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制则合适于小而贫困的国家。事实上，我们越加以思考，就越能在这里面发现自由国家与国君制国家之间的区别。 在前者中，一切都用于共同的利益；而在后者中，则公共力量同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个扩大乃是由于另一个削弱。 归根结底，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非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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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许多自然因素；我们可以依据这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量所限制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它应该具有什么样子的居民。凡是贫瘠的地方，产品的价值抵不上劳动的，就应该任其荒废，或者只由牲畜来居住。 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刚能维持需要的地方，应当由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不可能的。 劳动生产剩余不多的地方，适合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饶肥沃，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应该以国君制来统治，以利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个人消费掉好得多。 我知道，这里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的本身就证明了这条规律，也即是，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永远应该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原因区别开来，特殊原因仅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 即使整个南方布满了共和国而整个北方布满了专制国，然而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之宜于炎热的国土、野蛮之宜于寒冷的国土、美好的法典制度之宜于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 我也见到人们虽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的国土也有极其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极其贫瘠的。 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算是难题。 因为，正如我所述，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假如有两块相同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为十。 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为四，而后者的居民消耗量为九；这样，前者产量的过剩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过剩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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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 两者过剩的比率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反比，所以生产只等于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要比生产等于十的那块土地的剩余多出一倍。然而这并非产量加倍的问题，并且我也不相信竟有从把寒冷国土的丰饶程度一般地等同于炎热国土的丰饶程度。 可是，姑且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相等；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让我们衡量一下英国与西西里以及波兰与埃及吧；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再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了使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该有多大的悬殊啊！在西西里，只须松松土而已；而在英国却须付出多么大的精工细作啊！因此，在必须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相等产量的地方，它的剩余量也就必定会更少。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其消耗却要少得多。 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要节制食欲才能保持健康；欧洲人在这里如果要像在自己家乡里那样生活，一定会死于痢疾和消化不良的。 沙尔丹说：“同亚洲人，我们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 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归因于他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不然，我相信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不那么富有粮食，正是因为居民需要得少。”他接着又说：“如果他们的节食是土地歉收的原因，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得少，而不应该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并且在各个省份里，人们也就应该依照土地的丰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却不应该是全国的人都同样吃得少。波斯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引以自豪，他们说只要瞧瞧他们的气色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起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 的确，波斯人的肤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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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净的；他们的皮肤是美丽的，细润、光泽；然而，他们的属民，那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而生活的阿美尼亚人的面容，则粗糙并多面刺，并且他们的身材也是既肥蠢又笨拙。“
