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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疑问的是，“会试泄题案”对唐伯虎造成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他从此告别官场，绝意仕途，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科场失利且经受了牢狱之灾的唐伯虎返回苏州后，家中又发生了一个大变故，他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清贫潦倒的生活，终日大吵大闹，最后甩手而去。
孤身一人的唐伯虎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卖文作画为生，过着一种宁静淡泊、潇洒随意的生活，就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三十六岁时，靠卖画有了一定积蓄的唐伯虎在苏州城北桃花坞建了一座优雅清闲的园子，这里景色宜人，环境幽静，一曲清溪从一片土丘前婉蜒流过，溪边几株红桃绿柳，很有几分山野之趣。第二年，唐伯虎又建成了一处别墅，虽然只有几间茅屋，檐下却悬着“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等雅致的匾额。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就给这处别墅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并作《桃花庵歌》明志：“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他经常邀请祝允明、文征明等好友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每次都尽欢而散。此时的唐寅日子过得清闲而超脱，却没想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身陷险境，命悬一线。
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唐伯虎在明宗室宁王的重金征聘下去了南昌，不久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宁王的一个危险而可怕的政治阴谋之中。为了逃脱险境，保住性命，唐伯虎不得已向历史上的孙膑和《水浒传》中的宋江学习，自毁形象，佯装疯癫，这样才得以成功脱身回到苏州。
此后不久，宁王起兵反叛朝廷，结果在朝廷大军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很快便被平定。
唐伯虎虽然凭借自己的智慧躲过了一劫，但他从南昌回来后身体一直状态不好，常年生病，以至于不能经常作画来卖，加上又不善于持家理财，于是生活再一次陷入了困境，一度靠向好友祝枝山、文征明俩人借钱度日。同时他的思想渐趋消沉，转而信佛，自号“六如居士”，深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语出《金刚经》）
在此期间，著名书法家王宠经常接济唐伯虎，并迎娶了他唯一的女儿为儿媳，这成了唐伯虎晚年最快乐的一件事。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的秋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唐伯虎应好友邀请去东山王家作客。在主人家里，唐伯虎碰巧看见了一幅苏东坡的真迹，其中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之句。这两句正好触动了他的悲苦心境，回家后即卧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一代风流才子就这样走完了他充满苦难的一生。
可能人们觉得唐伯虎这一辈子太不幸了，所以就特意以他为主人公编出了很多快乐有趣的故事传说，希望借此来安慰一下他那颗被这个世界深深伤害的才子之心。
第83章 导致明朝灭亡的那只蝴蝶
1979年十二月，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他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名声远扬了。
有意思的是，若用“蝴蝶效应”这一理论解读历史，也是有其意义的。今天，我们就来找找导致明朝灭亡的那只蝴蝶。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时值中国干支纪年的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今北京景山）的歪脖树上自缢身亡，享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
毋庸置疑，闯王李自成担当了明王朝掘墓人的历史角色，换了张献忠或者高迎祥，他们不见得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李自成为什么要造反呢？是什么把李自成逼上了梁山呢？
李自成加入起义军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这个偶然与崇祯初年一次小小的驿站改革密切相关。
驿站是我国古代的通讯机构，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同时兼有政府招待所的职能。明朝时期，驿站机构已经相当完备，堪称世界第一。当时驿站密密麻麻遍布全国，驿站工作人员数以万计。政府传递信息确实极为方便，但是，驿卒们的工资在晚明时期成了政府的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朱明王朝此时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
即位后的第三年，崇祯皇帝为了节省财政开支，采纳一个官员的建议，颁下一道圣旨，宣布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金口玉言的皇帝老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成千上万的驿站小公务员就都下岗失业没了生活来源，而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饿死和造反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李自成来说，裁撤驿站是不幸，更是幸运，但对于大明王朝却只能是万劫不复的厄运的开始。
那么，到底是哪个官员给崇祯皇帝提了这个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绝命建议呢？
此公名唤毛羽健，一个不错的名字，可惜人不怎么样，毛羽健当时在朝中担任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给皇帝提意见。为什么说这位毛御史不怎么样呢？因为他建议裁撤驿站并非出于忠君爱国、为国抒难的公心，而是出于大大的私心，出于一桩风流公案引发的火气。
