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充满遗憾地回忆了一个深得他喜爱的学生的社行会，他写道：“除了一小袋干豆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而这是我们一家人那天的口粮，包括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当那个学生听到钟敲五点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悄声对我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应征入伍者去往军营之后，他的家人在每顿饭的时候都会给他留出一个位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那个缺席的服役者仍旧是家庭的一员，同时也是对他的平安归来的一种祈祷。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神宫的外院中，参加二战中最大的一次送行会。在寒冷的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静静地站着，肩头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的对面是挤得满满的6。5万名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的男女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新兵们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势，一面听着滔滔不绝的爱国主义长篇大论，这些言论都通过广播传到了全国。江桥慎四郎在入伍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调整了一下语调后，他发表了演讲：“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首相东条英机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演说。他说道：“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这一时刻，我们整整一亿人都将走上战斗岗位，克服我们的祖国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东条英机提醒新兵们美国和英国也把他们的学生送上了战场，“但是我毫不怀疑你们在精神上和作战能力上都能将他们压倒”。
大会结束后，新兵们穿过东京的街道，向皇宫对面的广场进发，在那里他们向天皇三呼“万岁”。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在等着这些新兵，在到达训练营地之后，军官们再一次向他们重申他们被征入陆军或海军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光荣。带队军官带他们发誓，然后又向他们宣读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其中总结了他们从出生起所受的责任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切内容。
《军人敕谕》的最后一点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把朴实作为自己的目标，你将会变得优柔颓废，轻浮无行，就会陷入各种奢侈浪费的嗜好中不能自拔。这种恶习一旦出现在陆军和海军的士兵中间，就一定会像传染病一样地迅速传播，尚武精神和士气就会直线下降。”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实际上，对于新兵来说，任何形式的浪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2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要忍受残酷的生活环境和训练方式，这些都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战斗者而设计的。一位海军新兵说：“海军里的人甚至没有被当做人一样对待。”另一个海军新兵附和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训练成了机器人，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所有军种中的新兵都处在一种被视为尘芥的地位，那些已经完成训练的老兵们还一再用各种方法来提醒他们的这种地位。老兵们讽刺地把他们称为“一钱五厘”（很小的钱），也就是他们的征兵卡的价钱。
受训士兵的新家就是两层楼的营房，营房是木质结构的，涂着防腐的木馏油，刷成白色的墙上贴着标语，都是勉励士兵们为天皇战斗到死。他们睡在铁制的小床上，床上铺着稻草，放着很薄的毯子和内装锯末的圆柱形枕头。一个小木橱里放着每个士兵的少量私人物品，通常只是家人的照片和纪念物。除了亲戚之外，所有妇女的照片都在禁止之列，在杂志被送到军营之前，所有的艺妓和女明星的图片都被剪掉了，因为它们会引起不道德的念头，会使新兵们不能专注地学习关于战争的技能。
所有的士兵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一套单调、粗糙、肥大的卡其布套装。许多农村来的新兵发现这些过肥过大的制服十分不舒服，甚至连正反面都难以区分。一位军官说：“我注意到有一个乡下孩子站在营房的角落里和他新发的制服‘搏斗’着，他以前除了宽大的和服之外什么也没有穿过。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已经把裤子反着穿上了。他急得哭了，因为不能从背面系上裤子的扣子。”
对于农村的新兵来说，最难适应的穿着要数陆军的那种带平头钉的军靴。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他们穿的是“草屐”（一种稻草鞋）和橡胶底的拖鞋，这两种鞋是把大脚趾用一根带子或者一个单独的小空间与其他脚趾分开的。所以这些农村兵们受了很多天的折磨，好不容易才适应了五个脚趾并拢的军靴。
尽管刚一开始新兵的伙食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后来就变得极为磨炼人了。一位入伍前在横滨当造船厂工人的新兵说：“在我入伍的第一天，我们吃到了一顿特殊的美餐，红小豆煮粘米饭，但是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上司发话说：‘这是你们吃到的最后一顿好饭了，从今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严酷起来。’”后来，陆军和海军新兵们通常所吃的早餐就是凉米饭加咸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极快地吃完，以便赶回去继续军事操练。午餐可能是米饭加上一点肉或鱼，晚饭则不过是一碗汤加上一点点米饭和蔬菜。
