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女学生的事。
她向东京的一位著名传教士提出申请，说她想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当问及其原因时，她回答说她的宏愿是乘飞机上天。当请她解释飞机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时，她回答道，她被告知，在她乘飞机上天之前她必须具备一种非常镇静和控制自如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只有经过宗教修行才能获得。她认为在各种宗教中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因此她前来请教。【查棟。艾略特爵士：《日本佛教》，第286页。——原注】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与飞机联系起来，他们还把培养“镇静和控制目如的心境”的修养与教育学考试、演说或政治家生涯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心灵集中于一点的修养几乎在进行任何事业时都可带来毫无疑问的利益。
许多文明都发展了这种修养法，但日本人的目标与方法有其自己的明显特征。这一点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许多日本修行方法来源于印度，在那儿修行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聚精会神和控制感官的方法至今仍显示出与印度人的方法有血缘关系。它们几乎同样强调心空、身定，上万次地重复同一句话，把注意力固定在某个选定的信念上。甚至现在在印度所用的术语也仍然可以辨认得出来。但是，除了上述这派的这些骨架之外，日本的方法与印度的方法很少有共同之处。
印度的瑜伽派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极端宗派，主张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人类除了这种解脱即涅以外没有其他得救之法，挡道路的障碍是人的欲望。这些欲望可以用挨饿、受辱和自寻折磨来消除。通过这些手段人可以超凡入圣，赢得灵性，达到与神的合一。瑜伽是一种放弃肉欲世界，从人类徒劳无益的轮回中逃脱的方法。它也是掌握灵性能力的方法。苦行越严厉，达到目标的进程就越快。
这种哲学在日本是闻所未闻的。虽然日本是个佛教大国，但轮回与涅思想从来就不是国民佛教信仰的内容。这些说教被某些佛教僧侣个人所接受，但它们从未影响民众的风习或民众的思想。在日本，人们并不认为杀死任何动物或昆虫就会杀死转世投胎的人类灵魂，因而也不会把它放日本的葬礼和出生仪式也不受任何转世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并不是日本的思想方式。涅思想也是如此，它不仅对一般民众毫无意义，僧侣们自己也把它修改得不复存在。学问增宣布“悟”（悟道）之人已在涅之中；涅就在此地此时，一个人可在松树与野马里“看到涅”。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兴趣去想像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神话讲述神而不是死者的生活。他们甚至抛弃佛教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任何人，包括最微不足道的农夫，死后都成佛。家中神龛内的祖宗牌位就叫做“佛”。没有任何其他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如果一个民族如此大胆地谈论其普通的死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想出任何像实现涅这样困难的目标的，这一点是不言不喻的。如果干什么都能成佛的话，人就没有必要终生禁欲以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
者，
生，
肉体与精神势不两立的教义在日本也是闻所未闻的。瑜伽是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是以肉体为基地的。但日本人并无此种说教，“人情”并非属于恶魔，享受感官乐趣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是它们应为人生的重大义务而牺牲掉。这个信条在日本人对瑜伽术的处理中已达到其合乎逻辑的极限：不仅自我折磨被取消，而且日本这个教派甚至不属于禁欲主义教派。避世隐居的“得悟之人”虽然称为隐士，但通常与其妻子儿女一起居住在风光明媚的地方，过着安乐的生活。妻子的陪伴，甚至此后小孩的出生都被认为与其圣洁生活毫无抵触。在最流行的佛教宗派中僧侣可以用任何方式结婚养家，日本至今没有轻易地接受灵与肉不相容的说法。“得悟者”的圣洁在于以瞑想来积修行之功及其生活之简朴。圣洁并不在于身穿不洁之衣，或团目不见自然之美，或塞耳不听弦乐之妙。日本的圣者们以创作优雅的诗歌、品茶和赏月观樱花来消磨时光。禅宗甚至叫其信徒避免“三种不足，即衣、食、眠之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后一个信条，即认为瑜伽所教授的神秘修行法会使信徒进入与宇宙合一的忘我入神之境的信条，在日本也是闻所未闻的。神秘修行法不管行于世界的何处，也不管是由原始民族、伊斯兰教托钵僧、印度的瑜伽信徒，还是由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来修行，修行者不论奉何种信条，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做到了“与神合一”，感受到了“不属于这一世界”的忘我入神的狂喜。日本人具有的是并无神秘主义的神秘修行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进入入定状态。他们会的，但他们甚至把入定也视为培养人“心守一点”的修养法，并不把它说成是入神状态。