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所以，在二十岁左右时，孙思邈已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善于学人所长，而且极为注重实践。他走遍了家乡关中的山山水水，而后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南下到现在的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并沿途为百姓施诊治病。他此次南行丰富了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在峨眉山道士处得到了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重庆江津）治愈了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了消渴病（类似于现在的糖尿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600多名麻风病人做过治疗。归途中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都获得了成功，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的士兵，使其身上的箭头在服药后自行脱出。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伴随着一个个人的成功救治，孙思邈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传到了皇帝老倌的耳朵里。有着贪生怕死、梦想长生不老光荣传统的皇帝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孙思邈抛来媚眼，希望他朝朝暮暮一刻不离地侍奉在“国家一把手”身边，时刻准备着为伟大领袖消灾祛病。
据说早在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就曾邀请孙思邈入朝担任国子监博士，却被孙思邈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隋末唐初改朝换代之际，为了躲避战乱和朝廷征辟，孙思邈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他与熟谙佛教“医方明”的道宣法师相识，二人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最后二人在医学上都获益匪浅。
唐高祖李渊也曾想将孙思邈招来为己所用，据《华严经传记》卷五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孙思邈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自己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救人的事。
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固然是一代明君，但他也是长生不老药的超级“粉丝”。唐太宗也曾下了一道圣旨将孙思邈召到京城长安，见到年过半百却依然面色红润、容颜不老的孙思邈，太宗皇帝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二者都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岂虚言哉！”随后准备授以官职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唐太宗想强留孙思邈又怕损坏了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光辉形象，只得顺其自然，允他还乡。孙思邈走后，唐太宗继续搜寻服用据说可以使人长生的丹药，一面服药，一面心中发狠：难道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的猪不成？没有你孙思邈，我照样可以长生不老！结果事与愿违，还不到50岁，他就因为服用丹药引起的汞中毒而“仙逝”了。
唐高宗一直是个病秧子（这也是皇后武则天得以掌权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希望身边有个老神仙似的医生，于是就在显庆四年（659年）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之位，孙思邈辞谢不受。唐政府此时正在编撰《新修本草》（即后来的《唐本草》），就让孙思邈留在长安参与编写，这是孙思邈乐此不疲的工作，他就留了下来。四月，一部图文并茂的《唐本草》撰写完成，共55卷，收录了844种药物，这是世界上首部国家药典。后来，孙思邈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回乡，而后一直生活在故乡耀县的罄玉山。
孙思邈在皇帝们面前能够做到坚持自我，不卑不亢，实属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他对待病人，特别是穷苦百姓，像春风般温暖，像夏日般热情。
有一天孙思邈正聚精会神地著书立说，忽然有人跑来说南山一年轻人疼痛不止，呼吸微弱，因家境贫寒才拖延至今。他立即收笔，带上药囊装好金针，快速赶到病人家中。孙思邈想用针灸止痛，但古书记载的止痛穴位都扎过了，却还是无济于事，他十分耐心地继续寻找最痛点，突然，病人叫了起来：“啊……是……是这儿！”孙思邈立即将金针扎了进去，疼痛很快就停止了。从此，人身上又多了一个痛点穴位——阿是穴。
作为一名医生，孙思邈不仅具有高超的医疗技术，而且还具有高尚的医德。他认为，医生应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处处为病人着想。凡是到他这里来治病的人，不分高低贵贱，他一律平等对待。
一次，一位得了尿闭症的病人来找孙思邈求医，孙思邈见病人双手捂着像鼓一样高高隆起的肚子呻吟不止，心里非常难过。他想：尿流不出来，大概是排尿的口子不灵。尿脬（膀胱）盛不下那么多尿，吃药恐怕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从尿道插进一根管子，尿也许就能排出来。孙思邈决定试一试。可是，尿道很窄，到哪儿去找这种又细又软还能插进尿道的管子呢？正为难时，他忽然瞥见邻居家的孩子拿着一根葱管吹着玩，脑子里立刻有了主意。他找来一根细葱管，切下尖头，小心翼翼地插入病人的尿道，并像那小孩一样，鼓足两腮，用劲一吹，很快，尿液从葱管里缓缓流了出来，病人的病就好了。
