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夜生说:“我不勉强你,过几天我听你的答复。”说完,取出五千元塞到婷婷手里。
又过了两天,当吴夜生来到歌厅再叫婷婷时,服务生告诉他,婷婷己回老家,不会再来了。说完又给他领一个叫艳艳的女孩进来。
艳艳年龄不大,长得比婷婷更水灵。
吴夜生在一种失落的心态中把艳艳拥人怀中,同她放纵了整整一个晚上,到天明结账,共消费三千多元,他们两人光啤酒就喝掉三大捆。
歌厅归来,吴夜生的思想始终难以平复。他除了惯常的工作之外,整日里捧着本宋词读,在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中寻找情感的寄寓。
杨波虽说不懂古词,但听吴夜生凄凄惨惨地读来,受他意绪的感染,心底不免也泛起些莫名其妙的惆怅来。
吴夜生读词伤怀,自有自己的感触。却是因为这天早晨,他刚刚起床,就见净尘匆匆走来,告诉他将要外出远游,天南海北,归期难定,专来话别的。
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吴夜生虽说对净尘的情况并不了解,可蛛丝马迹,倒也看出这净尘并未真的脱去这红尘的苦恼。此番相别,从吴夜生来说,自有一种本能的直觉,显是为了些什么原因逃避的;便在心头生起些相聚无多、来日难再的落寞,由不得借着古人的悲述表达自己的情怀。令他无法理解的是,净尘一个出家人,何苦再去招惹这世俗的烦扰呢?
杨波与吴夜生有过一面之交,此番重逢,自也用不着别人介绍。一阵寒暄之后,等吴夜生沏完茶,杨波便开始同他谈论起卜卦来。
杨波问:“吴先生,我想问您:道学与占卜是不是一回事?这卜卦真就那么灵验吗?”
吴夜生哂然一笑,说:“对任何一种文化随便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错误的。卜卦是一种远古文化,最早产生于什么年代,谁也讲不清楚。史传伏羲氏类天象物,始制八卦;而周代的始祖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时,在狱中完善了周易学说。实际上,作为源头文化,易学不仅是道家,也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在这种意义上讲,儒道两家的思想是同根同源的,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分流为儒、道、墨、兵等诸子百家,之后经秦汉唐宋的发展,到明代又趋于合流。举凡卜卦的形式有许多种,像古人用龟甲、筮草占卦,现代人则用铜钱占卜,主要用的是六幺卦法;还有扶乩、拆字、抽签,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但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却是‘算命排八字’,这些方式所凭依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至于灵验与否,这要看占卜何事和占卜之人的个人造诣。古人云:”相由心生‘,实际上说的是一种信息传递。如果能够准确地把握和理解一些信息,对人的行为和一些事件还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也不会像那些江湖骗子说得那么神奇。”
杨波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痴迷呢?”
吴夜生说:“医卜星相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它来源于民俗,也对民俗文化的发展影响至巨,终于形成了几千年绵绵不断的文化传承,既影响人们的生活,更影响人们的信念,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不容忽视的现实。直到当今社会,仍有许多人致力于易学的研究,把它归为一种‘信息论’。”
说到这里,他看了杨波一眼,见他全神贯注地正听他讲着,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算命的源头很古老,除开历史上皇家的占卜不讲,占卜术流人民间的最早传说是春秋战国之交的鬼谷子,也就是占卜业供奉的祖师爷。同道家不同的是,道家重在思想的研究,而占卜业却立足于现实的应用,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吴夜生喝了口茶,清清嗓子继续说:“鬼谷子隐居在河南的鬼谷墟,人们以他隐居的地方尊称他鬼谷子,后人根据他的著述润色整理,就成了《鬼谷子》一书,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创造了八字算命术,是八字算命的最早源头。其实,这种算命术只是对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一种发挥。之后几千年中,又经过了徐子平的修改完善,就成了现在的算命术。算命又称‘排八字’,即按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配以阴阳五行,来预测人生的祸福。这种方法很快在市井流传,并且深入人心。特别到清代,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充斥闹市街头,深入百姓人家生老病死的各个生活层面,几至于形成为一种风俗和时尚。在民间流传的算命术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排八字,预测流年运气,卜算祸福吉凶,几乎包括婚丧嫁娶各种人生的所有事件;二是看相,通过对五官面貌的分析,预言生平祸福;三是测字,又叫拆字。即是对测算之人所写的字进行种种变形、重组、增笔、缺笔的随意加减,来预测祸福。还有一种更简便的方式,就是借用鬼神上身,来预测事件吉凶,这种方式在乡村见得较多。”
说到这里,吴夜生又停下来呷了口茶,咂咂嘴巴,调整一下坐姿,继续说:“当然,算命术流传了几千年,难免泥沙俱下,真假掺混;其中也有许多骗人的成份。作为真正的预测术,其科学成份人们尚在探讨之中。从我个人的理解,人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必然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尚未被人们认识,因而也就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听着他的这番解释,杨波欣然地说:“依照您的看法,这种源自古老的预测学应该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吴夜生说:“应该是这样。譬如说相面术,就包含了许多经验的成份。一个人的善恶忠奸,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从面相上反映出来,但我们还是可以感知一些大概,何况每个人的所求及心理活动也可以从其言行举止窥探一二,这是预测的一门基本功。由此联想生发,不难把握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这就是那些人借题发挥的依据。事实上,预测实际上就是一门心理学,不过,他始终有善恶两途,导人向善,为人排忧解难,总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杨波点点头,不觉陷入沉思。
