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外交在征服者的疯狂中受阻
在朝鲜，自从1910年被日本吞并之后，朝鲜人的生活中时刻都充满着日本人的歧视，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朝鲜人的多三倍，参加日本军队的朝鲜人不断地被提醒他们低人一等的身份，诸如：“走路悠着点儿，不要认为你是日本人。”
朝鲜人被迫像应声虫似的不断照念一个誓言，开头两句是：“我们是伟大的日本天皇的臣民，我们效忠于天皇陛下。”他们要求所有的朝鲜人都加入神道教，朝鲜妇女被征去为日
本军队充当“慰安妇”。
在满洲，重工业、交通业和通讯业完全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中国人被迫充当劳力，帮助日本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根据一位见证人所说，工人们被迫“带着脚镣劳动，劳动使人精疲力竭，工作的时间很长，手段非常残酷。许多人都逃跑了，一些逃到了俄国，那些不幸被抓住的人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有火烧，有水烫，然后就被捆到某个地方（杀死）。”
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日本兵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1942年，一个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下士向朋友吹嘘着：“外出搜寻给养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一个孕妇，我们把刺刀扎进她的大肚子，然后把她像一块肉似的挑了起来。”一个日本士兵谈到看到别人“用石头砸一个中国人，直到把他的头盖骨砸开，他倒在了血泊之中。然后他们又用脚踢他，并扔上更多的石头。军官们对于这场杀戮只是袖手旁观”。在许多战斗区域，日本的政策是把他们前进路线上的每件东西都烧个精光，一个士兵回忆说：“作战地区中的每一个村落，无论大小，都烧成了白地。村中则被杀得鸡犬不留。”
在马来亚，有大约7万名中国移民在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被捕。他们中的几千人，被控进行了破坏性活动。这些人被成群地绑在一起，装到船上，船开进大海，他们就被抛进了海中。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饭店禁止本城的居民进入，而那些最好剧院也只向日本人开放，一些学校也被日本人占据，用来充当陆军兵营，另外一些则被改成了妓院。
在缅甸、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以及美属菲律宾，最开始日本被当做西方殖民主义的解放者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欢迎很快就变成了失望，然后又变成了仇恨，并且出现了广泛的游击抵抗运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菲律宾的农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事件，而且并非罕见。整个行政区域被日本人全部毁掉的事发生了许多次，居民全被刺刀刺死，建筑被烧个精光。在首都马尼拉，那些拒绝向日本士兵三鞠躬的人被带到城市广场上一起杀死，他们的尸体还被吊起来示众，而那些犯有更严重罪行的人，比如殴打日本士兵，则被铐在镀锌的钢板上，放在热带的烈日下活活烤死。
对于日本处心积虑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来说，像这样无法无天、毫无顾忌的暴行，当然是致命的，同时也毁掉了日本本身。由于其基础是建立在强制而非合作之上，日本的体系从根本上就无法发挥效力，因此日本人丧失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人力资源库，不管从军事还是民用来说都是。他们也无法充分利用那些日本急需的丰富自然资源。
然而尽管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对日本的发展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如果和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竞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它就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这场激烈的竞争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它不仅给作战行动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互钳制，而且也给日本为经济所做的全国性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41年，在东条英机刚刚坐上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天皇曾经向他申明了一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当然，这种申明是用一如既往的闪烁其词的方式来表达的。裕仁说道：“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有价值，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一贯被人忽视。综观整个历史，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往往十分激烈，但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相互仇恨程度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当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中，现代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宗族将他们的子弟送进一个军种，而他们累世的对头们则一定参加了另一个。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敌意持续了下去，甚至发展成了公开的仇敌关系。
两军之间的争斗在个人层次上也体现了出来。海军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参加过两次最重要的战役，先是突袭珍珠港，后来又经历了中途岛的失利。他曾经有一次当着一位喋喋不休的将军之面推开椅子拂袖而去，以此表示对陆军的蔑视。丰田副武司令，是战时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他经常把陆军称为“马粪”，而且再三宣称他宁可把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会嫁给一个陆军里的家伙。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陆海军之间不合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遍及各处，包括经济动员、战略性供应的征集和部署、军备设计和生产以及成品的分配。