新兵的作战训练强调的是毅力和残暴。由于新兵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成为步兵，因此，所有的新兵都要进行一天20到30英里的耐力行军，中间只有几次很短的停顿，稍作休息以及吃饭。在新兵们将完全筋疲力尽的时候，军官们经常命令他们全速奔跑。这样做除了为培养新兵们的耐力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向每个人证明其拥有的潜能要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像。
还有一位军官利用耐力行军来强调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每个士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当这位军官带着他的士兵在富士山旁边进行一次夏季训练的时候，他禁止手下不经批准就喝水壶里的水。但他从来没有批准过一次喝水的请求，然而也没有一个士兵违反命令。20个士兵由于暑热，筋疲力尽地倒地，其中有五个人死亡。
除了强度行军和模拟战争训练之外，新兵们还要花上几个小时进行小武器和刺刀的训练。摔跤训练十分受欢迎，尽管有一些教官采用残酷的手段去教会新兵们什么叫做顽强和好胜。后来成为海军“空战英雄”的坂井三郎在对他的飞行员训练中的摔跤课的记述中写道；“教官随机地从队里选出两个学员让他们摔跤，获胜者可以获准离开摔跤的垫子，而他的对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要连着输下去，他就要一直呆在垫子上，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地撑下去。”
“如果必要的话，那他就被迫和班上的其他69个人每人都摔一场。在连续进行69个回合之后，如果他竟然还能够站着的话，他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但是也仅仅只有一天时间。第二天，他又会成为全班第一个出来摔跤的人，直至最后他要么取得一次胜利，要么被赶出班级。”
新兵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训练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军人敕谕》被无数次地向新兵进行宣读。他们还经常性地半夜里被从床上叫起来，走到神社去。此外，他们还一再地被灌输那些从武士时代传下来的各种教条，例如，只要他们完全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就能击败敌人。
士兵们还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战斗到死，或者要以自杀来避免被俘，久贺伸郎少佐的死被作为了新兵们的一个光辉榜样。久贺伸郎在入伍前曾是一位中学教师，在1932年的上海战役（一二八事变）中，一位中国士兵发现他失去了知觉。阴差阳错的是，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贺伸郎教过的学生，于是他就非常关切地把久贺背回了中国的阵地，并且照料他直至康复。久贺复原之后，中国方面释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当过战俘，久贺知道自己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根本无法在被俘前自杀。但是，久贺伸郎仍然感到十分耻辱。于是他就回到了当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杀。
如果一个军官没有能够以自杀来避免被俘，那么他将会被视为对自己的祖先、家人、战友以及天皇不忠。这种思想在日本军官的心目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连想一想不进行切腹这个念头都会令他们吃惊。然而，海军少尉酒卷和男却是一个例外。在1941年五艘小型潜艇对珍珠港进行的徒劳无功的行动中，他成了惟一的幸存者。最初的时候，酒卷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心乱欲狂。但是后来他决定要忍着耻辱继续活下去。关于下定决心的这一刻，他后来写道：“就像有一把尖刀猛然刺进我的胸膛。这一刀是刺向我的，但又不止于此。就像有一把大锤击碎了我全部的过去，这个过去包括着日本全部的历史和文化。”
从训练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惩戒始终得到了严厉的强调，即使对新兵的最小的错误和缺点，也决不姑息。预备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有一个心胸狭窄的军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过失惩罚了他好几次：“他命令我说：‘站到墙边，屈下身子。新兵坂井，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喜欢你，想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海军。屈下身子！’”
坂井接着写道，接下来那位军官会用一根粗大的长棒使尽全力地击打他的臀部：“好多次，我数着我的屁股上挨到了40下之多。我经常因为疼痛而昏倒。但即使不省人事也无法逃脱，那位小心眼的军官只是往我身上泼上一桶冷水，大声咆哮着让我恢复原来的姿势，然后，他就接着进行他的‘惩戒’，直到他认为能够抵消我所犯的过失为止。”
每当有一个新兵不管因为什么理由挨打的时候，他的连队里的其他士兵，每人也都会被小心眼儿的军官或者高一级的士官打一下。而新兵们则被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惩罚。坂井写道：“在挨打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一声咕哝声都不能发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家长式的惩戒所带来的疼痛或痛苦而发出呻吟，那么全队所有的人都会遭到踢打，或者被从床上拖出去进行全面的惩戒。”