吴夜生看了杨波一眼,说:“民俗是一个时代相承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积淀,鲜活生动而又充满了野性和趣味,这种俗文化往往是雅文化的源头活水;对于一个人来说,随俗而为,扬善贬恶,也可以辅导人心教化,其作用也不应该忽视呢。”
杨波感到,吴夜生的话有些借题发挥的成份,至于他要说些什么,一时却又弄不清楚,只是觉着这吴夜生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种人,他的观点有思想的高度,也有专家的那种深邃。于是便把话题直接引到古墓发掘上来。
“吴先生,”杨波说:“您对发生在固县一带盗挖古墓的事有什么看法呢?”
对杨波单刀直入的提问,吴夜生没有马上作答,他稍事沉默,然后说:“杨先生,这里有个情况应当注意,就是民俗与国家政策的不适应。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对民俗进行肯定,民俗中有许多糟粕,有必须扬弃的一面;尤其在国家政策原则的大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批判地对待它了。至于发生在固县一带盗挖古墓的事,并不是民俗,恰恰相反,敬祀先人,爱护古物,慎终追远,正是民俗中应该肯定的事。真善美与假丑恶是一种对立,坚持真善美、扬弃假丑恶,是人生的大是非、大原则。盗挖古墓的行为不仅有悖于民俗民风,更是违犯政策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挖掘古墓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政府组织的公开挖掘,另一种就是人们说的盗挖了。比较他们的不同,我们也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结果。政府组织的挖掘,重在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发掘古墓,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况、科技发展、风俗习性以及其它等等;而盗挖的发生则纯粹是一种利益驱动,带有一种掠夺破坏的性质;这是我们要严格禁止的理由。那么,在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一些民间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对古文物研究的政策也应当放开,允许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组织和个人介入古墓开发。这是一种导引机制,可以疏通和缓解这方面的矛盾,更可以改变目前存在的古文物研究开发一花独放的局面,增加这个行业的活力和生气。当然,如何运作,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至于散落民间的文物,政府应当支持人们去收藏,因为收藏也是一种保护。你想,这些宝物收藏在民间,有什么不可以呢!”
对着吴夜生的侃侃而谈,杨波一时语塞。吴夜生的讲述固然有他的道理,但这是政策规定本身的事。对于杨波来讲,他所能凭借的只是现行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他能做的只能是追查和追究这种盗挖国家资源的行为,并依照规定给予结论;他不能像吴夜生那‘样,对着国家规定去评说是非,相反地,他应该做的是维护这些规定的尊严,并且不折不扣地落实它。
当杨波委婉地问起净尘的去向时,吴夜生所知有限,只是对着场波介绍了净尘告别时的情况。这些情况更加证实了杨波的判断,净尘与几起盗窃文物案肯定有着联系,他的出走不仅证实了这个判断,同时也预示着净尘潜逃的可能。
那天,当秦教授向他讲叙了探索古洞后发现的情况,杨波马上进行了推想,感到这净尘的出现,解开了他心中的许多谜团,使本来扑朔迷离的案件开始明朗化。出于慎重,他还是派王铁林去了解净尘的动向,但出乎意料的是,静尘却不知出于一种什么考虑、抑或嗅到了什么气息,忽然失踪,无疑给侦破案件带来难度。
那么,静尘在这个犯罪团伙中究竟担任着什么样的角色?他又会去了什么地方?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杨波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就在杨波回到龙城市第四天,有人来报,吴夜生回村一趟后也不知去向。
吴夜生的失踪,引发了杨波的许多推想。但这所有的推论,都不是吴夜生出走的合适理由。
第十二章
以玉比德 自古圣治多教化
按图索骥 却从贤淑作文章
星期五的下午,张鹄正在办公室研究一封材料,一封来自公安部门的材料。这封材料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犯罪在近几年来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尤其在龙城市,十八岁以下人员的犯罪,以每年近百分之十的速度递增。犯罪种类主要集中在赌博、吸赌、卖淫和嫖娼上面,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为了满足找女朋友的花费,在向父母亲要钱未果的情况下,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这血淋淋的事实,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下一代,竟究会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他们的道德沦丧,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尽管这只是特殊现象,但部分现代青年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特性,已明显地昭示了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的形成,难道没有我们的责任吗?
