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麦克道尔，61岁，现在是最高法院的最年轻成员，站在窗下，吸着烟斗，观看来来去去的车子，要说最高法院里谁是詹森的朋友，那就要数麦克道尔。弗莱彻·科尔跟鲁尼恩说过总统不仅要出席詹森的丧礼并且还要宣读悼词。里间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赞成总统致词。院长请麦克道尔准备说几句话。麦克道尔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规避讲话，此时一只手捻弄领结，尽力想象他的朋友在楼厅里被一条绳子套住脖子的模样。真是太可怕了，叫人想都不敢想。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杰出同事中的一员，九人中的一人，偷偷跑到那么个地方，观看那样的影片，落得这般骇人听闻的下场。可悲啊，难堪啊。他反顾自身，想到他一个人站在教堂人群的前边，面对詹森的老母和兄妹，而又明知人人头脑里想的是蒙特罗斯戏院。他们都要悄悄相互问询：“你知道他是同性恋吗？”就麦克道尔而言，他既不知情也不曾起过疑心。他不想在丧仪上讲话。
本·瑟罗法官，68岁，他关心安葬死者远不如关心抓住凶手。他早年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检察官，按他的理论，嫌疑犯分为两类：为了仇恨或复仇而下手和谋求影响未来的决定而下手。他已经指示他的助手立即进行研究。
瑟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们有27名助手和7名法官，”他说给大家听，而不是说给哪一个人听。“老实说，未来几个星期里我们是干不成什么事的，一切决定都要等到法官完全足额之后才能表决。那得要几个月时间。我提议把我们的助手都投入到解决杀人凶案中去。”
“我们又不是警察，”曼宁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难道不能至少等到葬礼之后再来扮演警察吗？”麦克道尔说道，没有从窗口转过身来。
瑟罗也不理会他们，一如往常。“我来指导调查工作。你们把助手借给我两个星期，我相信我们能够排得出一份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名单。”
“联邦调查局本事大着呐，本，”院长说：“他们可没有向我们求助。”
“我看还是少谈联邦调查局的好，”瑟罗说道。“我们可以哭丧着脸在这儿志哀两个星期，也可以着手破案揪出这些狗娘养的。”
“你有什么把握能够破这个案子？”曼宁问他。
“我并不是有把握能够破案，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我们的同事惨遭谋害，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一定和某个案件或某个问题直接有关，也许是我们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件或作出决定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正在受理的案件或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某种原因而恨我们。但是，如果这不是为了报复或出于仇恨，那么，也许是有人为了一项未来的决定而需要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那就是此案的奥妙之所在。杀死亚伯和格伦的人是因为他们二位对某一个案件的投票，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也许今后五年。这个人是谁呢？我要助手们把下面11个巡回上诉法院中的待决案件一个个都调上来。”
麦克道尔法官连忙摇头。“你瞧，本。一共有五千多个案子，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后会来到我们这里。这岂不是无的放矢？”
曼宁也同样不以为然。“请听我说，同事们。我和亚伯·罗森堡共事了31年，我自己就常常恨不得一枪把他打死，但是我也把他当作一个可爱的老大哥。他的自由派思想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普遍被接受的，但是到80年代就显得陈旧了，如今到了90年代就受抵触。他成了我们国家里一切错失的象征。我相信他是被一个激进的右翼仇恨派别杀死的，这是一个报复行动，本。简单明了。”
“那么格伦呢？”瑟罗问道。
“当然我们的朋友有反常的不良癖性。外面一定有传闻，他就成了那种派别的一个明显的目标。他们恨同性恋，本。”
本还在踱来踱去，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恨我们全体，如果他出于仇恨而杀人，那么警察会逮住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为了左右最高法院而杀人呢？如果某一个派别利用这个动乱和暴力的时机消除了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从而改组最高法院呢？我想这是大有可能的。”
院长清了清喉咙。“我想还是要等到他们下葬以后，或者骨灰撤掉了以后再作考虑。我不是说不可以，本，不过得再等几天，得等到局面安定以后。我们大家现在都惊魂未定呢。”
瑟罗说声“早走一步”便出了房间。他的保镖尾随他走下长廊。
