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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9年，变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苏轼的诗句，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结果，苏轼到任湖州还不足三个月就因为“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沈括以苏轼当年送给他的诗作为所谓的证据，向中央举报苏轼，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讽刺皇帝。
幸亏宋神宗不是个真正糊涂的皇帝，且颇有爱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之后幸运地逃过了他人生中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说沈括不念旧情，栽赃诬陷苏轼还有些政治立场之争的色彩，那么他对于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心黑脸厚、负义忘恩的反复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变法时，沈括积极参加，力挺新法，成了变法派中的中坚人物之一。但是，几年之后，当宋神宗迫于皇太后的压力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时，沈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书历陈新法的弊端和害处，气得王安石骂他“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走上了越来越远的外放之路，正是即从黄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却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为抵御西夏，朝廷任命沈括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两年之后，又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在永乐城一战中，他和给事中徐禧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结果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1088年，沈括移居润州，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
苏轼此时恰好又在杭州为官，担任比通判高一级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润州相距不算太远。
赋闲在家的沈括听说苏轼当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贫了，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打秋风。据说年长的沈括每次去苏轼那里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像小辈见长辈似的，整得苏轼心里烦他却又发不出脾气来，只得听之任之，无奈敷衍。
沈括同志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大科学家了。
第71章 梁山好汉的历史真相
经典名著《水浒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一百零八位好汉啸聚梁山水泊，对抗昏庸朝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壮阔画面，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惜的是，后来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了皇帝的招安，他们北破辽国，却因谗言而徒劳无功，南征方腊结果是同类相煎损兵折将，十停只剩三停，而宋江等更是被毒身亡，冤死异乡。
《水浒传》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以至于不少人将其误作历史来看，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作者虚构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水浒传》中那么多，只有三十六位，大体与一百单八将中的三十六颗天罡星相当，这三十六人逼上梁山的情形恰恰是一百单八将群雄聚义归水浒的缩写本或袖珍版。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话说大宋宣和初年，道君皇帝徽宗赵佶在赏遍了书画珍宝，盖尽了殿宇楼台，玩腻了变法游戏之后，忽然对江南的奇石异草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道圣旨下去，贪官污吏们就没头苍蝇似的忙活起来了，于是，一个历史名词应运而生——花石纲。
所谓花石纲就是当时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徽宗皇帝喜好的大型船队，一般是十艘船称为一“纲”。当时指挥花石纲运输的是在杭州特设的“造作局”和在苏州特设的“应奉局”等，这些局的官员奉皇上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花石纲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必须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为了让船队通过甚至要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因此徽宗的这一爱好让江南百姓苦不堪言。据《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20年”。花石纲最终成了激起方腊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一个起因。
当时，负责花石纲的最高一级官员是一个叫朱勔的家伙。此人原本是个二流子，因为臭味相投成了蔡京、童贯的狐朋狗友，就一路扶摇直上，当上了苏州“应奉局”的一把手，开始了欺压安善良民、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生涯。
又一批花石纲筹备完毕了，朱勔差遣杨志、卢进义（卢俊义原型）、林冲、王雄（杨雄原型）、花荣、柴进、张青（张清原型）、徐宁、李应、穆横（穆弘原型）、关胜、孙立十二人为制使，率人前往太湖等处搬运。这十二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就对天盟誓结成了异姓兄弟，不能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当杨志等十一人押送花石纲到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时，孙立却因故落在了后面，作为带头大哥的杨志就让卢进义等人先行进京，自己留下来等待孙立。
日子一天天过去，孙立却一直不见踪影，而杨志的盘缠已经用完了。无奈之下，杨志同志给祖传宝刀插上草标，抱到街市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填饱肚子，付清店钱，充作路费。
俗话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这事就让杨志给碰上了！颍州城里有名的恶霸看上了杨志的宝刀，就牛不喝水强按头地想夺而走之，杨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起刀落，恶霸的脑袋瓜子就“咕噜噜”在地上滚起来了。
颍州知州大笔一挥，被迫杀人的杨志脸上刺字，发配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孙立赶到颍州时，杨志刚刚动身去了发配之地，他快马加鞭直奔京城汴梁，和卢进义等人商议如何拯救杨大哥。当杨志在解差的押送下到达黄河岸边时，卢进义带领十一个弟兄从天而降，杀掉解差，救下了杨志，而后，十二位好汉打马上山落草为寇去了，不过，他们去的不是梁山，而是太行山。
宣和二年五月，北京大名府留守梁师宝（梁中书的原型）派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押送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缎物赶在六月初一之前到京城给太师蔡京上寿。消息很快传到了晁盖等人的耳中，他们就想劫下这笔不义之财，于是，晁盖、吴加亮（就是吴用）、刘唐、秦明、阮进（就是阮小二）、阮通（就是阮小五）、阮小七、燕青来了个八星聚义，确定了智取生辰纲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计划。