这时,张鹄想到了《论语》中的一段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这段话的核心是说,做一个人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根本,这就是“孝悌”;关于孝悌,《论语》中讲得十分明白:“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敬父母师长,和睦兄弟亲朋,言行恭敬,仁爱待人,这就是中华几千年传统教育中做人的核心,也是儒学磅礴几千年,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传统儒学在总结人类生存经验的时候,提出了以“和”为核心的礼制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不能说没有他的进步性。而最让人心痛的是,我们丢弃的恰恰是古人最精华的部分。
联想到社会上近年来人们追求的变态,可以说这些人简直就是反面教员,对孩子们心灵的塑造有着直接的不良影响。
贫与富是一种长久的社会现象,关键的是对贫、富的态度和认识。《论语》中子贡与孔子的对话讲得很好:“子贡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就是孔子的贫富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儒家强调以和为中心的“礼”,同时,更强调由礼而引发的人的品行,这就是子贡总结的“温、良、恭、俭、让”。关于这一点,孔子在阐述自己以玉比德的观点时,有了更深一步的解释。
《礼记》中记载了孑L 子关于以玉比德的一段话:“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拙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这段话是孔子把玉同完美人格进行的一次比较,却由此看出了儒家人性美的鲜明主张。但是,令张鹄不解的是,何以在数千年的文明进步中,汉民族会把玉器提升到如此令人崇拜莫名的地位,让大家信仰景从呢?难道说,这佩玉也有科学的成份在内吗?
记得前段时间有个儿时的朋友,是位玩玉的行家;他送给张鹄一只汉代的玉辟邪,长只有五厘米,雕工精细,全身满布红沁,样子很生动。送玉的人讲,这玉辟邪除有祛邪辟灾的功能之外,还有一说,就是这玉辟邪没屁眼儿,只进不出,因此就成了聚集财富的象征。据他讲,现今港台一带盛行摆放玉辟邪,有人身上也带着这玩意。特别是那些嗜赌如命的人,更成了不可缺少的宝贝。
张鹄说,我又不赌,你把它给我,不是明珠暗投嘛!
朋友说,你老兄真是单纯得可爱。这古玉有两大功能,一是古玉有种磁场,可以加强人体磁场,养颜祛病,这是被科学证明了的。二是可以保值,那天你不当省长了,没有饭吃,可以用它换钱度日。要知道,现在市场上一克好的和阗玉料的价格在千元以上,比黄金贵十倍以上。
张鹄想,近年古玩市场的火爆,以及在时下里人们对古文化的痴迷,绝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复古;他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品质的一种自觉的展现,也是对传统文明的一次深情的呼唤。难道说,进步的人类,不应当认真地总结自己传统的经验,做一次慎终追远的努力吗?!
张鹄感到,古玩的意义并不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价值,它主要的作用还在于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和认识,在于从历史的发展上延续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断之后,这个民族的所有特质都会消失,这个民族也就不会存在。
这时,张鹄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把《论语》再重读一次,从而对它折射的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他起身来到书柜前,开始找寻那本从未离过身的《论语新释》,却怎么翻找也找不着。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自己的秘书小韩推门进来,把一大叠材料放在张鹄的办公桌上。
小韩见张鹄在书柜前找东西,便问找什么材料。当听到找《论语》时,小韩说书在他那里,已拿走一个多月了。
张鹄问小韩:“你怎么想到看《论语》的?”
小韩说:“我儿子读初中,老师让孩子当课外书读读《论语》。
我见你这里有,便拿去了让他用几天,明天我就给您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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