这看似简单的一吹其实并不简单，如果一个医生的心中没有充满对病人的关切，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遂博采群经，删繁就简，并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于永徽三年（652年）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或《千金方》），共39卷，323门，方、论共5300篇，其内容包括诊疗、针灸、导引、按摩等，相当全面。书中记载的治疗脚气病的方法，比欧州人早一千多年。他把妇、儿科放在卷首，以视重视，他还找到了复方，一方可治多病和多方可治一病的方法。
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两字命名他的医学著述。《千金要方》一书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自古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自面世以来一直备受医家和学者之尊崇。
永淳元年（682年），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咐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宰杀牛羊举行祭祀活动。但孙思邈“功在生民，则民祀之”，人们为了纪念他，尊其为“药王”，并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来的习俗。
按照儒家设计的人生理想，一个读书人就应该追求修齐治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而作为读书人的孙思邈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却同样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笔者相信他比那些王侯将相们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与磨砺，多少年后，人们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评价也许会推倒重来，但孙思邈依然会神采奕奕地屹立在中华历史的圣坛之上。
第53章 唐代诗坛的老寿星
灿若星辰的唐代著名诗人中得享长寿者并不多，只有白居易、刘禹锡等五位，可谓寥若晨星，而这几位诗人有幸成为寿星恰恰和他们或乐观，或幽默，或超脱，或坚强的性格有关。
公元846年，大诗人白居易在东都洛阳逝世，享年74岁，这在当时已算高寿。白居易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所以，他在成年后取“乐天”作为自己的字，同时他还将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终生恪守的人生信条。到了晚年，他更是远离尘嚣，不问世事，做起了居士，写于此时的《白云泉》一诗颇能反映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和白居易同时代的另一位老寿星刘禹锡（772…842）则以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傲视王侯的气魄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独特的剪影。他早年因参加“二王”（王叔文和王伾）的“永贞革新”而被贬朗州，十年后遇赦回到京城，依然激情澎湃，壮志盈胸，挥笔写下了《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结果触怒权贵，再次遭贬去了更远的连州。转眼又是十年，刘禹锡再次返回长安，激情依旧不减当年，一首《再游玄都观》被他洋洋洒洒地写在了青瓦白墙之上：“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晚年他在扬州和白居易老友相逢，感慨万千，为我们留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放眼未来、乐观向上的千古绝唱。
刘禹锡的坚强在于数次遭贬而不屈，另一个长寿诗人罗隐（833…909）的坚强则在于十次落第而不弃。罗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擅长小品文），自然而然有些自命清高，恃才傲物，不把那些庸官俗吏放在眼里，结果十次科考，次次不中。正当罗隐准备第十一次进京赴试时，他家乡最大的父母官钱塘节度使钱镠慕名请他出仕为官，他终于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夙愿。其实，罗隐也曾颓废过，但他既使颓废，也是一种乐观的颓废，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出自他的笔下。
白居易、刘禹锡和罗隐固然是长寿者，但他们并非最长寿的唐代诗人，因为还有两位诗人幸运地走入了耄耋之年的人生境界。
初唐著名诗人贺知章就是两位幸运者中的一个，他辞世时享年八十四岁，比亚圣孟子还长了一岁（民间说法中孟子活了八十四岁，但那是虚岁）。贺知章生性活泼，狂放不羁，自号“四明狂客”，从他的代表作《咏柳》和《回乡偶书》（其一）中读者分明能看到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而最能彰显他旷达狂放性格的则是“金龟换酒”的故事——李白初至京师，贺知章深感相见恨晚，称之为“谪仙”，并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巧这一天贺知章没带酒钱，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白居易当年到长安赴试时，在开考之前曾经拜访过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这个人就是唐代诗人中最长寿的顾况。
顾况生于727年，逝于815年，是一位得享“米寿”（八十八岁为“米寿”）的老神仙，他的长寿应该和其风趣幽默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白居易是深有感受的。白居易当时还没有诗名，他把自己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送给顾况看时，顾况看到“白居易”三字，便和他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长安城物价昂贵，在这儿住下很不容易。）”然而当他读到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不禁大为惊奇，拍案叫绝，马上改变语气，郑重地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能写出如此好的诗句，居住在这里又有什么难的！我之前说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像顾况这样既有涵养，又风趣的老先生，怎么可能不长寿呢？