当马安国一行走到五花营大堤上的田地里时，早已埋伏在此地等待他们留下买路财的八位好汉智力暴力并用劫走了价值连城的蔡太师的生日礼物。郓城知县尹大谅闻听此事，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连忙换了便服带着几个便衣警察到五花营附近微服私访，寻找线索，最终，他们在前村的“酒海花家”查到了生辰纲的蛛丝马迹。尹知县回到县衙后立刻命令董平带领三十名兵士前往石碣村追捕晁盖等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董平还没出发，县衙里的另一个人已经翻身上马奔石碣村而去，这个人就是宋江，他是晁盖的好友。有了宋江的报信，晁盖等人得以顺利逃脱，等董平带人赶到时，已是人去屋空，徒呼奈何了！
宋江正暗暗欣喜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一件滔天大事时，没想到后院却起了大火，他的女人阎婆惜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姘夫名叫吴伟。一天，正当阎婆惜与吴伟在床上卿卿我我、缠缠绵绵时，碰巧宋江回来了，只见这个怒发冲冠的矮个子男人，二话不说，拿起一把刀冲了上去，“咔嚓”两声砍下了那对奸夫淫妇的脑袋。
杀了人的宋江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可是，天下虽大，却没有他这杀人凶犯的容身之处，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晁盖等人占据的水泊梁山。
逼上梁山之后，宋江凭着自己的恩德、人品和能力，很快成了梁山泊义军的领导人。他率领梁山泊义军转战南北，攻城夺县，力量日益增强，义军所到之处，杀贪官，除恶霸，打土豪，分田地，深受贫苦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梁山泊义军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太行山义军遥相呼应，附近的官兵闻风丧胆，无人敢撄其风，就连当初缉捕晁盖等人的警察队长董平也反水上了梁山。
既然梁山泊周围的官兵已是惊弓之鸟，北宋政府只得从京城派来精兵良将征讨梁山泊义军。将门之后呼延绰（就是呼延灼）是这次围剿的主将，副手是刚刚改邪归正的海盗张横。
可惜这两个外来的和尚也念不好经，屡战屡败，但他们的确够坚强，屡败屡战。最后，皇帝的忍耐突破了极限，发出了最后通牒，然而结果却并不是皇帝老倌期望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是呼延绰和张横反叛朝廷明珠投暗了，宋徽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只有抱着脚丫子喊疼骂娘的份了。
很快，水泊梁山又添了不少新头领，领军人物达到了三十六名，这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于是民间有了这样的说法：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要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后来，梁山泊义军不幸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陷入了北宋名将张叔夜大军的包围圈，在突围失利和张叔夜循循善诱的情况下，宋江带领义军归顺了朝廷。北宋政府虽然没有背信弃义地杀死义军将领，但对他们并不放心，为了防止义军死灰复燃，朝廷把三十六人分派到各地做官，轰轰烈烈的梁山泊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梁山泊起义几十年后被写入了《大宋宣和遗事》，而这本书中的梁山泊故事就是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雏形。
第72章 高俅开篇之谜
《水浒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宋仁宗赵祯，但真正作为其开篇人物的却是奸臣高俅。
金圣叹在评批《水浒传》时曾做出这样的论断：“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此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有见地，但是，施公耐庵为什么选择高俅而不是蔡京或者童贯作为开篇人物呢？难道他早在七百年前就预见到了和中国足球有关的某些人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对象。
若论名气（当然是臭名）和地位，蔡京和童贯其实更有资格代表奸臣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
就名气而言，人家老童老蔡是当时流行民谣“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主人公，还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六贼”（另外四个家伙是王黼、梁师成、朱勔和李邦彦）中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宋史》中都单独有传，相比之下，高俅则差得远，不但没有在民谣中挨骂的份，也没有得以跻身“六贼”之列，不但没有自己的传记，就是在《宋史》的《奸臣传》、《佞臣传》里也没有他的影儿，关于他的资料只能到《三朝北盟汇编》和《挥麈后录》等历史边角料里去找。
就地位而言，蔡京先后四次入相，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中，他竟然窃据相位长达十七年；童贯则更是了不得，虽出身宦官，却领枢密院事，任枢密使掌兵权达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后更因镇压方腊起义有功而被封为太师，再后来又荣升广阳郡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唯一一个被册封为王的宦官。而高俅虽然也是高官，位居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守卫京城的几十万禁军，但毕竟只是正二品。比一品的宰相和枢密使要低。
但是，施耐庵最终却选择了让高俅以“乱自上作”的代表身份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原因何在呢？窃以为，有两个理由值得考虑。
其一，高俅的发迹史颇富传奇色彩，更适于写入小说。
《水浒传》中关于高俅发迹前的描写基本上和笔记体历史《挥麈后录》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在小细节上有些出入。《挥麈后录》是南宋时人王明清的作品，而他的外祖父曾纡的父亲就是水浒传中的曾布（他的妻子就是和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魏夫人），所以，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据王明清所言，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临行前想把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轼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水浒传》中是端王的姐夫或妹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 ＇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以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
元符三年（1100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水浒传》中是玉龙笔架和镇纸玉狮子，更有文化韵味），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哲宗皇帝驾崩，作为皇弟的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麻雀变凤凰，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很快坐到了殿帅府太尉的位子上。
选择高俅作为“乱自上作”代表的第二个原因和北宋的灭亡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王朝走到徽宗当政时，虽然贪污漫天，腐败遍地，民不聊生，但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像东京汴梁这样的大城市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在此时创作完成的。尽管北边有宋江为盗，南方有方腊起义，实际上他们只算得上小打小闹，根本动摇不了赵宋江山的根基，如果没有女真人的悍然入侵，宋徽宗还可以继续当他的风流天子、太平皇帝；退一步讲，即使女真铁蹄打破了大宋的安宁，如果黄河以北的宋军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