越接近赤道，人民生活的所需就越少。 他们几乎不吃什么肉类；大米、玉米、高粱、小米和卡萨麸就是他们的日常食品。 印度群岛有好几百万人，他们每天的食品还不值一苏钱。 即使在欧洲，我们也看到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食欲有显著的差异。 一个德国人的一顿晚饭，一个西班牙人可以吃上一星期。 在人们比较贪吃的那些国家里，奢侈也就转到食品上来。 在英国，奢侈表现为酒席上的肉食罗列；而在意大利，人们设宴则只是用糖果和鲜花而已。衣着的奢侈也可以表明类似的不同。 在季节变化急剧的气候之下，人们穿得就更好也更简单；但在人们的穿着只是为了装饰的那种气候之下，人们就力求衣服华丽而不求适用了，在这里衣服本身也就是一种奢侈品。 在那不勒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鲍昔里普山上闲逛，只穿着光彩夺目的外衣而不穿内衣。 就房屋来说，情形也相同：当人们完全用不着担心气候会伤害人的时候，他们就一味讲求富丽堂皇。在巴黎、在伦敦，人们要求住得温暖而舒坦。但在马德里，人们虽有着的客厅，但却没有可以关得了的窗子；而且他们就在老鼠洞般的屋子里睡觉。在炎热的国度里，食物更丰满而多汁，——这是第三种差别，而这种差别是不可能不对第二种差异产生影响的。 为什么在意大利，人们要吃这么多的蔬菜？就因为意大利的蔬菜好，营养高，味道美。 在法国，蔬菜全是用水浇灌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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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毫无营养，因而筵席上也就几乎不把蔬菜当一回事。 可是它们并不少占土地，并且至少也得费同样的气力去栽培。 这是既定的经验了，巴巴里的小麦尽管次于法国的小麦，可是能出更多的面粉；而法国的小麦却又比北方的小麦出粉更多。由此推论：在从赤道到北极的这个方向上，一般都可以观察到相似的级差现象。 从同等数量的产品之中，所得到的粮食却较少，这岂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利因素吗？
除这些不同的考虑之外，我还要补充另一条考虑，它是从其中引申出来的，并且还可以加强它们。 那就是：炎热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所需要的居民较少，而所能养活的居民却较多；这就产生一种永远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双重剩余。 同样数量的居民所占的地面越广阔，则反叛也就越困难；因为他们无法快捷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而且政府总会很容易揭露反叛的阴谋，并切断一切交通。 但是为数众多的人民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发无法篡夺主权者。 首领们在他们的密室之中谋划，也正像君主在他的内阁会议中那样一样地安全；而且群众汇集在广场上，也会像军队集合在营房里一样地迅速。 因此一个暴君政府的便利之处，就在于它能在远距离上行动。 借助于它所建立的各个支点，它的力量就能像杠杆的力量一样随长度而增大。 相反，人民的力量则只有集中起来才能行动；否则。 它就会消灭，就如洒在地面上的火药的作用，只能是星星点点地燃烧罢了。 这样，人口最少的国家最适于暴君制；凶猛的野兽是能在荒野里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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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要是有人提问，哪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是提出一个既无法解答而又无从确定的问题了；或者说，——假使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各民族的绝对的与相对的地位有多少种结合的可能的组合，也就有多少种最好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根据什么标志才能辨别某一个民族治理得是好还是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实际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然而，人们却根本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方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 臣民们赞许公共的安宁，公民们赞许个人的自由；一方宁可财产有保障，而另一方则宁可人身有保障；一方要求最好的政府应是最严厉的政府，而另一方则主张它是最温和的政府；前者要求惩处犯罪，而后者则要求预防犯罪；一方认为最好是为四邻所畏惧，而另一方则更乐意被四邻所忽视；一方所满意的是金钱的流转，而另一方则要求人民有面包。 即使人们对于这些以及其他的类似之处都能意见一致，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前进一步了呢？道德方面的数量是缺乏精确尺度的，所以即便人们对于这种标志意见一致了，可是在估价上又如何才能持一致意见？
于我，我总是惊讶人们何以竟不认识一种如此简单的标志，或者说何以人们竟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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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与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又是什么呢？那便是他们的数目和他们的人口了。 因此，就不要到别处的地方去寻找这个众说纷纭的标志吧！假使一切情况都相同，那么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感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统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的，就确切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 那个在它的统治下人民减少而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 统计学家们，那些就是你们的事了；有请你们来计算，来衡量，来比较吧。
第十章 论政府的滥用职权及其蜕化的倾向
