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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比庞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邻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启用，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谢；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以及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一百万个无所不包的组织
截至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邻组中的基本单位已经达到了110万个，每一个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而大约20个邻组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都有一个负责人，通过协商一致选出。他负责从东京的内务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以布告的方式传达给本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邻组履行着几乎没完没了的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它们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和消防演习；它们还要鼓励存款，执行防范犯罪措施，以及协调邻里关系。尽管这些琐碎的事务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令人心烦，但也有令人愉快的方面。
记者户崎明带着些许的乡愁回顾了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中度过的那些日子。荻库位于东京以西，这里住着各色人等，有豪富的贵族阶层，也有富裕程度稍次一等的教师，还有官员、木匠、拉面店老板、洗衣店老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户崎明回忆道：“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根除“思想犯”
但是邻组也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要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哪怕是最最轻微程度上的，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警察权力的基础建立在范畴宽广而又程度严厉的法律之上，凡是那些被认为带有不同政见思想的人，都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被释放后，他们也要住进特别的居住所，被置于警
方的“保护和监督”之下。这样的居住所共有22座，遍布日本各地，内务省命令警察对这些在案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职业、社会、环境、精神和身体状况以及思想变化”。而这些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他们的居住地，个人交往以及通信都要受到警方的控制，这种政策，正如《日本年鉴》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样，就是为了去促使“思想犯”们改造他们的观念。
最早颁布于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在1941年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规定了对于一个范围宽泛的犯罪行为都要进行严酷的惩罚。那些“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会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意图推翻国家制度的任何集团，若尚未形成组织性社团，其组织者或领导人”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至于那些“邪恶的半宗教性团体”或者 “任何散布不利于国家制度言论的宗教性团体”的成员则被判处长时间的徒刑，那些参加“旨在宣扬对伊势神宫以及皇室的尊严有侮辱性言论”的人们，也会受到类似的处罚。
日本所有的公众都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纸和期刊编辑们则被要求签保证书，以作为信任担保。这项法律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要在事先通知警方，而警察有权中止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演讲，封闭任何他们不喜欢的集会。警方还有权对“旅馆、公共浴池、艺妓和妓女的工作场所、信用服务单位、理发店、刻章店、估衣店，街头小摊和杂货店”进行检查和监视。此外，警察们还被派去“照管，维持良好的公共行为方式和公共道德”，这一任务中包括“对妓女抱有尽可能人道的观点”。
一个自由主义嫌疑犯的恐怖历程
在最为臭名昭著的警察单位中，有一个就是宪兵，也就是军警。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身为关东军将领在满洲服役的东条英机就领导过它。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宪兵都不满足于仅仅在军队内部执行法律和命令，他们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间。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另一个是国民警察，它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机构也负责国家安全的维护，它们采用严厉的手段来执行
这一任务，和它们的德国伙伴———盖世太保毫无二致。这一系统由无数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构成。而东条英机则通过内务省从总体上进行间接控制。
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直接掌握着宪兵的控制权。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随时待命，准备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轻微颠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发表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尽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战期间受到间谍活动困扰最少的一个国家，它还是对间谍怀有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有晚上才进行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久礼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即使当地的镇民每天都看见他们。68000吨的日本主力舰“大和号”是当时最大的在役战舰（其姊妹舰“武藏号”和它吨位相同）。它是在久礼建造的，它的船坞用钢制的篱笆围得滴水不漏，仅篱笆上的钢材就足以造两艘驱逐舰。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拷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需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如学习关于左派的东西，他们就可以没收和检查人们的日记。一位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正在听一个La Cumparsita（一种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她家。“你们这些叛国贼，”他们大喊道，“现在国家的情况如此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在离开之前，他们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处心积虑的预谋。一位日本人回忆道：“有谣传说如果宪兵把你带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吓得发抖。”早在1942年，宪兵进行的可怕的活动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致连一向逆来顺受的公民也发出了反抗性的低声抱怨，例如东京的一个政府机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
这些抱怨传到宪兵的头目加藤佐治少将耳中，促使他发动了一场对其势力的公开辩护。他说道，宪兵的一些手段确实显得有一点点苛刻，不幸之处在于，“宪兵有时被怀着恐惧和怀疑的人们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势力。”加藤说，这一点是最令他苦恼的。他用温和的口气向他的国民保证：“你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最后总结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兵所采取的措施“都必然会为我们赢得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然后宪兵仍然一成不变地按它的既定方针行动。
而和宪兵争夺国家警察最高权力的是“特高”。这一力量组建于1911年，目的是镇压左翼运动并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它的特权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它专门执行法律中关于思想控制的规定。
“特高”的成员们有权进行两种方式的逮捕，一种是进行盘问，另一种则可以进行拘留。原则上，留滞期最长只有29天。期满之后，被拘捕者即便释放，也会留下案底。为了绕过这个麻烦的规定，当一个嫌疑犯在一个地方关押期满之后，“特高”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另一个为期29天的关押就开始了。在关押期间，嫌疑犯通常被扔在一个小囚室里，被迫坐在地板上，直挺挺地一动不动，每次都要一直坐上24小时。一个被关押者回忆说：“日出月升，昼尽夜来，我们除了曲膝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我们偷偷地伸一下腿又被发现的话，就会被踢得满地乱滚。”
