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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应当是，曹操当时刚刚带领千余名散兵游勇抵达河内，看到袁绍要另立皇帝，只感到有些吃惊，并无实力和意愿公开反对。袁绍此时也并不重视这个屡战屡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曹操，甚至把新来的周昂置于曹操的地位之上。曹操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只是到后来才自我解释说“恶之”。需要注意的是，直至公元195年为止，曹操从未干过任何对献帝有利的事情。董卓从入京开始，直到袁绍、曹操出奔之间，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之外，根本没办过什么大事，至多不过是指使吕布杀丁原而已。如果不是名为帮少帝复辟，实为帮袁绍打江山的话，曹操又为什么要和袁绍同时出逃呢？难道是为了给丁原报仇吗？假如当时曹操对汉朝的忠诚度胜过他对袁绍的忠诚度，并相信献帝的确是灵帝聪明睿智的亲生儿子，能成为比少帝更好的皇帝，那就理应支持董卓，而不是反对他。
袁绍、韩馥计划拥立刘虞为帝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洛阳的董卓耳中。为了拉拢刘虞，他在四月加封后者为太傅，但袁绍等人没有允许诏书抵达刘虞的手中。随后，董卓又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大臣东行。多种史料都说这些大臣的出使目标是袁绍，这恐怕不可能，因为董卓此时刚杀了袁家50余口人，袁绍岂肯和解？更可能是董卓试图借袁绍拥立刘虞，诸侯意见不统一之际，予以分化瓦解。但袁绍、袁术对此早有准备，使者一进联军势力范围，便纷纷被抓起来杀掉。只有韩融因为本是党人，和袁绍早有交情，所以幸免于难，带着族人跑到家乡颖川郡的密西山中避难。胡母班是王匡的妹夫，王匡受袁绍令，杀胡母班祭旗衅鼓，也为自己留下了隐患。
除了外交方案之外，董卓也使用分封的方法对抗袁绍。徐荣在汴水大破诸侯联军以后，升任中郎将，备受董卓信任，于是向董卓推荐自己的同乡、原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便拜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命他联合东北边境的各个民族，以便袭击袁绍的大后方幽州和冀州。公孙度取得刘虞的许可，经幽州抵达辽东郡之后，立即屠杀了当地支持袁家的百余家豪强，随即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北联鲜卑，又乘青州刺史焦和去世之机，南越渤海攻取青州的东莱等县，实力迅速膨胀。公孙度于是自称辽东侯、平州牧，改设辽东郡为平州，分置辽西、中辽二郡，又划山东半岛的东北部为营州，拜部下为刺史，郊祀天地，行为僭越，以至于称辽东王。从此，公孙家族便开始了他们在东北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直至公元238年才被司马懿所灭。
经过4个月的消耗，酸枣诸军终于吃完了全部军粮，于是一哄而散。而在袁绍的默许下，刘岱杀害了为组织这次联军立下大功的桥瑁，又派部下王肱继任了桥瑁的东郡太守。对于东郡的重要战略地位，前文已有叙述。一年后，这里将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战场。
五月，因为在迁都时染病，司空荀爽在长安去世。因为内战的原因，荀爽的遗体不能返回故乡颍川，只得暂时就地安葬。
袁绍见献帝西迁，而董卓军主力忙于在洛阳抢夺民财，似乎准备撤退，便派河内太守王匡及从事韩浩为先锋，挺进洛阳对岸的河阳津，试图强行渡河。董卓率军在黄河南岸布阵，摆出要阻止王匡渡河的态势。而在夜间秘密派精兵从小平津渡河，从背后发起突袭，大破王匡军，几乎将其全歼。王匡狼狈逃回，袁绍无奈，只得派他到泰山老家重新募兵。韩浩的舅舅、河阴令杜阳被董卓军生擒，董卓想要以此迫使韩浩投降，韩浩坚定地拒绝。袁术听说此事，便表韩浩为骑都尉，将他从袁绍处拉拢过来。由此，袁术与袁绍两兄弟的关系更趋恶化。
因为战事升级，军费紧张，董卓一方面命吕布等人发掘陵墓，抢夺民财，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秦朝和两汉沿用4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小钱，以便节约用铜量。即便这样，国库中的铜仍然不足，董卓又将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铜钟、铜马等大件青铜器全部熔化，用以铸钱。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突然暴增，而商品总量却不断萎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子可以卖到数万钱，百姓纷纷放弃了金属货币，改而以物易物。
公元191年二月，董卓见徐荣、公孙度诸将连战连捷，自以为功德盖世，便指示献帝拜他为汉朝历史上空前的要职“上公”太师，比刘虞的太傅更高一级。此前，只有王莽曾按照《周礼》的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员“上公”，以太师王舜为百官之首。董卓当了太师，还不满足，又要仿效姜子牙和管仲，称“尚父”。幕僚蔡邕劝他应当耐心，等到消灭东方的敌人之后再加尊号，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
