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罩衫和扎头带组成，这是日本妇女在做家务时的通常装束。
在1941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后一个半小时，日本帝国空军司令向媒体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宣言（上图）。很快，震惊的日本人民纷纷驻足街头，聆听从广播中传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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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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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之爱就像火焰
一般燃烧”
“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是一处战场，”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东京的一家报纸这样宣称，“邻里之爱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社论热烈地颂扬日本的“邻组”超越了阶层和家庭的界限，将整个国家都团结到国内防御中来。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多万个邻组（每组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准备好迎接美国轰炸机的一波又一波攻击，尽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袭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在1942年4月对东京发起的那次小小的攻击。邻组成员们学习如何确认敌人的飞机，在毒气攻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燃烧弹。邻组的负责人组织灯火管制巡逻，检查各家的防火情况，并且监督战壕和家庭防空掩体的挖掘。他们协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并且确保每家都在背包里装好大米和药品以预防紧急状况。
邻组负责人还要不断地召集人们进行演习。演习经常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更常见的是在夜间进行。按命令，每家至少要有一个人参见演习，由于大多数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这个参加者通常都是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演习是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合情合理。有一位妇女记得因为弄洒了水而被从救火队中赶出来。“那个领头的男人说：‘你不够强壮，回家再找一个人来吧。’”另一位妇女对于无休止的反复动作感到厌恶，她说道：“对我来说，拎着一桶一桶的水跑上山坡是一种愚蠢无聊的作战方法。”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平民来说，防空演习增强了集体的纪律性，也加强了全国的团结。演习也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信心，这在一首邻组歌曲的歌词中有充分的反映：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天空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来吧，敌人的飞机。
1944年，手提灯笼的邻组巡逻队在执行任务。邻里防空警戒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些被认为老得不能打仗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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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轰炸做好准备 ·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身着防毒面具的僧侣与市民一起参加防空演习。
· 战争中的日本
为轰炸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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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在一次防空演习中，飞机观察员大竹恒子向天空中搜索美国的轰炸机。她身上披的带子上写着她家乡的名字———东京附近的川崎。
一位军官在向一个邻组的妇女们示范如何正确佩带防毒面具。他还用示意图向她们解释呼吸装置如何工作。
全国爱国妇女协会的成员们在一次防空演习中在室外制作寿司（即饭团）。这种社区的野外烹调是为了让城市居民预备好有一天敌人的轰炸机可能将他们赶出家园。
在一次消防演习中，身着农妇式裤子的邻组成员们在用空桶扑灭想像中的大火。妇女们戴着单薄的布料风帽，假定这样可以使她们免受火苗的伤害。
在东京市政府地区，一次模拟燃烧弹和毒气弹的空袭演习中，担架员抬着假扮的受伤者跑过一栋被火焰吞噬的房屋模型。
在一次战前国防演习中，东京的市民们用布捂着鼻子跑过一个烟幕弹。
一个身着军服的邻组负责人在指挥他的组员扑灭模拟炸弹的信号弹。
身着汗衫的学生们在挖掘防空壕。他们的平头象征着与士兵们团结一心。
战争后期，小学生们在东京的一个地下防空工事中上日常的阅读课。
一群东京市民在观看头戴风帽的消防队员们拆毁一座房子。一共有2万人因为设立防火道而被拆掉了房子，并被重新安置。
挖掘壕沟和后院掩体
尽管政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东京的防空掩体系统还是极端不足。1944年动员男学生们挖出来的防空壕，里面没有一个座位，而且通常连顶都没有。隧道一直挖到了城市的山边，但是它们离住宅区太远，在警报拉响和空袭开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根本来不及跑到那里。尽管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后院的掩体，典型的掩体就是一个散兵坑似的洞，里面灌满了地下水或是雨水。一位妇女写道：“所谓的掩体，经常就是一个深洞，毫无遮蔽，潮湿不堪。”