那些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捕的人都会被要求写一份自传。“特高”对每份自传所包含的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家庭背景，（嫌疑犯）成长的环境，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参加过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工作简历，一份关于政治观及其如何形成的文章。对于被捕者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他不按照“特高”想看到的方式来写，他就必须重新再写；而他如果写了“特高”想看到的东西，他就会以政治犯罪的名义被起诉。
下面是“特高”的一次相当典型的逮捕行动。一个寒冷的冬夜，三名身披黑色外衣的“特高”人员，毫无预兆地闯进被怀疑为自由主义者的电影导演岩崎昶的家，他们把岩崎昶从睡梦中拖起，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池袋警署。同时，他的书籍、杂志、笔记本、日记和手稿也被捆成一包一起运到了警署。（在战争的后期，当燃料短缺变得十分严重时，这些物品被焚烧用来给警察取暖。）早晨，岩崎昶被带到一个“特高”官员面前，被告知他将要“受受冻”———就是关在一个没有供暖的小牢房里。在根本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岩崎昶在监狱里总共待了14个月，最终他被释放了，但被警告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到了战争后期；“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脑古井喜实向帝国议会提出，他想要对“危害国内团结”的活动进行一场加大强度的镇压，以此为手段来坚定全国的决心。他的陈述非常动听；东京附近地区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论》这两本颇负声望的杂志的编辑人员，并指控他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一个姓竹岛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对《中央公论》的编辑黑田秀俊（音）进行威胁，他说：“我们很清楚你并不是共产党，但你如果坚决不承认呢，我们可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们只要把你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就行了，我们是可以杀掉共产党的。”但黑田秀俊不为所动，重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任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释放了，但他的杂志被查封了，直到战争结束。
大捷面具下的惨败
随着日本军队在陆地战场及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少，在国内镇压中的胜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6月，当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后，日本的巨大冒险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了防止人民知悉这次失败的消息，东条英机首相下令将这次战役中沉舰的幸存者们隔离起来，日本的高官们面不改色地宣布帝国海军最终“获得了太平洋的最高权力”。在东京，受骗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挥舞旗帜，手提灯笼进行盛大的游行庆祝。
只要日本军队的闪电式战争能够保持长胜不败的辉煌纪录，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就能够欣然地接受公众的欢呼拥护，同时人们也能允许天皇被继续默无声息地置于背后。然而，中途岛战役之后，东条英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皇家的声望，他们敦促皇室成员参观军事基地、工厂和学校，以此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从1943年初开始，历史上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颁布的诏书，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颁发一道，它们被用来勉励后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并用来向日本人民保证肯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降低诏书神圣权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而败坏它的做法则更要糟糕得多。然而在1943年的年中，东条英机正是这么做的。通过向天皇部分隐瞒了那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东条英机说服天皇宣布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取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实际上正在惨败之后从这一地区撤离。
面对日本军队撤出他们征服的地区，面对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潜艇封锁不断的收紧，面对日本人民和工业开始感受到严重的短缺所带来的剧痛，东条英机首相终于发现了还有一件令他满意的事情，这就是194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来自中国汪伪、伪满洲国（日本人给他们的满洲属地所起的名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
东条英机是一个“泛亚洲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一点，他与许多心怀讥讽的同僚们不同，他可能还相信全亚洲的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会得到共同的繁荣。有一次他从两国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次解释很能体现他思想中的特点。他说：“基本目标是由中国提供它那储量丰富的各种原料，而由日本提供技术、资金和技术人员。互利互惠是主要的思想，这是有道德基础的。”
现在，作为“大东亚会议”的主席，东条英机坐在一个马蹄形桌子的首端，召开这次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会议。东条英机的希望就是日本能够带着一些成果退出战争，他说道：“大东亚的国家之间无论哪个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了他们的泛亚洲主义热望。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说道：“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应该热爱他们的祖国，热爱他们的邻邦，并且热爱东亚。”
菲律宾新近被日本赋予了名义上的独立，总统劳雷尔用因激动而不断颤抖的声音说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延迟十亿东方人民去获得他们自由无碍的权利和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全能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的民族。上帝将降临人间，和我们站在一起，将会激发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豪情，将赋予我们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个发言者是拥有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缅甸第一总理巴莫博士。和菲律宾一样，缅甸也刚刚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巴莫宣称道：“多年来身在缅甸的我一直做着我的亚洲梦。我的亚洲血统一直向其他的亚洲人发出召唤，在我的梦想里，无论是睡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的孩子发出的呼唤。现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们的血去思考。”
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大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善，这一结果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他认识到，只要东亚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国，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敌人进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同盟：对于泛亚洲主义的追求在西方的压榨面前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泛亚洲主义曾经可能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机会，由于日本士兵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所进行的种种暴行，这些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东条英机为组建一个有效的东亚联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为他自己政府内部力量的更大破坏。在一个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国统治协助协会宣称：“尽管我们采用‘亚洲合作’的提法，但这绝没有忽视日本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事实，也并非假定了一种自动的种族平等。”在谈到日本对那些曾经属于西方列强的地区进行占领这一问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坚称：“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占领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外交在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