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木立刻回答说：“绝对是伪供，我上了警方的当。”
“他们说你很合作，你甚至当着警探们的面指认出那根木柴。”上木摇摇头说：“不是这么回事。我似乎在第二份证词里说了，警探们告诉我该说些什么。”“你对此能证实吗？”“当然。”“好吧，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进行辩护。”
上木强调说：“原岛先生，我能证实我在供词是被逼出来的。”“能证实？”“是的。”
于是，上木从坐垫的事谈起。他说警方一定要他说，他进屋后山岸曾拿两只坐垫来坐，谋杀山岸后他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不是来客而是盗贼作案的假象。他只好承认是这么回事。他说：“其实山岸从未拿坐垫招待任何一个债务人。我去过他家好多次，没有一次坐过他的坐垫。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些到山岸家借债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坐垫放在墙角里？”
“摆气派呗，懂吗？他的债务人没人坐过，因为坐下谈话时间会长。他强迫我们接受他的条件，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待而要我们立即离去。我也不是说他不会拿坐垫给客人坐，只是不会给像我这种人坐。警探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就想当然认定我坐过山岸的坐垫。”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那只银箱，原岛先生，我不知道警方在哪里找到的。他们说是在有水的地方，我想起了两个池塘；但当我说在左边池塘时，他们骂我笨蛋，因此我告诉他们说是右边池塘。再说，原岛先生，我的债据仍在银箱里，这应该足以证明我没有谋杀他。请你想想看，一个为取回债据而进行谋杀的人会拿错债据吗？警方说因为天黑，我拿了一个名字和我相似者的债据；但他们又说我稍后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烧毁了债据。这样的话，我必须身带火柴，对吗？我不是可以点燃火柴，看清楚我从银箱里拿出来的债据上的名字了吗？又怎么会拿错呢？不管怎么样，银箱上没有我的指纹，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很好，还有什么？”
“有的，而且也很重要。那根被认作凶器的木柴，其尺寸与山岸头上的伤口符合吗？”
“你什么意思？”
“请听好。我看过法医报告的复印件。山岸后脑有一处头骨被敲得凹下去，伤口约有一个成年人巴掌那么大；而警探逼我指认的那根木柴是三角形的，每一面约四厘米宽。原岛先生，我认为用这样一根木柴打三下是不可能造成那样的伤口的。我的意思是伤口不可能那么平坦。凶手一定是用更大的凶器只打了一下，山岸就倒地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也许你可以调查证实。”
原岛在归途中想，上木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值得考虑。到了办公室，他看案宗的观点有了改变，印象也就不同。他的天平倒向上木一边。
有关坐垫的事，十来个人证实山岸从未拿过坐垫给他们坐过。看来警方只是根据常情，认为山岸会拿坐垫给任何来访者坐，从而认为是上木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盗贼作案的假象。
接着，原岛把验尸官的报告，给他一位当法医的朋友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法医说：“我要说的只是设想。我看根据山岸致命的伤口情况，他是被一根八厘米以上宽的凶器敲一下就死的。奇怪，警方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看不起我们，经常不把我们的报告当回事。”
原岛开始相信自己会有好运。在法庭上，他请那位法医作证，陈述对伤口和凶器的意见。又请几个与山岸有往来的人作证，讲了有关坐垫的事。他还请三名讯问过上木的警探出庭，他们都说上木是自愿招供的。
——你是否对被告上木寅郎先生说过，“我们知道你杀死了山岸神，你逃脱不了；但是，如果认罪，我们会让你获得自由，请公诉人同意免予起诉？”
——证人甲：我从未说过诸如此类的话。
——在问讯过程中，你们是否曾用暗示办法，使被告承认他把坐垫放回原处？
——证人乙：不，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你们是否曾使被告联想到木柴是他用的凶器？再者，你们是否引导被告挑出了现在法庭上出示的木柴，还说他用这根木柴从后面敲打了木岸的头三下？
——证人丙：当然不是，这都是他自供的。他自己挑出这根木柴。他说“就是这一根”之类的话，还挥动了几下，然后又说：“没错。”他很合作。
上木相当愤慨地对原岛说：“听到吗？他们说的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怎么能这样当众撒谎呢？”
三个月以后，因为证据不足，上木被裁定无罪。
裁决书罗列了下列理由：
1．作为凶器呈交法庭作证之木柴一根，最宽处四厘米。据验尸官与另一法医之证词，敲扁被害者头骨之凶器至少宽如成人手掌，八至九厘米（一著名医科大学专家在报告中持相同意见）。由此，被提供作为凶器物证之松木柴，并非谋杀凶器。
2．在此根松木柴上和山岸神之银箱上，均无被告指纹。