这场风流公案可是精彩的很！
毛御史是个一等一的“妻管严”，可是又实在耐不住偷腥的欲火，于是就趁老婆大人回乡探亲的空档，在北京偷偷摸摸包了一个“二奶”。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段风流事最终还是传到了大老婆的耳中。
正当毛御史和“小三”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之际，老婆突然从天而降，几个大嘴巴落下来，打花了“小三”的粉脸，打歪了老毛的鼻子，打碎了二人的一场春梦。
河东狮之所以能够腾云驾雾般从遥远的老家赶到京城大发雌威，是因为她“乘传而至”，用现代话说，她是坐着驿站的高速马车（当时的规矩是沿路各站的驿马轮流上路，马歇车不歇）来到的。
因为偷腥儿挨了老婆打的毛御史心里窝囊得能吐出一个臭鸭蛋来，但他面对河东狮可是敢怒不敢言。毛御史既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家里的一把手叫板，只得把一肚子怒火发泄到驿站上，于是他给大明朝的一把手——崇祯皇帝上了一本，夸大其词地诉说驿站之害，并建议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正因为财政入不敷出而脑袋发胀头疼不已的崇祯皇帝当即拍板通过了，于是，李自成失业了，挨饿了，造反了，最终，大明朝被这个愤怒的前驿站工作人员给灭了。
显而易见，这桩风流公案就是那只导致明朝灭亡的蝴蝶，我们的寻找至此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如果毛羽健这只猫儿不偷腥或者他偷腥而不惧内，他就不会那么仇恨驿站，意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没有裁撤驿站之举，李自成就不会因失业愤而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如果李自成没有被逼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的闯将、闯王，就不会有李闯王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一桩风流事最终断送了大明朝。
第84章 崇祯皇帝的六副面孔
我们习惯于将古代帝王分为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昏君（如宋高宗赵构）、能君（如明成祖朱棣）、庸君（如清咸丰帝）、仁君（如汉文帝刘恒）、暴君（如秦始皇嬴政），而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却很难用一个名号来盖棺论定，因为这位皇帝既有能君业绩，又有庸君形状；既有明君风采，又有昏君行径；既有仁君姿态，又有暴君手段，是个极其复杂、难以捉摸、有着六副面孔的人物。
能君业绩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荒唐了一辈子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呜呼，临死前他同意将帝位传给弟弟信王朱由检。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崇祯帝。尽管他只有十七岁，但比他哥哥要成熟得多。当时，朝政大权把持在以大太监魏忠贤和熹宗奶妈客氏为首的阉党手里。最初几天，双方是在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中度过的，表面一切如故，相安无事，背后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九月一日，魏忠贤变被动为主动，提出辞去东厂职务以试探新帝的反应，崇祯帝不动声色，没有批准。次日，客氏提出出宫，这次崇祯帝没有客气，立即表示同意。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给皇帝上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个顺水推舟之举，便终止了朝野上下齐拍魏忠贤马屁的不正之风，而又不致引起魏阉的恼怒。崇祯帝还不断地嘉奖阉党人员，他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同时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倒魏的导火索最终竟然是由魏忠贤的党羽点着的。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却美化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李代桃僵之策。静候了七天之后，崇祯帝决定罢免崔呈秀，让他回老家待命。这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嗅觉灵敏的官员觉察到政治局势的新动向，于是揭发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连连不断呈到皇帝眼前。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列举他十大罪状的奏疏。魏忠贤吓破了胆，第二天就请求辞去爵位，得到崇祯帝的允许。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时竟然还牛皮哄哄地带着卫兵一千人、大车四十辆。一个戴罪宦官竟然还敢如此飞扬跋扈，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锦衣卫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信散尽的魏忠贤自缢而亡，客氏被押往浣衣局乱棍打死，客魏两家子孙都掉了脑袋。
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迅速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阉党终于被一网打尽，崇祯帝就这样不动声色、沉着老练地除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明君风采
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谲，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患，还有万历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喜怒无常，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卢象升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惨，令忠臣心冷，叫敌人拍手称快。
崇祯帝最残忍、最嗜血的行为就是以凌迟杀害了一代名将袁崇焕。凌迟，就是俗语中的千刀万剐，是历史上最最残酷的刑罚。仅此一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