曼宁法官拄着手杖站着，对着院长说话。“我可去不了普罗维登斯。我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出席丧礼。我自己也快要有一次葬礼了，看一回样板没有什么可乐的。我会向他们的家属去信吊唁的。你见到他们的时候请代我表示歉意。我是个很老的人了。”他和一个助手一同离开了。
“我认为瑟罗法官有他的道理，”贾森·克兰说道。“我们至少需要检查一下手头有待审决的案件以及那些可能会从下级巡回上诉法庭送上来的案件。这好像是漫无目标，不过也许会碰上一点什么东西。”
“我同意，”院长说道。“只不过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你是否这样认为？”
“是的，不过我还是认为无论如何都得马上动手。”
“不。等到下星期一，我会把你分到瑟罗那里。”
克兰耸耸肩膀就告退了。两位助手随他来到罗森堡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黑黑的房间里，喝着亚伯喝剩的一点白兰地。
在法学院图书馆的五楼，达比·肖在查看一份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最高法院的案件摘要。她已经看了两次，虽然其中充满了争议，但她找不到一点有意思的内容。杜蒙德曾经引起骚乱。一件新泽西州的儿童色情案，一件肯塔基州的鸡好案，十多件死刑上诉案，十多件各种各样的民权案件，以及一批惯见的税务、地区规划之类的案件。她从计算机里调出了每个案子的摘要，审阅了两次；她整理了一份可能的嫌疑犯名单，可是那些人又像是人人都知道的。她把那份名单扔进了垃圾桶。
卡拉汉认准了是雅利安分子，或者纳粹分子，或者三K党；一批容易辨认的国内恐怖分子；一帮无法无天的团伙。一定是右翼分子，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他觉得。达比不觉得这么有把握。那些仇恨集团都太明显了。他们发出的威胁太多了，扔的石块太多了，举行的示威太多了，发表的演讲太多了。他们需要有一个活的罗森堡，因为他是他们的憎恨的一个目标，他使他们的活动得以存在下去。她认为这个作案的人是一个更加阴险的人物。
他坐在卡纳尔街的一间酒吧里，此刻已经醉醺醺的。他还在等她到来，虽然她并没有答应过要来跟他会面。他决定宪法课停课一周；声言由于他心目中的英雄死了，他已无法上课。
10点过了几分钟后，她到了图书馆四楼的计算机房，坐在显示屏前。房间里没有人。她在键盘上敲打起来，打印器便一份接一份地吐出分布在全国11处联邦上诉法庭的未判决上诉案件。一小时后，打印器停机，她拥有了足有六英寸厚的11处上诉法院的待审案件摘要。她把文件抱回到她的座位上，放在乱糟糟的书桌中央。已经过了11点钟，五楼上已是人去楼空。从一扇狭长的窗子里可以看得见下面景色阴暗的停车场和树木。
她又把鞋子踢掉，审视了一下脚趾甲上的红油彩。她喝了一口暖人的弗雷斯咖啡，冷眼凝视下面的停车场。第一个假设是容易的——两处谋杀是同一群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所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一番查究就没有希望了。第二个假设就为难了——作案动机不是仇恨或报复，而是要操纵法院。第三个假设就要容易一点——这案件或问题涉及巨额的金钱。
答案不会在眼前印出的文件中找到。她翻阅这批摘要直到半夜，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8
星期四中午，一位秘书拎了一只装满了三明治和葱头圈的纸袋，走进胡佛大厦五楼的一间湿气颇重的会议室。四方形会议室的中央，一张红木会议桌的两边各有二十只椅子，围满了全国各地的联邦调查局的头头。所有的人的领带都松开了，所有的袖子都卷上去了。缕缕蓝烟汇成一片薄云，包围了高挂在会议桌上方五英尺处的枝形吊灯。
局长沃伊尔斯在讲话。他又累又气，已经在吸今天上午的第四支雪茄烟，他在他这一头的桌子背后的屏风前面慢慢走动。一半人在听他讲话，另一半人拿起桌子当中的一叠报告在看，有尸体剖检报告，尼龙绳检验报告，以及关于纳尔逊·芒西的报告，还有另外几个要迅速调查的题目。这些报告都很单薄。
认真聆听又专心阅读的是特别专员埃里克·伊斯特，他只有十年资历，却是个才华出众的侦查于员。六小时前沃伊尔斯指定他负责这次调查。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都在今天上午选定，现在就是在开组建班子的会议。
伊斯待所听所闻的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调查可能要耗时数周或数月。除了九枚枪弹、绳子，以及用来收紧圈套的一节钢条，别无证物。蒙特罗斯戏院没有什么特别涉嫌的人。没有指纹，没有纤维，什么都没有。杀人如此彻底干净是一种非凡的才能，雇用具有这样才能的人需要大笔金钱。沃伊尔斯对于捉拿凶手不抱希望。他们必须集中全力去查明是谁雇用了凶手。
沃伊尔斯一边吸着烟，一边说：“桌上有一份材料介绍纳尔逊·芒西，他是百万富翁，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人，他曾经说过威胁罗森堡的话。佛罗里达的当局深信他出了大钱指使人把一个强奸犯和他的律师杀掉。材料上都说了。我们有两个人今天上午跟芒西的律师谈过话，碰了大钉子。芒西出国去了，据他的律师讲，他当然无法知悉芒西何时回国。我已经派了20个人调查他。”
沃伊尔斯把雪前再点燃，看着桌上的一张纸。“第四号是一个名叫白色抵抗的团体，一个由中年突击队员组成的小团体，我们已经观察了三年。你们都有一份材料，说实在的，嫌疑很小。他们爱干的是丢燃烧弹和烧十字架。没有多大的计谋。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没有多少钱。我就不相信他们雇得起这么老练狡猾的枪手。不过我还是指派了20个人。”