个别意志既然总不停地在反对公意，因而政府也就继续不停地努力反对主权。这种努力越加强，体制就改变得越多；而且这里既然压根没有别的团体意志可以抵抗君主的意志并与之相持衡，因此迟早总有一天君主终于会压倒主权者并毁灭社会条约的。这就是那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病的根源，它从政治体诞生之日起，就在无休止地趋向于摧毁政治体，就像衰老与死亡最终会摧毁人的身体一样。一个政府的蜕化有两条通常的途径，即政府的收缩，和国家的解体。当政府由多数过渡到少数的时候，也即是，由民主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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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贵族制和由贵族制过渡到王政的时候，政府就会收缩。这原本是政府的天然倾向。 假使政府是由少数退回到多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松弛了；但是这一逆转过程是不可能产生的。实际上，一个政府是绝不会改变形式的，除非是它的力量的消耗使得它过于衰微，以致于没法继续保持原状的时候。但是，如果政府在扩张的过程中仍然使自己松弛的话，政府的一切力量就会化归乌有，并且它本身也就更难以生存下去。因此，就必须随着政府力量的耗损程度而加以补充和紧缩，否则，这个力量所维持的国家就会沦于毁灭。国家解体的情况，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首先是君主不再按照法律管理国家而夺取了主权权力。这时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就不是政府在收缩，而是国家在收缩。 即大的国家解体了，而在大的国家之内又形成了另一个仅仅是由政府的成员所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对其它人民来说，就只能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暴君。 因此，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个时刻起，社会公约就被摧毁了；于是每个普通公民就自然地又恢复了他们生来的自由，这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有义务的了。当政府的成员们分别地篡夺了那种只能由他们集体来行使的权力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同样是一种违法，并且还能造成更大的混乱。 这时，可以说是有多少行政官就有多少君主；同时国家的分裂也不亚于政府，它不是灭亡就是改变形式。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政府的滥用权力——不论它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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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权力——就通称为无政府状态。 不一样的是，民主制则蜕化为群氓制，贵族制则蜕化为寡头制。 我还应当说，王政就蜕化为暴君制；但是最后这个名词是含混不清的，需要加以解释。在通俗的意义上，一个暴君就是一个不顾正义、不顾法律而用暴力实行统治的国王。 但在严格来说，一个暴君则是一个僭据王权但没有权利享有王权的人。希腊人的暴君一词，原意就是如此；凡是其权威不合法的君主，希腊人便称之为暴君，不管他们是好是坏。 暴君和篡夺者是两个完全的同义词。为了给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名称，我要把王权的篡夺者称为暴君，而把主权权力的篡夺者称为专制主。 暴君是一个违背法律干预政权而按照法律实施统治的人；专制主则是一个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上的人。因而暴君可以不是专制主，但专制主则永远是暴君。
第十一章 论政治体的死亡
最好体制的政府，其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倾向即是如此。 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那么，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希望亘古长存呢？假使我们想要建立一种持久的制度，就千万别梦想使它成为永恒的吧。 为了能够成功，就不要去偿试不可能的事，也不要自诩能赋予人类的作品以人类的事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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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巩固性。政治体也犹如人体这样，自它一诞生起就开始走向死亡，它本身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 但是这两者却都能具有一种或多或少是茁壮的、而又适合于使本身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得以生存的组织。 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 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并不取决于人；但是赋予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组织，从而使它的生命能够尽可能地延长，这件事就要取决于人了。 体制最好的国家也要灭亡的，但与别的国家相比要晚一些，假如没有意外的事件促使它夭折的话。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 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就是国家的大脑，大脑指使各部分运动起来。 大脑可能陷于麻痹，而人依旧活着。 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地活着；但一旦心脏停止了它的跳动，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 旧有的法律虽不能约束现在，然而我们可以把沉默认为默认，把主权者本来可以废弃的法律而并未加以废弃看作是主权者在继续肯定法律有效。 主权者的全部意图一经宣布，只要他没有被撤销，就永远都是他的意图。人们何以会那样地尊崇古老的法律？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愿意相信，唯有古代的意志的优越性才能把那些法律保存得如此悠久；如果主权者不是在一直承认这些法律有益的话，他早就会千百次地废除它们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切体制良好的国家里，法律不但远没被削弱，反而会不断地获取新的力量的原因；古代的前例使得这些法律日益受人尊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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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凡是法律越古老便越削弱的地方，那就证明了这里不再有立法权，而国家也就不再有生命了。
第十二章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
除了立法权力主权者以外便没有其它的力量，所以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又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当有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 有人会说：把人民都召集在一起，这是多么狂妄！
在今天，这是一种妄想；但是在两千年以前，这却不是一种妄想。 那么，难道是人性改变了吗？
精神事物方面的可能性的局限，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狭隘。 正是我们的弱点、罪过、偏见，把它们给束缚住了。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