西式办公楼中的地下室在轰炸时可以当做现成的掩体，但是这些大楼大部分集中在东京的闹市区。因此，如果空袭在工作人员晚上回家之后发生，它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即使空袭在上班时间发生，整个城市截至1945年春天也仅有18座水泥掩体，总共的容量不到5000人。
当日本人猛然醒悟到美国的大规模轰炸已经成为事实时，已经太晚了。
东京的一家银行（左）和百货商店（右）在一次伪装演习中用大块的布和床单来遮掩墙体。
一位手持旗帜的国内防卫人员在楼顶观看烟幕弹的浓烟遮蔽东京商业区的工厂和办公楼的情景。
伪装战术
在与美国的战争爆发之前的许多年中，日本人就曾经在他们的国内防御演习中使用伪装。但是由于日本的领导人们深信几乎不会有什么敌人的轰炸机能达到日本本土，导致日本人在战争中忽视了这些欺骗性的宣传。虽然像国会大厦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物都罩上了伪装网，但东京90％的办公楼在战争中都没有任何伪装。
从根本上说，伪装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伪装虽然可能使人感到安心，但当美国战机不加区分乱炸一气时，伪装实际上几乎没有对城市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占地200平方英里的东京是不太可能被飞机错过的。
第二章 东条英机和战争工具
阴影背后的掌权派
由于每天早上都要习惯性地骑马外出，巡视东京市民的战时工作，东条英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马背首相”的雅号。在一次巡视中，东条英机发现偌大的东京水产市场的货架上居然空空如也，这使他相当沮丧，他向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汽油短缺，从码头向市场运送水产品的能力大大缩小。
“汽油？汽油！”这位日本首相大吼着，“用不着汽油！你们早点起床不就可以了！”
对于头脑十分单纯的士兵来说，采取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只有战时日本的独裁者。就单纯的个人权力而言，东条英机和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本尼托·墨索里尼并不在一个等级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幽灵集团的领导性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由高级陆军军官组成，控制着日本政府。然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在工厂里工作的，还是在稻田里种地的），东条英机就是政府的象征以及日本道德的化身。他坚强、勇敢、忠诚、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奋、坦率、慷慨，而且热爱孩子。
但是反过来，对于同盟国来说，东条英机则是恶魔的化身。西方的媒体和盟军的宣传部门说他是“邪恶的、危险的、残酷的”，是“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希特勒”。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如“子弹头东条”、“鹰钩鼻加秃脑袋东条”；还有的把他说成“陆军中的希姆莱”，就在战前的定量供应中，作为国内安全事务的主管，被形容为“仍然像恶臭一样粘在他身上”。
实际上，东条英机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他的显赫之处主要在于家世。他的祖父是一位武士，而他的父亲在还是一个少年时，尽管作为武士的传统特权被取消了，但参加了士官培训学校，37年后，他以中将的军衔从日本皇家陆军退役。东条英机本人从15岁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后缓慢但平稳地不断升迁，沿着一条并不令人惊异的道路直到陆军大臣的位置，然后又被陆军选中，于1941年担任首相。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东条英机57岁，身高五英尺四寸（1。65米），体重大约155磅（70公斤），头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戴着厚厚的角质架眼镜。在当陆军军官时，他以严厉而闻名，但他非常体恤下属，在他们复员时，常常解囊相助。为此，东条英机的夫人曾经说他们家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是“处于战争状态”。
在军事事务方面，东条英机十分敏锐、果决，极为自信，但是除了在这个他一生都从事的事业之外，他的眼界十分有限（这一情况令东条英机十分苦恼）。他有一次说到，他曾经听说希特勒和英国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在被问及欧洲战争为何爆发时，东条英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记得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对当时的情况不满意吧。”
但是，只要是通过辛勤努力可以完成工作，东条英机还是都能做得很好的。他曾经对一群日本学生说：“努力和勤奋是我永远的良友。”
日本军队中的希姆莱
在这种精神下，东条英机身上兼任着的多得惊人的职衔，担任首相的同时，他还保留着陆军大臣的位置，同时还继续担任着陆军将军的工作。后来，在日本的形势已经恶化到绝望的境地时，东条英机又肩负起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职位，以增加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他还数次担任外相，把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赶到了一边，还担任过内务大臣，在这一职位上，他掌握着普通警察；在一个由数以万计的社区组成的权力金字塔中，他处于最顶端；他还担任过教育大臣，而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严格控制的学校实际上就是政治灌输和军事训练的工
具。此外，他还担任过军需大臣，这一职位是为了结束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斗争而专门设立的。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较高下，但只是增加了内耗。
