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不安地看着他，说道：“嗯……”
“我什么都不想做。”斯坦利说。他的目光犀利，盯着艾迪；艾迪在椅子上局促地扭动着身子。“我要忘掉它。那就是我要做的。”
“没有那么容易。”贝弗莉静静地说完，转过身来。班恩的怀疑没有错：穿过洗衣房脏玻璃投射进来的阳光映出了她脸颊上两道明亮的泪痕。“不止是我们。我听到维朗尼卡。格罗根的声音，还有先前听到的那个小孩子……我想那可能是叫克雷门斯的小孩子，就是从三轮童车上掉下来的那个。”
“那又怎样？”斯坦利似乎有点不服气。
“如果它抓得更多呢？”贝弗莉很冷静。“如果它又抓了更多的孩子呢？”
斯坦利的眼睛仍然紧盯着贝弗莉的双眼，似乎在说：“即使那样又如何？”
但是贝弗莉的眼睛是那么坚定，斯坦利不得不低下头来……也许只是因为她仍在哭泣，或者只是因为她的关注使她显得那么坚强。
“艾迪说得对，”她说，“我们得跟比尔谈谈。然后可能得跟警察局长——”
“好了，”斯坦利的声音有些厌倦，“水塔里的死孩子。只有孩子才能看到的血迹。运河上行走的小丑。风中飞舞的气球。干尸。门廊下面的麻风病人。博顿局长会笑掉大牙……把我们赶进疯人院。”
“如果我们都去找他，”班恩迟疑着说，“如果我们一起去警局找他……”
“行，好的。再多说点，干草堆。给我写本书得了。”斯坦利说完，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他的双手插在裤兜里，看上去既愤怒又沮丧而且非常害怕。他挺着肩头，盯着外面看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句：“给我写本可恨的书！”
“不，”班恩静静地说，“那些书比尔会写的。”
斯坦利刷地转过身来，满脸惊讶，其余的人也看着他。班恩的脸上也全部是惊讶之色，好像突如其来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
贝弗莉叠好了最后的一块抹布。
“鸟。”艾迪说道。
“什么？”贝弗莉和班恩异口同声地问。
艾迪看着斯坦利。“你确实是朝它们叫小鸟的名字吗？”
“也许吧，”斯坦利勉强地说，“或者也许门是被撞突然打开的。”
“在你没有靠在上面的情况下？”贝弗莉问道。
斯坦利耸耸肩，只是表示他不知道。
“我想是因为你叫了那些小鸟的名字，”艾迪说道，“但是为什么？
在电影里，你得拿一个十字架……“
“……或者念主祷文……”班恩补充了一句。
“或者念赞美诗第二十三首。”贝弗莉也插嘴说道。
“我知道第二十三首赞美诗，”斯坦利很生气，“但是我不愿去弄什么十字架。我是个犹太人，记得吗？”
他们几个都满脸尴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小鸟，”艾迪又说，“上帝！”他看着斯坦利，目光里满是负疚。
斯坦利只是阴沉着脸看着街对面的班戈水电局。
“比尔知道该干什么的。”班恩突然说道，好像他最终同意了艾迪和贝弗莉的意见。“我敢打赌。拿什么打赌都行。”
“你们看，”斯坦利热切地看着他们所有的人，“好的。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和比尔谈谈。但是对我来说就那么多了。你们叫我胆小鬼，无论什么都行。我不在乎。我认为我不是胆小鬼，只是水塔里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那你一定是个疯子。斯坦利。”贝弗莉的声音很温柔。
“是的，我是被吓坏了，但是那不是问题的关键。”斯坦利越来越激动。“甚至那不是我要谈的东西。难道你们不明白——”
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但是斯坦利发现自己解释不清楚自己的感受，他的词语已经枯竭了。他的心中有一种感觉，几乎要使他窒息，但是他却无法倾诉。尽管他很精干，尽管他很老成，但是他仍然是个刚刚上完四年级的11岁的孩子。
他想告诉他们有一种感觉比害怕更糟糕。经历一次擦肩而过的车祸，等待注射疫苗，濒临灭顶之灾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让人非常害怕。
但是水塔里的那些东西……
他想说的是，水塔里面那些从螺旋楼梯上蹒跚、拖沓而下的死孩子做了比惊吓他更糟糕的事情：它们冒犯了他。
冒犯，没错。那是他能够想起的惟一的词。如果他说出来的话，他们都会笑的——尽管他知道他们喜欢他，而且接纳了他，但是他们仍然会笑。如果可能的话斯坦利会这么说：你可以忍受恐惧，也许不是永远，但是可以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容忍冒犯，因为它在你的思想里面开了一个大裂口。你可以去教堂，听耶稣在水里行走的故事；但是如果看见了某个人也那么做，我会不停地叫喊，叫喊，叫喊。因为对我来说那不是奇迹，那就像是一次冒犯。
但是斯坦利不能说出这些东西来。他只是不停地重复：“害怕不是问题的关键。我只是不想被那些什么事情卷入。”
“你至少和我们一块儿去跟比尔谈谈好吗？”贝弗莉请求着。“听听他怎么说好吗？”
“当然了。”斯坦利说完，然后笑了起来。“也许我应该带上我的鸟类册。”
大家都笑了起来。
12在洗衣房的外面，贝弗莉和大伙说了再见，自己拿着抹布回了家，公寓里仍然静悄悄的。她把抹布放在厨房的水槽下面，站起身，朝洗手间望去。
“我不到那里去，”她想，“我要看电视。”
于是她走到了起居室里，打开了电视机，5分钟之后又关上了它——电视里的节目是演示一种化妆垫的，很无聊。