禅宗甚至不像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那样说入定时五官处于静止状态，他们说以这种方法使“六官”达到极为敏感的状态。第六官存在于心中，修养使第六官超乎五种普遍感官之上，但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定时也得到其特殊的训练。禅宗的修养之一是觉出无声的脚步，并能在它们从一地走向另一地时准确地跟踪，或者在不打破入定状态的情况下分辨出——有意送来的——食物的诱人香味。嗅觉、视觉、听觉、触觉与味觉“有助于第六感官”，而且一个人在这种三昧境【佛语，即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译注】中学会使“每一种感官都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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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注重超感觉经验的任何宗派中都是不同寻常的修养。甚至在三昧境中这些禅宗修行者也不试图超脱自身，而是如同尼采在谈论古希腊人时所说：“仍为其自身，并保持其凡俗姓名。”在旧本佛教大师的言论中，有许多表述这一观点的生动说法。最好的一种说法出于道元【道元（1200～1253），日本高僧， 1223～1227年间留学中国，回国广传曹洞宗禅学。他的第一部著作《普劝坐禅仪》简要地介绍了坐禅方法。——译注】之口，他是13世纪禅宗曹洞宗【曹洞宗，日本佛教禅宗最大的支派，主张坐禅以求证觉悟。此宗于九世纪由僧人良介和本寂创立于中国，中心寺院在曹山与洞山，故名。日本僧人道元将此家传入日本。1977年有信徒753万人。——译注】的伟大创始者，该宗至今仍是禅宗里头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一个宗派。在谈及他自己的“悟”
（悟道）时，他说，“我只知道在垂直的鼻子上方，眼睛水平地横着，……没有一点不可思议的事（存在于禅的体验之中）。时光自然流逝。太阳从东升起，月亮消失于西方。” 【Nukariva；Kaiten；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London；1913；197页。——原注】禅宗的著作也不认为三昧经验除了赋予经过自我训练的人类能力之外还会赋予其他力量，一位日本佛教徒写“瑜伽主张，通过瞑想可以获得各种超自然的能力，但禅宗不作任何此类荒谬之论。” 【前引第194页。——原注】
这样，日本人便摈弃了瑜伽术在印度借以立足的假设。日本人对有限性的酷爱几如古希腊因此它把瑜伽术理解为使人完善的自我修养，达到人与其行为之间“间不容发”的“练达”的手段。这是效率的修养。这是自我依靠的修养。它赐予的功德是现世的功德，因为它使人能在应付任何局面时都准确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努力，既不多，又不少。它使他能控制本会反复无常的心不管是身体所受的外来危险，还是内在的激情都不会使他离开正道。
这种修养当然对武士和牧师同样有价值，而且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除了在日本以外，一个人几乎不能在其他地方发现神秘主义的修行法不是被人们用来追求神秘性体验的极乐境界，而是被武士们用来训练他们自己去适应肉搏战。然而从禅宗在日本开始流行时起就一直是这样的。12世纪，日本禅宗创始人荣西的杰作题名为《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武士、政治家、击剑手和大学生去实现完全世俗的目标。正如查棟。艾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禅宗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暗示出这样一种前途，即它将在日本被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科目。“禅宗与茶道或能乐一样成了道地的日本货。这种瞑想性的神秘教义不是在经书上而是在人心的直接体验中发现真理，因此人们可以推想，在十二十三世纪这样的动乱时代，它会在寺院这种避风港里流行于逃遁份世风云的出家人中间。但人们不会想到它会作为武士阶级所爱好的生活规则而被接受。然而事实却是如此。” 【查棟。艾略特爵士，《日本佛教》第186页。——原注】
包括佛教与神值在内的日本许多宗派十分强调瞑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法。但是，这些宗派中的有些宗派宣称
这种修行的结果是神的恩宠的佐证，并将其哲学的根基置于“他力”即“他人之力”上面，也即置于万灵之神的助力上面。有些宗派则仅依赖“自动”，即“自力”，禅宗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这些宗派教诲说，潜力仅存在于自己身上，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使之增加。日本武士感到这种教义正中下怀，而且不论作为僧侣、政治家还是作为教师——因为这些职能都是由武士来充任的——他们都可利用禅的修行法来支持刚毅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是极为具体的。“禅宗只追求人可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光明。禅宗不能容忍妨碍这种追求的任何障碍。从你的道路上清除一切障碍。……如果在途中碰到佛，就杀死佛！如果碰到师祖就杀死师祖！如果碰到圣者（阿罗汉）就一个个地杀死圣者。这正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 【转引自E。Steinilber
神，
人，
书，
道，
Oberlin《日本的佛教诸宗》，伦敦，1938年，第143页。——原注】
