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习惯了的率直认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随着李炳生被打倒，李楠也被解除职务，丢下才满一周岁、还在嗷嗷待哺的儿子李如峰，住进了农场劳动改造。命运使李楠的个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她看到来探视她的李耀宗时，这位坚强的女人感到她不是个好母亲，更不是个好妻子！
蹉跎人生，如驹过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己是龙城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的李耀宗作为知识分子，被选任龙城市革委会副主任，走上了领导岗位，不久，又提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个时候，李楠已进入女人的更年期。
李耀宗的感情生活是不平静的。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与他同班的一名叫卢帆的女同学爱上了他。
卢帆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她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北平市一位副市长，而她的母亲，却是这位副市长的二姨太，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读大三的时候，李耀宗与卢帆正爱得死去活来；这时，卢帆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牢；面对这样重大的人生变故，侨居美国的母亲来信让女儿出国。
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这对恋人如约来到风景如画的北海公园；融融的月光洒下一地柔情，满脸是泪的卢帆紧紧拥着李耀宗，告诉了母亲的决定，也提出要李耀宗同她一起走。
面对这样的选择，李耀宗犹豫了，在一阵深思之后，他拒绝了卢帆的要求。
真是“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李耀宗虽然爱卢帆，爱得认真、热烈；但是，他对那个陌生的、被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有太多的不了解，不敢把自己的终身同那个可怕的国度联系起来；既然自己不可能跟卢帆走，那么，以李耀宗目前的处境，毕业后自己尚且毫无着落，当然不能够对卢帆有个合理的安排，更不可能承担起对卢帆的全部责任。
卢帆走后，给他来过几封情意缠绵的信，给他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介绍那里生存的自由和生活的现代化，动员他到美国落户；最让他激动不已的是卢帆的最后一封来信，信里抄录了宋代聂胜琼的一首《鹧鸪天》：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
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聂胜琼是长安名妓，她在烟花柳巷结识了一个叫李之问的男人，在半年的交往中，她真心爱上了他。在李之问离开长安后，已陷人情网的聂胜琼无法掩抑自己的情怀；日夕相思，寒窗愁对，她怀着满腔的思念写下了这首令人泪下的情词，托人送给了归途中的李之问。李之问的妻子在箱底发现了这首词，并为词中的情感所动，取出自己的首饰交给丈夫，赎回胜琼作了小妾；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个女人和睦相处，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李耀宗虽对卢帆心存思恋，念念不忘，但他却努力克制着自己，没有给远在异国它乡的卢帆回信，没有再去接纳那从大洋彼岸飘摇而来的悠悠红绳。在他认为，无情的现实已让他们无法选择，为什么还要徒增烦恼地加重对方的感情负荷！在他认为，时间的尘土会掩埋人的忆念，假以时日，这一切痛苦的思念都会成为往事，在生活中、意念里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当陈玉媛走进李耀宗视野的时候，那活泼泼的神态姿容，又一次掀起他感情的波澜；陈玉媛有太多的地方同卢帆相像，不仅外表酷似，而且，她的神韵、她的气质、她天真无邪、端庄贤淑的女性美，更频频震撼着他的心，让他为之痴迷、无法自拔。
如果说李耀宗一开始对陈玉媛的爱仅止是一种长久压抑心头的感情宣泄的话；而在他们长久的感情释放中，他们之间却建立了真正的爱恋，这种爱在人们眼里尽管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但它却在经历了世俗的风风雨雨后依然鲜活地保存下来，取代了他对卢帆的全部情感和思念。
陈玉媛的温情和缠绵在李耀宗的感情生活中掀起了狂涛巨浪，造成了他生活的不平静。但是，事实上存在的年龄上的鸿沟，还有自己已经拥有的地方大员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许他在爱的路上进行像普通人那样的选择；他必须有一个遮掩自己真实的面具，必须给周围的人一个形象，一种闪动着灵光、满含着神秘的形象，以此来换取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为此，他也必须给陈玉媛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一种从表面上看起来正大光明的、属于一个正常女人应该有的全部生活；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自己深深爱着的这个女人。
陈玉媛并不同意嫁人，不愿意接受李耀宗以外的第二个男人，她满足于这种虽然不能公开，却是真真实实的拥有；但在李耀宗的说服动员下，陈玉嫒还是嫁给了庞文明。