她又走到了厨房，从水槽上面的橱柜里，拿出了她父亲的卷尺，然后走进了洗手间。
里面很干净而且非常安静。她隐隐约约地听到似乎很远的地方，道阳夫人在呼叫她的儿子吉姆离开马路。
她走到洗脸盆跟前，向那个下水口看去。
她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她的全身冷得厉害。
但是没有声音出现。
她哆嗦着叹了一口气，然后把卷尺的钢带伸进了下水口里。下得很容易——就像是集市上那些吞刀的艺人在表演。6英寸，8英寸，10英寸。它停了下来，也许是碰上了下水道的拐弯。她扭动着卷尺，同时轻轻地推着钢带，然后它又前进了。16英寸，然后又是两英寸，然后又下去3英寸。
她好像看见那黄色的钢带慢慢地穿过黑暗的管子，碰上了粪便，粘上了泥土，进入一个太阳永远照射不到——永远是黑夜的地方。
“你在做什么？”她的脑袋里好像有个声音在问，但是她根本没有去管。她似乎看见那钢带的头一直向下探伸，进入了地窖，碰上了排污管……
钢带蹦了一下，像是碰上了什么。
她又扭动着卷尺，钢带发出了一种轻微而古怪的声音。
现在，她似乎看见卷尺的顶头已经境蜒进入了一个较大的水管里……她又能向下推动了。
又进去6英寸，7英寸，9英寸——突然！
卷尺自己在她的手里动了起来，她像下面有什么东西拉着一样。
不止是拉！而是拉着飞跑！她盯着那飞跑的钢带，眼睛睁得巨大，害怕无比！但是——她毫不惊讶。难道她不知道吗？难道她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卷尺已经用完了，停了下来，整整6码。
吃吃的笑声从下水道里传了出来。伴随着笑声的是低低的几乎是在责备的声音：“贝弗莉，贝弗莉，贝弗莉……你不能和我们战斗……如果你敢的话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会死的……贝弗莉……贝弗莉……莉……莉……莉……”
卷尺的小拿子咋嗓响了一声，然后钢带开始迅速地回来，上面的标记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到头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五六英寸——黄色变成了发暗的正在滴落的红色！
贝弗莉尖叫了一声，一下把卷尺扔到了地上，好像它突然变成一条扭动着的活蛇。
鲜血沿着洗脸盆的磁面流下去，又流进了下水口里。贝弗莉抽泣着弯下腰去，又捡起了卷尺。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钢条，举着它走进了厨房。鲜血不住地滴落在走道和厨房的油毡上。
贝弗莉尽量让自己去想父亲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如果他发现她把卷尺弄得血淋淋的。当然他是不会看见上面的血迹的，但是那样想能对贝弗莉稍微有点帮助。
她拿出了一块干净的抹布——仍旧温暖得像刚刚烤熟的面包——又走进了洗手间。她先闭上眼睛用皮塞子塞住了下水口，然后开始清洗。鲜血还没干，很好清洗。她擦去了所有的血污，漂洗了一下抹布，攥干以后放在了一边。‘然后她又拿出一块抹布来，擦拭她父亲的卷尺。钢带上的鲜血又稠又粘，有两处还粘着黑乎乎的血块。
尽管鲜血只法污了五六英寸钢带，贝弗莉还是把整个卷尺都清洁了一遍，然后放回橱柜里。然后她拿着两块肮脏的抹布从公寓后面走了出去。道阳夫人又朝吉姆喊叫了，她的声音非常清楚，简直就像钟声一样回荡在依然炎热的下午。
后院里，到处都是垃圾、野草和破布条，还有一条生锈的焚烧炉。贝弗莉把抹布扔进炉子里，然后走到一级台阶上坐了下来。泪水突然之间汹涌而出，这次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用胳膊搂住膝盖，头枕在胳膊上面，不停地哭着。道阳夫人又在叫喊了：吉姆，你是不是想被汽车撞死？
德里：插曲之一1985年2月14日情人节过去一周以来，又多了两桩失踪案——都是孩子，就在我刚刚开始放松的时候。其中之一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名叫丹尼斯·多里奥；另外的一个是一个只有5岁的女孩，是在西百老汇区她家的院子后面滑雪橇的时候失踪的。她那已经陷于疯狂的母亲只找到了她的雪橇。
事件发生的前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雪——4英寸左右厚。当我打电话给里德马赫警长，他说雪地上只有她留下的痕迹，没有别的。我想他现在对我已经颁透了。晚上我没有再失眠；我有比那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不是？
当我问他是否能看看警察局的照片时，他拒绝了。
当我问到是否那个小女孩的痕迹通向任何下水道或者排水沟时，紧接着的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里德马赫说：“我想知道是否你该去看看医生，麦克·汉伦？精神病专科的。那个孩子是被她父亲掳走的，难道你没看报纸吗？”
“那个叫多里奥的男孩也是被他自己的父亲掳走的吗？”我问。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别管这些事情了，汉伦。”他说道，“让我歇会儿吧。”
他挂断了电话。