从制度上讲，陆军和海军的后勤供应都是由通产省掌管和分配的。通产省和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经济政策。但是，海军和陆军都拒绝向行政部门提供任何关于他们战略物资的接收和存货的数据（它们之间更是绝对相互保密）。这样一来，任何实际的计划都难以实施。
飞机制造业的激烈竞争
在战争初期，日本曾经进行过一次弥合两军关系的尝试。他们建立所谓的控制机构，并赋予其相当巨大的权力。这些机构是以政府的面目出现的，每一个机构的领导都由一位来自战备相关产业的行政官员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反应则是对控制机构毫不理睬，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储备物资，直接向生产厂家发送订单（有一些厂家就是属于军队的），混乱仍在继续。
两军之间的争吵在至关重要的飞机工业中最为激烈，在这里双方都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机构。一位民用经济计划制定者藤原银次郎在对飞机工业进行调查之后，抱怨说：“海军在科技上比陆军领先，所以陆军竭尽全力地争取赶上，然后海军又竭力保持领先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场争取优势地位的紧张斗争。”
藤原氏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生产能力，但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对此，他的解释为：“陆军和海军出于竞争而小题大做，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他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工厂和相当精良的机器，但是每当陆军建一个大的工厂，海军马上也会建一个。他们只顾着盲目攀比，却很少考虑到实际效率。”这种浪费行为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宝贵铝材中，只有55％确实变成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全部被作为废料倒卖进了黑市。
陆军和海军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在飞机设计领域谁会超过对方。截至战争结束，海军制造出的飞机有53种基本机型，共112个品种，而陆军则有37个基本机型，共52个品种。这些飞机中的大多数都是按那些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外国机型仿制而来的。
陆军建立起自己的海军
在从被占领的荷属东印度开采石油的问题上，双方的争斗时间也长到了荒唐的程度。海军由于对石油的需求极为迫切，不得不从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陆军由于步兵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它的石油主要是用于航空兵，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需求了。但是，陆军实际上早已垄断了日本的石油资源。
这种不平衡来自于一种奇怪的安排方式：被占领地区的石油资源的分割情况是由最先占
领该地区的军种决定的。在这点上，陆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掌握着最主要的油田，还握有6座大型的炼油厂，这使得陆军拥有了前荷兰属地中85％的石油资源，这样海军能得到的就所剩无几，它手中掌握的只有婆罗洲的两个港口。
为了满足自己远远超过陆军的石油需求，海军不得不采取了类似于敲诈的手段，它威胁说，如果陆军不分给它更多的石油，它就要扣留发往日本的所有油轮。虽然，因此成立了一个陆…海军石油委员会来解决分歧，但实际上争斗更加剧烈了。对于委员会所下达的石油分配命令，通常双方都置之不理。
同时，海军在海战中的失败，和其长期的石油短缺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航母大空战中，有一个日本舰队其实就在附近，但苦于燃料不足而无法参加战斗。由于不会受到来自海面舰船的攻击，美国航母发动了“电击行动”，随心所欲地遣出和召回作战飞机，日本空中力量在这种打压下永远都无法恢复元气。后来，在莱特湾战役中，从本土紧急赶来赴援的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原因还是燃料不足。
尽管海军掌握着油轮的垄断权，但陆军建起了自己的造船厂，而且它对商业船运也颇有涉足。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时，陆军手中掌握的船舶的总吨位就已达到了210万吨，而同时民用的“航运控制协会”的船舶总吨位是170万吨，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则仅有150万吨。而在实际操作中，两军之间也决不进行任何合作的努力。陆军的航运总部在宇品，海军的航运办公室则在横须贺，他们从未交换过关于船只启航、路线、装载情况以及到港时间等任何信息，甚至连发现了敌方的潜水艇这样的事也互不通知。
陆军并不仅仅满足于拥有自己的商船船队，它甚至还要利用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来建造自己的潜艇。海军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三和艹戍 吉副司令回忆说：“当陆军提出要建造他们自己的潜艇的时候，海军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但是陆军答复说，他们计划建造特殊的潜艇是用来守卫本土的，他们不想要海军的潜艇来担负这一任务，因为它们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迎击敌方的舰队。海军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并且向陆军阐述了建造潜艇的困难性，表示可以指导陆军如何来建造。然而陆军并不想要海军的帮助，只想自己来造。”毫不意外，海军的潜艇几乎没有被派上任何用场。