第54章 “安史之乱”中的诗人们
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导致大唐帝国一蹶不振，致使无数百姓生离死别的“安史之乱”爆发，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们也不幸被卷入其中。
最先因叛乱而受到伤害的是有“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而且他所受到的伤害也是最重的，因为这是致命的一击。
安禄山叛乱之后，王昌龄离开他在湘西的任所，往东北方向行进，没有人知道他意欲何往，但我们知道当他走到淮河边的濠州（今安徽凤阳）时被当地刺史闾丘晓（闾丘为姓，当代有著名记者闾丘露薇）不明不白地杀害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闾丘晓不久因为贻误军机被宰相张稿活活打死，在执行军令前，闾丘晓苦苦请求饶命，说家里有父母要照顾，张镐一句话把他噎了回去：那王昌龄的双亲由谁来养老？
当年王昌龄贬官湘西时，李白正身居扬州，他得到消息后，为这位挚友写下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名句。面临天下大乱的形势，王昌龄选择了北上，李白却决定南下避难，他先到了浙东的剡中地区（今浙江新昌一带），不久又西上庐山开始了隐居生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在此时写出的。
安禄山叛军渡过黄河后，很快攻陷了东都洛阳，接着向西打到了名将哥舒翰镇守的潼关，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此时正在他身边担任掌书记的职务。
756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强令哥舒翰冒险出击，潼关失陷，叛军向长安杀来。李隆基带领子孙亲信仓皇离京奔蜀，不料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时，军士哗变，宰相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迫自缢。同时，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取代父亲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
叛军进入长安之后，一批著名诗人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初唐玄宗逃离长安时，将大批官员抛在了危在旦夕的都城。长安城破之后，这些官员在安禄山淫威暴行的恐吓下，被迫接受了所谓大燕国（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的官职，成了不忠于大唐的贰臣，其中就包括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王维、储光羲和另一位著名散文家兼诗人李华。
这时，另一位诗人，一个后来的大诗人，也到了长安，他是在士兵的押解下来的，他就是不幸的杜甫。
乱发之后，身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个几乎不入品的小官）的杜甫先离京把妻儿家眷从奉先（今陕西蒲城）送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安置下来，路上目睹百姓苦难的杜甫写出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后，杜甫独自一人奔赴灵武去投奔正在那儿指挥平叛战争的肃宗皇帝，想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一颗赤子之心，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叛军，被押送到长安沦为了阶下囚。
田园诗人们被困在了长安城内，边塞诗人们正在长安之外的土地上为救国勤王而努力。潼关陷落后，哥舒翰被俘，高适侥幸脱身，报国心切的他和杜甫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奔赴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为国效命。高适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如杜甫，但命运却比杜甫幸运得多，他不但顺利抵达皇帝身边，而且他通达仕途的序幕也已在此时悄悄揭开。与高适并称“高岑”的另一位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这时正在从“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西域大漠东归大唐本土勤王护驾的路上，他的回归为将来的一桩文坛盛事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为了抑制北方的新皇帝李亨，不甘心放权的太上皇李隆基将第八子永王李璘封为四道节度都使，总管江南军事。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李璘引兵东巡，自长江中游的江陵顺水而下，宣称要从水路包抄安禄山叛军，他的出场给一位大诗人带来了机遇，但更带来了灾难。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振奋军队的士气，李璘将隐居在庐山，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李白请了出来，李大诗人激情满怀，挥笔写下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可惜，诗歌刚刚写完，唐肃宗李亨派来的军队就已把永王李璘打了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因为有些迹象表明李璘打算割据江东自立为帝。
风光了没几天的李白现在大难临头了，以从逆之罪被关进了大牢。
李白在狱中时，曾向已位居淮南节度使的旧友高适写诗求救，然而，高适却回诗一首说你李白无权无兵，没有被救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文化大名人在另一个已经成为掌权者的文化人眼中的价值。
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