当然我已经读过了那些报纸——难道不是我每天早晨把报纸分发到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吗？那个小女孩，劳里·安·温特巴吉尔，在她的父母于1982年春天离婚之后，一直由母亲监护。警察局认为案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劳里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州某地当维修工的航特。
温特巴吉尔，驱车到缅因州掳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认为，航特把汽车停在房子外面，喊他女儿，然后劳里就跟他走了——因此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他们对于劳里自从两岁起就没见过父亲的事实什么也没说。劳里父母的离异主要是因为温特巴吉尔夫人宣称航特。温特巴吉尔至少有两次企图猬亵劳里。她要求法院剥夺他看望女儿的权利，尽管航特强烈反对但是法院仍然同意了。里德马赫宣称法院的判决切断了航特与女儿的一切联系，因而可能促使他掳走了劳里。那样设想也许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试想一下，当三年未见的父亲叫她时，劳里是否能认得出来呢？里德马赫说是的，尽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两岁的时候。我不这样想。劳里的母亲说她一直教育劳里不要接近陌生人或者与陌生人谈话——那是大多数德里的孩子必须很早就接受的一课。里德马赫说他将请求怫罗里达州警察局协助追踪温特巴吉尔，他的责任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拘留与否是律师的事情，和警察局没有多少关系。”那个自高自大的胖猪在《德里新闻》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但是那个叫多里奥的孩子……是另一回事。幸福的家庭生活，德望老虎足球队队员，优秀学生。参加过1984年野外谋生夏令营。没有吸食毒品历史。有一个正在热恋的女友。有任何生存的理由。
但是同样，他也失踪了。
他出了什么事？受到流浪汉的突然袭击？被醉酒的司机撞死后掩埋？或者他仍然在德里镇，和那些死孩子诸如贝蒂·理普瑟、帕特里克·霍克塞特以及爱德华·康克雷等人为伍。
我又开始干活了。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同一个地方，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结果只是使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影子我都会吓得跳起来。我害怕在我整理图书的时候，我身前的一排书中间会突然伸出一只手，一只正在摸索着的手……
今天下午我又有一种几乎难以逾越的欲望想要给他们打电话。我甚至已经投完了404，那是亚特兰大的区号，我的前面就放着斯坦利。尤利斯的电话号码。举着话筒，我问自己是否已经确信——已经百分之百地确信；或者只是因为如此害怕不能再忍受孤独，想要找某个知情（或者将要知情）人来倾诉一下。
此时我仿佛听见理奇熟悉的声音……于是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当你如此急切想要见理奇——或者他们中任意一个的时候，你就不能确信自己的动机。对自己说的谎话是最好的谎话，事实上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信。现在我只好假设那头自大的蠢猪里德马赫所说的可能正确：劳里可能记得她父亲，也许看过他的照片。我还假设不管家里人怎么教育孩子，一个能说会道的成人能够把她哄骗到自己的汽车里。
仍然有另外的一种恐惧困扰着我。里德马赫说我可能发疯了。我当然不相信，但是如果现在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疯子。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完全不记得我怎么办？麦克·汉伦？
谁？我不记得任何叫麦克·汉伦的人。我根本不记得你。什么誓言？
我感觉打电话的时机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来临的……等那一刻到来时，我就知道是适当的了。就像是两个大轮子要缓慢地撞击出巨大的能量，一个是我自己和德里；另一个是我孩提时代的朋友。
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会听到海角的声音。
我要等待。迟早我会知道的。打不打电话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1985年2月20日
“黑点”酒吧大火在德里镇生活了20年的人都不知道在德里曾经驻扎过德里空军兵团的一个“特殊”的新兵连。那个营房距离空军兵团基地的其他营房有半英里远。2月的天气，寒风肆虐，你可能不相信，半英里的路程会使行人冻僵或者冻伤，甚至冻死。
其他的7个营房里面都有燃油供暖，防风玻璃和绝缘设施，里面温暖如春。但是在那个住着27名士兵的新兵五连营房里面，只点着一个破旧的小火炉。绝缘设施只是在房子外面钉着的一些木板。一天有人出钱给营房装上了防风玻璃；但是就在同一天，他们因基地有任务外出，等他们晚上又冷又累地回来时，发现所有的玻璃都被人打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