3．根据供词，被告取走银箱内二十二张债据中之五张，到离池塘约两百米远处的人寿保险公司操场上予以烧毁。留在银箱内有具名被告上木寅郎之债据。警方调查后曾假设，被烧毁的五张债据系他人所具。此人名字与被告相似。由此警方坚持认为被告因天黑未能看清而取错债据。看来似有其事，但被告律师坚持之见解也令人信服：如被告为真凶，取回债据乃首要目的，定会明确识认，决无取错可能。
4．审阅书面供词，未见有警方对被告进行逼供之迹象，但存有警方对被告进行欺骗和诱供之印象，可是这不足以使本法庭认为被告无罪。被告无法确切证明离开万园麻将馆到回该馆期间之所在和所为。疑点在于中村古屋作证称曾目睹被告在被害者居所附近出现。此点与被告第一份供词相吻合。
5．本法庭经慎重审核全部证词后之结论为：由于犯罪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特裁定被告上木寅郎无罪。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爱在休息时看书的原岛直见，在一本英国法官詹姆·欣德的《无罪裁定研究》书里，有一起案例看得他脸红耳赤，气急心跳。
1923年英国曼彻斯特一家船帆工厂的工人彼得·卡梅登被捕。他被控谋杀一富孀哈默沙太太，并纵火烧了她的房子。由于要钱用，卡梅登计划杀死她后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都偷走。他晚上7点左右到她家去，用五十厘米长的铁棍多次猛打她的脸，然后用他的皮裤带勒死了她，偷了一百五十镑现金和她房间里的一些珠宝，逃了。
为了毁尸灭迹，他又于两小时后回到她家，企图烧掉她的房子。他点燃了一只煤油灯，放在她写字台一本书上，灯的底部有一半超出书的边缘，灯就不怎么稳。他又在地板上堆满废纸和衣服。如果灯跌下来，废纸和衣服就会烧起来，整幢房子将付之一炬。他知道一小时后，有一班火车将经过哈默沙太太屋后附近处，而每次火车经过时，都会引起房基和地板的轻度震动，这已足够使得放置的煤油灯震落地上。三小时后，整幢房子烈火熊熊。救火车赶到现场已无济于事。
不久，彼得·卡梅登被捕。他先供认，后又翻供。他被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而裁定无罪。
这是由于既无指纹又无客观证据证明他与此案有关。他有许多朋友证明，在案发和被捕期间，他的言行没有不正常的表现。再者，在案发那天，他还乘火车到伦敦去玩，而在明知警方将对他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依然迫切地回到曼彻斯特。这些说法都对他有利。
卡梅登向警方招认，但后来又宣称是警方逼供的。法庭没有发现有逼供之事，确定供词可以作为证据。
然而，仔细研究供词，对照其他证据，却显示出有严重矛盾。在供词里，他说哈默沙太太最初开门时只开一条缝，他等她伸出头来时用铁棍敲打她的脸。两天后，他改供说她邀请他进屋。两人对面坐下，他乘她不备时袭击她。
他在什么时候袭击她是最重要的问题。卡梅登不可能忘记这么重要的行动时间。为什么他要说谎呢？两次说法的矛盾令人费解。
一开始，卡梅登说他用铁棍打哈默沙太太的脸只打了一下。两天后，他说打了两下。一个星期后，他说先用尽全力猛打了一下，当她头低下时又打了四五下。一位医学专家说，根据哈默沙太太的脸部骨头受伤的情况，说明她只挨过一下打。
那么为什么卡梅登后来说的与最初供词不同？记忆失误不可能。增加他打被害者的次数很可能对他不利，但又少有理由认为他蓄意作假。所有这些都造成对他初次供词产生重大怀疑。
在逮捕后，警方立即拿了些铁棍让卡梅登当面辨认。他说他用过的铁棍上应该有他的指纹。他似乎在想到底是哪一根，然后挑了一根出来，仍不肯定，用他的右臂量了一下这根铁棍的长短，最后说没错，这是他用过的那根。
被害者脸上的伤口比这根铁棍宽三倍。这就是说，这根铁棍不是凶器。为什么卡梅登要说是呢？真正的凶手会认不出他用过的凶器吗？看来，他指认一根没有他的指纹，又与伤口尺寸不符的铁棍，只是为了讨好警方、
至于被烧毁的屋里是否有煤油灯跌落在地板上引起火灾，已经无法找到痕迹了。法官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被告无罪。
看完这起案例后，原岛感到似乎书中每一个字都跳出来打他一下耳光。两起案件十分相似。是巧合吗？不，不可能，因为太相似了。直感告诉他，上木寅郎看过这本书。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上木在一家旧书店工作，结婚后才开面铺。
原岛打电话给一位爱收藏书籍的朋友，得知《无罪裁定研究》早在二战前就有日文译本，更肯定上木会看过这本书。
原岛陷入沉思。在曼彻斯特案里，彼得·卡梅登指认一根尺寸有误的铁棍说是凶器。警方相信了他，就以此铁棍作为物证。上木做了同样的事，不过不是铁棍而是木柴。卡梅登在指认铁棍时，用右臂量长短，还说铁棍上会有他的指纹。上木在指认木柴时做了同样的事，然后使人相信他是受警方逼供和诱供的。
警探们曾说，上木很合作和友好。他们太得意了，以至被上木钻了空子。卡梅登和上木都在供词里一次次增加殴打被害者的次数，实际上他们各自只打了一次。上木了解山岸的习惯，故意说山岸拿坐垫给他坐，是他行凶后把坐垫放回原处。上木还故意把自己的债据留在银箱里。反正山岸没有孩子，没有继承人，留着债据也不用还债，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了。原岛这个当上得真不小！
上木下落不明。被宣判无罪后，他以好价钱卖掉店铺和地皮，离开了东京。他没有来面谢原岛，只打来一个电话说：“怎么感谢你也是不够的。原岛先生，你是最卓越的律师。只有一点我很不好意思，你救了我，我却没有付你律师费。”
原岛已经完全明白了。他想，如果上木寅郎在交通事故中死去，这不仅是公正的惩罚，而且是上天的报应；不过，看来不像会发生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