当然，对陈玉媛来讲，她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为了那个同她愉悦偷情，却又使她无时或忘的那个声名显赫的男人，她不愿由于自己而影响到他的名声、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以及他已经拥有了的一切。因而，在他们的交往中，陈玉嫒没有太多的奢求和幻想，她只是用一个女人的温柔和牺牲精神，由衷地爱着李耀宗。
当陈玉媛有了一个合法的妻子身份之后，李耀宗想到过中止这种不太光彩的关系，还陈玉媛一个安宁和平静，使她能够过一个正正常常的普通女人的生活；但是，庞文明对陈玉嫒的不谅解、不宽恕，造成了陈玉媛不幸的婚姻。这种结果，又一次激起他对陈玉媛的同情，使他再度陷入情感的沉迷，使他自责、也使他不忍舍弃；他怕自己的举动，会给她造成更大的伤害。
庞文明的事情败露后，陈玉媛结束了这段畸形的婚姻，并按照李耀宗的安排，远赴深圳办起了旅游公司。这段时间，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往来不断的书信却满载着他们的浓浓深情，寄托了他们无尽的相思、相念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当李耀宗发现自己身患绝症的时候，曾在多少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他不知道陈玉媛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无法想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陈玉嫒又将怎样处理自己的感情和生活，如果她仍在自己的阴影里泥足深陷，将会造成自己的终生遗憾。
李耀宗并不恐惧死亡。记得古代思想家庄子有句话：“知天乐看，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既然死是事物的一种形态上的变化，那么就应该勇敢面对；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他坦诚的直白，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无法改变又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他割舍不下陈玉嫒这位与他相亲相爱走过了许多年的女人，她给过自己温存、给过自己慰藉，他也深切地感受过她对他的依恋、她对他忘我的爱。
为了去除这个心结，在陈玉嫒回龙城探望他的时候，他把陈玉媛介绍给了刚死去妻子的张鹄，并向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尽管相互都有好感，可交往得似乎并不亲密。他似乎觉察到，影响他们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也许正是自己的存在。
这几年中，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他与陈玉媛之间已没有了肉体上的亲密，他们之间的交往已演变为一种心灵上的彼此安慰，一种情感上的相互渲泻。但过去那种肌肤相亲的阴影已在他俩的心头刻下了无法祛除的印记。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对自己面临的死亡看得很平淡，却对陈玉媛后半生的归宿大费脑筋。
李耀宗的另一个心愿，就是把自己亲手开创的边塞文化公司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他太多地知道，作为一个国营企业，边塞文化公司的成就，如果没有一个称职的人来领导，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它的发展无私奉献的人来掌管，很可能被毁在那些只知道撞钟拆庙的“和尚”手中。
边塞文化公司的发展浇注了他过多的心血。在公司的发展中，政府只投入了区区几十万资金，更多的却是来自他的募捐。在他刚任公司经理的时候，他四处奔走游说，以他在晋省几十年工作的影响力，以他在垂暮之年依然奋争不息的热情和勇气，博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到了几个亿的社会投资，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卢氏集团的投资。
李耀宗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构想，把边塞公司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但是，公司的运作始终是不规范的。那些投入资金的人并没有必需的法律手续，只是针对他个人的一种信赖和支持。他要在临走之前，给这些投资者一个交待，给这些资金一个合法的身份。
李耀宗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如实陈述了一切，从既成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两方面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也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这个意见的核心，就是按现代运作模式，根据实际情况，把边塞文化公司由官办企业改建为一个股份制企业。如今，省政府已有明确的答复，他准备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为公司的正常运营创造一个平台、一个前提，以保证公司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正常、健康地发展。
想到这里，李耀宗的思路又回到公司管理的继任人上来。