日本在二战中未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雷达，这在部分上也要归咎于两军之间的争斗。美国的雷达专家们在一份战后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军事首脑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使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日本缺乏拥有足够技能来从事雷达研究的科学家，无法展开工作。然而他们竟然还坚持在两军中进行各自为政的秘密研究，企图用不到一半的人来完成全部的任务，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陆军掌握着最高的军事征募权力，因此它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那些技术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统统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别是那些原本在给海军生产物资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约4500名九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征召，占到全厂雇员的50％，他们的位置被换上了毫无技术、毫无经验的妇女、学生和朝鲜人。陆军和海军似乎都很乐于让他们的供应厂家们生产用途相同的但却形状各异的产品。“即使是生产一个螺钉，陆军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军则要造成右旋的来表示与其不同。”日本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益雄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业已经极度混乱，以致内阁计划委员会和通产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军需省，由东条英机兼任部长，它的任务就是专门消除由于那两个互不相让的军种所引起的混乱。
凡是那些和战时供应品生产稍有瓜葛的私人企业都被列为“军需厂家”。这个含糊不清的称号一共被授给了671家厂商。军需省对厂商的生产安排有独家控制权，还控制着下属厂家的资金，并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对厂家进行任意的拆解组合。
然而军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仅从部长走马灯般的替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东条英机很快就对军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厌烦，于是将其转给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继任者是经济学家藤原银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坚强、能力卓越的三井工业集团的前任总裁，藤原后来带着愤怒辞去了这一职务，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对此藤原解释道：“问题就在于必须有一个陆军和海军都能接受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任用吉田，尽管这个人根本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也许他们觉得任用一个对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就能使他们双方都放开手脚吧。”
综观整个二战过程中，这两个军种之间很明显地不需要一个协调的指挥（而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听从）。就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海军准将高木础吉大胆地向海军军令部建议，提出日本胜利的惟一希望就在于陆军和海军在一个最高指挥部之下采取联合行动。但两军都拒绝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即使在作战地区也是如此。
作战地区中权力在两个军种间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陆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挥权，但海军控制了新几内亚的一半、所罗门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被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双方都认为对方控制下的地区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那个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成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分配给海军的舰只数量不足以守卫这一地区，而陆军提供的支援不仅不够，而且还三心二意。”
然而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山本五十六大将中途岛作战的一部分，陆军官兵们夺取并固守了阿留申群岛，海军早前就对这次登陆行动表示反对，很快就又对它进行批评，海军大西泷次郎少将后来说：“我们应该在猛攻阿留申群岛之后就从那里撤走，但是我们愚蠢地占领了这一地区，还投进了过多的物资和不必要的兵力，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离开了。”所谓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国收复阿留申群岛时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岛的大败后，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问他的侍卫官：“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那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天皇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东条英机试图掌握日本盘根错节的政治结构的努力毫无成效，由于警察的高压手段渗透到国内的每个角落，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龃龉不断，兵力不足、军备匮乏的日本帝国无可挽回地逐渐滑上了通向失败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梦魇般的时期已经到来时，仍旧对他们的精神坚信不移，但他们很快就会尝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月，东条英机首相灵敏地应对一位帝国议会的成员。东条英机的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因此他被称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双成对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