此外，东条英机还努力做好一位公众人物，这令他的国民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一位高官真的能够走入民间，并和普通的国民打成一片。他会到菜市场询问物价；他鼓励人们去参拜明治神宫；在神户的三菱飞机制造厂，他勉励人们要争取更大的业绩；在九州的一个矿山中，他还曾经头戴矿工帽，下到1200英尺的矿井里，要求矿工们争取高产。一天早上，当他骑着马走在东京官邸的附近时，遇到了一群身着卡其布制服、脚登木屐的小男生。东条英机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上操？”
一个男生敏捷而机灵地对答道：“八点钟，将军。”
东条英机点了点头，接头又问：“那你妈妈早上通常什么时候起床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四点钟，将军。”
东条英机十分高兴。他说道：“如果母亲们都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赢得战争。”
东条英机也会偶尔视察一下战俘营。在一次这样的视察中，他来到了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正赶上英军战俘进行每周一次的洗澡，他们被命令要全裸着肃立，然后按日本的方式行鞠躬礼。身着灰色西装，手持象牙柄手杖的东条英机看上去忍俊不禁，他拿下帽子作为对鞠躬的回应。他察看了所有的营房，并特别询问了饭菜的供应情况。对于不止一个的战俘来说，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无耻的老色鬼”。
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战争，东条英机使出了自己的每一分力量。他办公室中的灯光，会一直从黎明前一直亮到夜晚。就是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东条英机以严格的自律精神指挥着战时的日本政府。这个政府是控制日本人生活的工具，它无孔不入，富于压制性，而它的结构更是令人窒息。
作为首相，理论上东条英机有责任要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然后把他们的提议上报天皇，请他诏准或者驳回，但实际上，内阁几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幌子，而天皇也没有决定的权力。
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一个私下勾结的小集团手中，尽管它也可能邀请别的人来参加会议，但通常的成员只有以下这些人：首相、陆军和海军大臣（两个人都必须是现役的高级军官），以及外相。他们所做出的大部分决定的依据都来自“集权将校”提供的情报，集权将校指那些少佐和中佐之类的中级军官，出于角色的原因，他们开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事实，使这个小集团的军事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每次在这个小集团达成集体意见之后，它还要仪式性地向天皇申请举行一次帝国会议，这一申请照例肯定会得到批准。在举行会议之前，天皇都要由掌玺大臣简要地提示议事日程。如果裕仁天皇对其中的某项事务表示关注，掌玺大臣就会准备一个问题清单，这个清单会事先交到预定出席的官员手中，以便他们准备自己的回答。
天皇由他的侍卫官护送来参加会议（侍卫官几乎都是由一位陆军将军担任），到达之后，就坐在高台上。在台子的右侧摆着两张织锦覆盖的桌子，天皇的高级顾问们就坐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些都是他们赫赫军功的象征。东条英机首相简要地陈述一下小集团已经做出的决定，接着宣读天皇先前的问题，接着就是对答案进行认真、详细的陈述。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几乎永远都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作为一种实际的决策形成手段，这一过程当然是毫无效用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帝国会议上，小集团的提议从没有一次被推翻过，甚至连修正也没有。然而这个制度的确还是有某种用途的，它给掌权的军国主义者们的命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这些人将日本在前一个世纪成功制定的民主制度完全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要将这个国家推向全面的战争。
臃肿蹒跚的官僚机构
在这项制度的产物中，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曾对它寄予厚望，至少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是这样的。这个机构被称为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据半官方组织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所说，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日本的政党在1940年就被正式地解散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在IRAA的主持下进行的。
IRAA也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许多组织，包括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商会；此外，年鉴还指出：“科学、艺术、体育和娱乐的发展必须遵照全国协助统治协会的基本目标”。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其势力席卷日本，它的强制性命令影响着所有日本人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从表面看来，IRAA是极为慑人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失败之举。东京总部的机构重叠臃肿，官僚作风纠缠推诿，在这种情况下，它由于自身的臃肿而慢慢垮台，尽管还列在政府机构的名单上，但它完全被绕过去了，东条英机政权找到了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战时统治。
远比庞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邻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启用，目的是“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