从目前的情况看，陶含之应是接替经理职务最理想的人选，他才思敏捷，思想开放，勇于吃苦，长于探索，具有较强的开拓进取精神；惟一的缺点就是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处理外围关系，这对于公司面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可说是一个经营者的大缺陷。
在这样一个法律和制度都不太完善的环境中搞企业、求发展，没有广泛的社会交际是不行的。尤其面对那些所谓的“公仆‘，们对企业挖空心思的敲诈盘剥，对于社会上毫无理由的摊派和勒索，怎样去应对，李耀宗有着深切的体会，也有一种深深的担忧。法律对企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只停留在一个很原始的水平上；这种不完善造成的必然，就是企业运行中的诸多困难和意外，这就加大J 企业经营的风险，而能够消弭这些风险的方式，惟有人性化的运作，这就对经营者交际能力的要求变得格外突出。
前几天，李耀宗同陶含之进行了一次长谈，李耀宗隐隐透露了他的想法。李耀宗说：“老陶，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加上公司运作已经正规，我想退下来，好好休养一下。”
陶含之没理解他的意思，只是如实陈说：“我发现你的精力也大不如前，应该好好检查、好好调理一下，只是不一定非要退下去。你要走了，咱公司咋办呀？”
李耀宗长叹一声，说：“有些事也由不得自己，生老病死都是一种自然规律，是一种新陈代谢，人力是不可以也不可能改变的。我是说，如果让你来接任公司总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陶含之愣了一下，沉默有顷，然后说：“你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老实说，真要让我来接任，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你知道，我这种人说说话、出出点子、跑跑腿还行，真要独当一面，恐怕干不好。搞企业不像当官，好与坏差别不大，让谁干都一样。”
李耀宗说：“我看你的基本素质好，人吃苦，也善于思考，又熟悉公司的情况，应该没问题。”
陶含之苦笑着说：“你知道我这两刷子，做个配角还勉勉强强，做一把手可没这个能耐。你要真不干了，我也回龙大做我的教书匠去。我怕因为自己的无能，搞垮了你辛辛苦苦弄起来的这个摊子。”
李耀宗说：“什么事都是干出来的，没试怎么会知道呢！”
陶含之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次谈话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李耀宗可以肯定，陶含之从没有当总经理的思想准备，也缺少在商场奋争的勇气和想法，他仍然固守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依照自己的思维进行着一如既往的惯性运动；这从他谈话的表情、神态中可以明显看出。
可以说，陶含之是李耀宗走上领导岗位后感觉最好的搭档和助手。他没有奴颜媚骨，也从不争名逐利，总是默默地做着应该做的事。但在这生命尽头，李耀宗想的不是他的诚实和忠贞，而是他是否具备一个总经理的素质和起码的能力，以保证总公司在今后的风雨颠簸中顺利到达自己的目标。让他主持全盘工作会怎么样？李耀宗现在还没有底数。可除去他，还会有更好的人选吗？
思绪如潮的李耀宗对着逶迤的群山，漫卷的山风，忽然想起元人马致远的两句诗来：“会作山中相，莫管人间事。”可他自己却实在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面对的事情太多，有许多事情需要自己来解决和完成，这样，自己才可能心安理得地离开这个充满欢乐和痛苦的世界。他怀着一种难以弃置的慷慨悲壮的心情，为自己的身前身后事苦苦思索着。
就在他为自己的思绪困扰难安的时候，背后走过一群羊来，一个脸色铜红，罩了块脏兮兮的羊肚毛巾的中年农民赶着羊群走过来。他冲李耀宗说：“你是电视城里的李省长吧？”老农话中没有尊敬、没有畏惧，却有一种浓浓的亲切让人激动。
自打边塞文化公司成立后，在这里建起了电视差转台，使长年闭塞的山里人也看上了电视，用起了手机，沟通了同外面世界的往来和交流。李耀宗是电视上的常客，又是帮这里人致富的名人，因此，只要是周围村里的人，没有个不认识他的。
李耀宗也随随便便地说：“是啊！你也认得俺呀？”
老农说：“俺就住在电视城外，天天见着您进进出出，哪能不认识呀。”
李耀宗问：“您贵姓呀？那个村里的？”
老农不无得意地说：“俺姓杨。就住在广武城外的杨家堡。”
李耀宗知道，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因为这个原因，这里的杨姓都争着把杨家将奉为自己的祖先，后辈的杨姓人无不为此沾沾自喜。果然，这位看上去憨直的乡农紧接着对李耀宗说：“俺是杨五郎的第三十四代孙，叫杨奉先。”
李耀宗闻此言，不禁莞尔一笑，有点调侃地说：“杨五郎不是在血台山出家了吗，怎会在这里出现他的后人？”
乡农一本正经地说：“那是说书人编的。先祖杨五郎在金沙滩兵败后一个人流落到这里，呆过好长一阵子呢。”说着，他便给李耀宗讲起一个故事来。
那是老令公杨业及其七子在金沙滩一役中全家四散，老令公被俘，绝食三日英勇殉国。勇猛的五郎杨延贵杀开重围，带着一身重伤，落荒而逃，在雁门关下碰到一位叫杨瑛姑的姑娘，她把浑身是伤，奄奄一息的杨五郎领回杨家堡。
在蓬草半掩的茅庵中，瑛姑为他疗伤饲饭，给他浆衣刷身，细心呵护着他。在耳鬓厮磨中两个豆蔻年华的青年渐生情愫。
那是一个月圆之夜，瑛姑陪着渐渐伤愈的五郎坐在堡墙上叙话；看着那在清冷的月光下绵亘而来的古长城，杨五郎悲怆地吟起了一首古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听着五郎的吟咏，瑛姑话中有话地说：“将军高风亮节，常思忠勇报国。我觉着你一定不是个普通兵卒呢。”
对着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瑛姑，杨五郎敞开胸扉，对她毫无隐瞒地讲了自己的身世、自己的遭遇，也讲了自己报仇雪恨的决心和志向。
那时，忠心报国的杨家将早已是老百姓口耳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