追求真理之人不应间接地接受任何东西，不论是佛的说教、经书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擦拭这些不净的废纸”。人们可以研读它们而得益，但它们与一个人自己灵魂中的闪光毫无关系，而只有这种闪光才能使人悟道。在一本禅宗对话集中，一位弟子请求禅僧讲解“法华经”，这位僧侣给他作了非常精彩的讲解，但听讲解的弟子却苛刻地说，“啊唷，我还以为禅僧卑视经典、理论和推理性说明的体系呢。”僧侣回敬说：“禅宗并不存在于完全无知中，但是它相信‘悟道’在一切经典和文献之外。你并没有对我说你想知道的是‘悟道’，而仅说你希望听听经典的说明。” 【转引自E。Steinilber Oberlin《日本的佛教诸宗》，伦敦，1938年，第175页。——原注】
禅宗教师所教授的传统修行意在教弟子“悟道”的方法。修行可能是肉体性的，也可能是精神性的，但它最终必须在学习者的内在意识中得到确认。击剑手的禅宗修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击剑手当然要学习并经常练习正确的剑术，但他在剑术方面的熟练只是属于“能力”的领域。此外，他还必须学习变得“无我”。他先站在数英寸见方的平稳的板上，将精神集中于支撑自己身体的几英寸的木板表面。他脚下的这块非常狭窄、赖以立足的木板逐渐垫高，直至变成四英尺高的柱子，而他则能象站在院子里那样轻松自如地站在这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当他能在柱子上完全稳健无畏时，他便达到了“悟道”，而他的心也不会再以目眩和害怕跌落而背叛他。
日本人的这种站柱修行把众所周知的西方中世纪圣西门派【圣西门，三至四世纪间断修道北叙利亚出生。据传曾在柱子上生活了30 年，这根柱子最初是六英尺，后来逐渐升高，最后达到六十英尺。圣西门就站在这根柱子上说教。——日译本注】站柱苦修者的修行变成了有意识的自我修养。这已不再是一种苦行。日本的各种肉体锻炼，不管是禅宗的修行还是农村中的普通习惯，都经历了这种演变。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跳入冰凉刺骨的水中或站在山中瀑布下是一种普通的苦行，有时意在抑制肉欲，有时意在获得神的慈悲，有时则为了引起入定。日本人最喜爱的寒冷苦行是在黎明前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下，或在冬夜三次用冰水浇身。但其目的是训练有意识的自我，直至不再感到痛苦。信此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不受妨碍地继续瞑想。当他意识不到冷水的冲击和身体的颤抖之时，他便达到了“练达”之域。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报偿。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自悟。一个人即使跟师傅，师傅也不可能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授”，因为弟子从其自身以外的源泉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重要意义。师傅也许会同弟子一起讨论，但师傅不会温文尔雅地把他引入新的知识世界。师傅最粗暴，反而被认为最有帮助。如果师傅不预先警告就打碎弟子举往嘴边的茶碗，或绊倒他，或用铜如意击其关节，那么震惊会使他顿悟。这打破了他的自我满足。记载僧侣言行的书籍充塞着这类插曲。
士，
用来促使弟子作拼死努力去“悟道”的最受喜爱的方法是“公案”，从字面上说是“问题”。据说此类问题共有1700种，在禅僧的轶事集中，一个人花7年时间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不足为奇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准备让人求得合理答案的，其中之一是“听孤掌之鸣”。另一个是“要感觉到在自己成为胎儿之前的思母之情”。其他的问题是，“谁是身负无生命躯体行走的人？”或要回答“正在走向我的是谁？”或要回答，“万物归一，一归何处？”诸如此类的禅宗问题在12或13世纪之前的中国也曾被用过。而日本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些东西。但是在中国大陆它们并未继续存在下去。在日本它们却构成了“练达”修行的最重要部分。禅宗入门书极为重视公案。“公案包藏着人生的两难处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身逢绝境，恰如“被迫进死胡同的老鼠”，恰如一个“烧得火红的铁球梗在喉咙里”的人，恰如“要叮咬铁块的坟子”。他如痴如狂，加倍努力。终于，隔在其心与问题之间的“观察的自我”的屏障被拆除，两者——心与问题——如闪电般迅即融合，他也就“大彻大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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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了这些对弓弦紧绷的精神努力的描写之后，再去从轶事集中寻找花了这样的代价获得的伟大真理，那真是虎头蛇尾。例如，南岳花了八年时间来思考“正在走向我的是谁”这个问题。最后他终于搞懂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说此有一物的瞬间，确实放跑了全部（说似一物即不中）。”但是，在禅宗的启示中有一种通用的模式，它被暗示于以下几行对话中；
僧问：怎样才能免于生死之轮回？
师答：束缚你的人（即把你绑缚在这个轮回上的人）是谁？
他们说，他们所学的东西用著名的中国成语来表达，就是他们在“骑牛觅牛” 【骑牛觅牛，见《指月录》，亦作骑驴觅驴，喻忘其原有而别求，《大藏一览》；“参禅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不肯下。”今谓暂居其职，而另谋他事，曰骑马寻马，又与此略异。——译注】。他们认识到“需要的不是网与夹，而是用这些工具捕捉的鱼或兽。”他们认识到，换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两难处境的两角【在假设性、选择性的三段论法（即两刀论法）中用小前提来肯定或否定的事项被称为“角”。——日译本注】都是与本质无关的东西。他们认识到，如果精神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