新兵一旦完成了训练，他的命运就改善了。他不再挨打了，因为他现在被看做了一个人，而不再是一个物品。但是艰苦的工作仍然使新兵从黎明一直忙到深夜。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5时30分起床，在7点钟之前，士兵们必须整理好床铺，打扫干净营房，为检查做好准备，重温诏书中关于士兵的各种准则和道德；7点钟吃早饭，时间10分钟，接下来就是五个小时的训练和学习；在12时10分的短暂午饭时间之后，继续进行学习，（如果各种杂事都做完的话）从4时10分到5时30分吃晚饭前是一段休息时间；晚饭后继续进行工作和学习，直到10点钟熄灯。
士兵们星期天可以正常地休息，但他们没有钱进行远离基地的活动。一个士兵每月发的钱只相当于1。26美元，什么也买不了。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士兵们都被希望能把钱积攒起来。如果一个士兵或者军官（中尉每月的钱是16。10美元），在连队食堂胡乱花钱，大肆购买香烟、糖果、面条、啤酒或日本酒等物，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因为这不太像武士所应该做的。
除了共处在一个严厉的日常制度之下外，日本的军官其实和他们的手下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军官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中下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和他们那些出身工人和农民背景的手下相去不远。反之，新兵中的许多人由于想找一个工作或学一门生意，在少年时代的早期都读完了正式的中学，而军官中大多数上的却是“幼年学校”（即军事预备学校）。尽管所有的男性小学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军事学校入学考试，但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6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通过考试。后来，随着对军官需求的增加，入学的标准放松了一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从军事学校毕业之后，这些日本未来的军官们就到东京的士官学校去上学，这就是日本的西点军校，学制三年。
在大战期间，为期一年半的初级班也招收普通国民初中的毕业生，但他们要通过一个严格的入学考试。
初级班毕业的人将成为士官，而那些完成中级或高级班学习的人将会被任命为帝国军官。他们的课程几乎全是一些军事科目：操练、战术、骑术、剑术以及射击。学生们一点也不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或者经济学。但是位于广岛附近江田岛的海军学院设有这些科目，这个学院相当于海军中的士官学校。
毫不奇怪，陆军这种狭窄的课程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军官，很难很好地指挥他们的部队，也很难控制被占区的人民。一个典型的低级陆军军官的特征是：野心勃勃，头脑简单，一心认为所谓的日本精神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在这种人的指挥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试图用步枪和刺刀抵挡机关枪和大炮的袭击，在这样的战斗中白白送死。
没有一个家庭知道他们家的入伍者何时离开本土，又被派往何方，这个人只是消失了。尽管一个好的士兵绝不应该向外界透露自己所在何方，但有时他们的家人仍会收到从婆罗洲、从菲律宾或者从马里亚纳群岛寄来的信件，一封或者数封不等。一些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们每日的常规生活。许多信里说着为天皇效忠的巨大荣耀之类的套话，但其他的信件却显示出极强的个人色彩和惊人的坦白。
中尾德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将他养育成人而经受的艰辛，他对于不能全心全意地尽孝报答父母的爱而感到万分愧疚。他说大战是一场悲剧，并且引用了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话：“‘悲剧的开端就在于父母拥有子女，而子女也拥有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二老多多保重。”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中尾是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当时他年仅25岁。
濑田万之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很后悔从上大学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现在我正在生死之间徘徊。问题不在于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觉得失去了什么可以依赖的东西。我现在理解了你们两个人的信仰，请给我送来一本随便什么样的宗教书籍，我只是想求得思想上的平静，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濑田1945年3月死于菲律宾的一次行动中，终年21岁。
飞行员佐佐木八郎写到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使命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在为这个使命而进行的行动中的死亡，只是一时的血气之勇，是很愚蠢的。”但是佐佐木不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坚信：“我有将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幸福责任。”他在1945年4月的冲绳空战中死去，终年23岁。
一位名叫松井金平的士兵写道：“我珍惜我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东西。”他说他所有的同学都将会为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而牺牲生命。“我准备为这个信念而死。”但是随后他又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这种办法没有用，将会怎么样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