拿起纸条，把它折起来。“你熟悉‘知情权法’吗？”
“你是律师？”
“用不着是律师就能看这份档案。”
助手拉开柜台里一个抽屉，拿出一串钥匙。她点一下头，用额头指一下路。“跟我来。”
门上的牌子是“陪审员室”，但房间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只有靠墙排满了文件柜和箱盒。达比看了一下整个房间。
助手指指一面墙壁。“那就是，这边墙上。这里第一个档案柜里都是上诉和来信。其余的柜子里则有调查记录、证据，以及审判记录。”
“审判是什么时候？”
“今年夏天。进行了两个月。”
“上诉书在哪儿？”
“上诉期没有结束。截止日期是11月1日。你是记者还是什么？”
“不是。”
“好的。你当然明白，这些都是公开档案。但是审判法官规定了几条限制。首先我得记下你的名字和你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其次，不得带走本室内的任何东西。第三，上诉期结束前不得抄录档案中的任何部分。第四，你在室内取阅过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放回原处。这是法官命令。”
达比朝档案柜的墙上看看。“为什么不允许我抄录？”
“你去问法官，好吗？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达比·肖。”
助手把姓名写在靠门口挂着的一块夹纸板上。“你要在室内停留多久？”
“我不知道。三四小时。”
“我们5点关门。你离开的时候到办公室找我。”她关门的时候露出假笑。达比拉开一个抽屉，里面都是起诉书、答辩书、辩护书，她开始翻阅档案，记下笔记。这件讼案进行了七年，原告一人，被告是三十八家财力雄厚的公司、它们集体雇用过或停雇了法律事务所，前前后后不下十五家，全国各地都有。都是大公司，许多都有好几百名律师，分布在十多个办事处里。
长达七年耗资巨大的官司，结果如何还未定。真是难解难分的官司。法庭的判决只是被告暂时胜利。原告提出重审的动议，声言判决是用钱买去的，或者用别的方法非法取得的。一箱箱的动议。指控与反指控。制裁与罚款的要求在讼案两方之间飞来飞去。一份又一份的书面陈述记载了律师和当事人的谎言和欺诈，有一个律师已经死了。
另一个律师自杀未遂，这是达比的一个同班同学说的，这个同学在庭审期间被休斯敦的一家大公司雇为暑期临时工，虽然不许知道案情，但也听到过一点风声。
达比拉开一张折椅，仔细观看档案柜。看完全部内容需要五个小时。
蒙特罗斯戏院的名声大噪反而对它不利。大多数顾客都是天黑以后戴上深色墨镜，显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现在倒好，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死在它的楼厅上面，这地方一下子出了名，好奇者开车经过都要指指点点，摄影留念。它的常客都去了别处。只有最勇敢的人在车辆行人稀少的时候才大胆进来。
这个人一下冲进门来，付了钱，眼睛也不朝收银员看一下，完全是一副常客的模样。
时已午夜。他登楼来到楼厅，想到詹森的脖子套了一个死结便禁不住喜上眉梢。门已锁上。他在中央一张座位上坐下，跟谁都不挨着。
他朝身后张一眼，小心地把手伸进皮夹克，拿出一个黑盒子，六寸长，五寸宽，三寸厚，把它放在地板上，两腿的中间。他用一把小尖刀把隔壁座位的软垫小心割开，然后，朝四周偷看一下，便把黑盒子塞进坐垫中去。
他深深吸一口气。这个装置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一个微型炸弹方面的传奇式的天才制作的。
这是他今晚放置的第三枚，他还要再放一枚，上另一家电影院去，那儿是放映色情片的。他急着要上那儿去，那又是个叫他不舒服的地方。
不过他们是一个非暴力的团体，反对不加区别地杀戮无辜和无足轻重的普遍百姓。他们杀掉了少数非杀不可的对象。他们的特长是摧毁建筑物。他们挑选一些容易下手的目标。十八个月中没有一个人被逮住。
12点40分。时间已到，他得马上离开，快步行走四个街区，从他的汽车里再拿一个黑盒子，到六个街区外面的猫咪电影院去，那里的关门时间是1点30分。猫咪影院在名单上不是十八名就是十九名，他记不准是第几名了，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再过三小时二十分钟，所有首都地区的色情影院便要全部炸个稀巴烂。
他正了正墨镜，看了最后一眼身边的座位垫子。根据地板上的纸杯和爆玉米判断，这地方是一星期打扫一次。没有人会觉察到划破的织物中间难以看清的开关和管子。他格外小心地扳动开关，便离开了蒙特罗斯。
10
埃里克·伊斯特从未见过总统，也没到过白宫。他也从未见过弗莱彻·科尔，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对此人有好感。
星期六早上7点钟，他跟在沃伊尔斯和K。O。刘易斯的背后走进椭圆办公室。没有笑脸，也没有握手。沃伊尔斯介绍了伊斯特。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点点头，并不站起来。科尔在阅读什么东西。
首都地区的二十家色情场馆付之一炬，许多场馆还余烬未熄。他们从豪华汽车的后窗里看见了城市上空的黑烟。一家名叫安琪儿的藏污纳垢之地的一个看门人烧伤严重，性命难保。
一小时前他们得到消息，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打电话给广播电台为地下军声明承担责任，他还声言为了庆祝罗森堡的死亡要有更多的同样行动。
总统头一个开口。伊斯特觉得他的精神疲劳。这么大早起来，实在难为他了。“一共有多少处炸弹爆炸？”
“这儿是二十处，”沃伊尔斯回答。“巴尔的摩十六处，亚特兰大大约有十五处。看样子好像破坏事件都是精心配合的，因为所有的爆炸都发生在凌晨四点。”
科尔从文件上抬起头。“局长，你相信这是地下军干的吗？”
“到现在为止只有他们声称负责。此案看起来和他们的某些旧案相像。”沃伊尔斯对科尔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向他看。
“那么你几时动手抓人呢？”总统问道。
“只要我们知道了可能促使他们作案的原因，总统先生。那是法律规定，您明白。”
“我明白你认为这个组织是杀害罗森堡和詹森的头号嫌疑，你确认它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审判法官，昨晚炸毁了52家淫秽场所的也像是它。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乱炸乱杀而不受惩罚。老天哪，局长，我们是处在包围之中了。”
沃伊尔斯的脖子红了，但是他不发一言。总统两眼盯着他，他只顾朝别处看。K。O。刘易斯清了一下喉咙。“总统先生，不知我该不该说，我们没有认为地下军跟杀害罗森堡和詹森有关。事实上，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与此案有关。他们只是十多个嫌疑之一。我以前说过，杀害的手法极其干净，组织良好，很有专业水平，极高明的专业水平。”
科尔走上一步。“你是想说，刘易斯先生，你一点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们，你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不，我没有那么说。我们会查明的，不过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总统问道。这是个没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总统问出这样的问题，伊斯特马上对他起反感。
“得几个月，”刘易斯说。
“几个月？”
“几个月。”
总统的眼珠转了几转，又摇摇头，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