伊斯特撕开一个沉甸甸的三明治的包袋，闻了一下，还是决定把它放下。葱头圈是冷的。他的胃口已经消失。他边听边记笔记。名单的第六号有点出奇。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名叫克林顿·莱恩，他向同性恋宣战。他的独子离开衣阿华州的家庭农场出走，在旧金山迷恋上同性恋的生活，很快便得了爱滋病一命呜呼。莱恩因此而精神崩溃，放火烧掉得梅因的同性恋同盟的房子。他被逮捕判刑四年，1989年越狱逃逸，从此便不见踪影。据材料上说，他搞起了一个庞大的可卡因走私网，赚了大钱。他把这笔钱用之于他个人发动的一场反对同性恋男女的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想逮捕他已有五年，但是据信他是在墨西哥操纵他的组织。多年来他写信发泄对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的仇恨。沃伊尔斯并不真把莱恩当作嫌疑犯。他是一颗散落在无人涉足的远处的果子，但是沃伊尔斯不能容许有一条漏网之鱼。他只指派了六名探员。
名单一共有十个名字。每个嫌疑犯都派出了六至二十名最干练的特别探员去对付。每一个单位都选定一名头领。他们每天向伊斯特报告两次，伊斯特上下午都要和局长会面一次。还有百来名探员在城市街道和乡间搜寻线索。
沃伊尔斯谈到保密。新闻记者像猎狗一样紧追不舍，调查工作必须极端注意隐秘。只有他局长本人对报界发言，而他也要三缄其口。
他坐下了，K。O。刘易斯发表了一通谈话，谈到了葬礼、安全，以及鲁尼恩院长帮助调查的要求。
埃里克·伊斯特喝着冷咖啡，凝视著名单。
34年间，亚伯拉罕·罗森堡撰写的意见书不下1200篇。他的作品是一股长流不竭的源泉，每每使宪法学者惊讶不已。他有时候对枯燥的反托拉斯案件和纳税的申诉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有关的问题只要带点具有实质争论的味道，他就会紧握双拳介入进来。他的意见书里包括对多数的赞同意见，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意见。他常常一人独持异议。34年中每一场热点争论都容纳了罗森堡的一篇这样那样的意见。学者们和批评家们都爱他。他们出书和出文章来讨论他和他的工作。达比找出了五本各不相同的他的意见书的硬封面的汇编，都有编者按语和注释。有一本书除了收进他的精彩的不同意见外别的一概不收。
星期四她什么课都不上，独自坐在图书馆五楼的新闻记者座位下。计算机印出的纸整整齐齐地分摊在地板上。罗森堡的著作都打开着，夹上标记，一本一本叠成一摞。
整个这起杀人案有一个原因。如果只杀罗森堡一人，复仇和怨恨还说得通。但是加上一个詹森，复仇和怨恨就分量大减。他有可恨之处，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他不像扬特和曼宁那样有民愤。
她找不到任何对于格伦。詹森的文章含有批评意见的书。六年之中，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不过28篇，在全体大法官中是写得最少的。他写过很少几篇不同意见的意见书，也合写过很少几篇同意的意见书，他写文章实在慢得可怜。他的作品有时候明白流畅，有时候支离破碎，情调伤感。
她研究了詹森的意见书。他的思想一年年波动很大。保护犯罪的被告的权利，一般说来他是始终一贯的，但还是有够多的例子足以使任何学者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同类的七次表决中，他有五次为印第安人投票。他写过三篇意见书，强烈主张保护环境。他几乎百分之百支持一切抗议捐税的案件。
还是没有什么线索。詹森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不值得认真看待。和其他八位法官相比，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她又喝完一杯热咖啡，暂时放下对詹森文章的笔记。她的手表掉在抽屉里找不到了。她不知道现在几点钟。看来卡拉汉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他要在法国区的日先生餐馆里吃一顿深夜晚饭。她得给他去电话。
迪克·马布里，现任的总统讲话撰稿人和文笔奇才，坐在总统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眼看着弗莱彻·科尔和总统一同审读他草拟的詹森法官悼词的第三稿。科尔枪毙了头两稿，马布里还是弄不清他们到底要怎么写。科尔提议的是一个样子，总统所要的又是另一个样子。今天早些时候，科尔来电话说别提悼词的事儿了，总统不会出席葬礼。过一会儿总统来电话，要他准备几句话，因为詹森是个朋友，虽说他是同性恋，毕竟还是个朋友。
马布里知道詹森不是个朋友，不过他是个新遭杀害的大法官，会有一次备享哀荣的丧礼。
科尔过一会儿又来电话说总统是否出席还未定下来，不过还是得写点儿东西以备用。马布里的办公室在白宫隔壁的老办公大楼里，在那一天，对于总统是否会出席一个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的丧礼一事，办公室里的人是三对一赌他不会去。
“好多了，迪克，”科尔说道，把纸折好。
“我也欢喜它，”总统说道。马布里注意到，总统经常都是等待科尔对他的文字表示赞许或者不快。
“我可以再试试，”马布里说道，站起来。
“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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