蔡邕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董卓虽然已经打败了诸侯的东路军和北路军，但还有南路军需要对付。随着袁术、孙坚的荆州、豫州军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191年春，豫州刺史孙坚离开袁术在鲁阳的冬营，与部下颍川太守李竁、副将程普、祖茂、朱治等人率军北上，抵达梁县阳人聚（今河南省汝阳县东北）。董卓闻讯，便派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华雄为都督，率军经大谷关南下迎战。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汉末英雄记》说是5千，《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则说是数万。以可信度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以吹捧孙坚为主旨，而《汉末英雄记》叙事持论似更公允一些。不过，当时孙坚军多达数万，胡轸身为大督护，又辅以吕布、华雄等名将，只带5千兵有些太少，也许是步兵数万，骑兵5千。
胡轸虽然受董卓信任，但性格急躁，与属下的关系搞得很差。他看到军队纪律很差，便叫嚷要杀军官，吕布听了不喜。按照董卓事先制定的战术计划，他们首先抵达阳人聚西南的广成县，打算从后方包抄孙坚。当时天色已晚，部队都饿着肚子，而吕布等将领坚持要突袭。胡轸无奈，只得连夜进军，结果因为过于疲劳，攻城不下，大溃而还。次日，胡轸军在广成休整完毕后再次攻城，但孙坚已有准备，他们无功而还。而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坚本在鲁阳城东门外，送长史公仇称去豫州调遣军粮，董卓军突然出现，孙坚镇定自若，带着部下徐徐入城，董军不敢攻城。这两件事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发生地点不同。
虽然击退了胡轸军的围攻，但孙坚看到敌众较多，阳人聚难以守住，又打算去与应当归自己统帅的原孔伷部下豫州军会师，于是放弃阳人聚东进。董卓早已料到了孙坚的行军路线，于是派徐荣、李蒙的东路军向西南挺进，在梁县东截击孙坚，将他打得大败，生擒颍川太守李竁，用开水活活煮死。孙坚军士卒被俘后，都被用涂有猪油的布裹起来，倒立于地，然后从脚开始，慢慢烧死。孙坚、程普、祖茂、朱治等数十骑溃围而出，徐荣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孙坚经常戴一种叫“赤罽帻”的红色头巾，十分醒目，此时为了逃跑，便脱下赤罽帻，让祖茂戴上。徐荣的骑兵都去追赶祖茂，孙坚于是得以逃往颍川郡。
在与公仇称的豫州军会合之后，孙坚军势复振，于是挥师西进，与胡轸军大战于阳人聚，临阵斩杀都督华雄等将，胡轸、吕布等人狼狈逃回洛阳。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江表传》记载，这场空前的胜利令孙坚声名鹊起，许多人因而在袁术面前说他的坏话，也许是董卓指使的。袁术对孙坚产生怀疑，便不给孙坚军粮，孙坚为此专程从阳人聚跑到鲁阳去向袁术解释。袁术明白了实情，感到惭愧，这才重新发给孙坚军粮。这一记载并不合理，更不公正，因为孙坚当时任豫州刺史，有一州的粮草可以调遣，而袁术只有南阳郡，南阳以南都是刘表的地盘，刘表又为董卓截袁术军粮道。更何况，自从孙坚袭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南阳百姓便对孙坚恨之入骨，早就有过冲突，怎肯为他缴纳和运输粮草。孙坚军粮不足是事实，但主要责任绝对不在袁术。
实际上，当时孙坚能够倚靠的唯一盟友，也只有袁术了。自从袁术因为拥立刘虞之事与袁绍绝交之后，袁绍便恨乌及屋，此时居然乘孙坚与董卓战得难分难解之际，委任曹操的军师周昂为豫州刺史，命他南下去夺孙坚的豫州，全不顾及孙坚讨董卓，也是在为自己报仇。此前，曹操与周昂一起从扬州到河内来，这次很可能也会同行。多数史籍都有意对曹操从公元190年冬到公元191年秋这一年的行动避而不谈，但按照其中比较客观公正的《魏略》记载，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曹操曾经遭到袁术部下的围攻，被迫跑到朋友秦邵家中避难。秦邵自称是曹操，于是被袁术的士兵杀死，而真正的曹操却乘机逃走。后来，曹操为了报恩，收秦邵之子秦真为养子，也就是诸葛亮后来的宿敌曹真。这件事极可能就发生在公元191年，它证明曹操与周昂当时受袁绍指使，一同南下攻豫州，因此与袁术、孙坚和公孙越发生冲突。后来的战局对袁绍军不利，周昂仅能自保，曹操更是全军覆没，自己也几乎被袁术军杀死，所以曹魏的史书对此语焉不详。
对于袁绍这一丧尽天良的阴谋，孙坚浑然不知，而是继续向洛阳进军。听说胡轸战败，董卓大惊，派李傕去向孙坚求和，又提出两家和亲。孙坚赶走李傕，长驱直入，一举攻陷洛阳南90里的军事要地大谷关。董卓孤注一掷，亲自出马，与孙坚在洛阳城南的几座皇陵间大战，结果又遭惨败，只得退到西北方的渑池，留吕布驻守洛阳。孙坚根本不把吕布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迅速向洛阳发动进攻，突入宣阳城门，吕布落荒而逃。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向长安撤退，命董越、段煨、牛辅等部将断后。孙坚高奏凯歌进入残破的洛阳城，扫除宗庙，平整诸陵，又意外地在水井里发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随后，他又挥师西进，追击董卓，势如破竹地攻陷函谷关等天险，战胜董卓的后卫部队，推进到渑池。这时，从后方突然传来袁绍派周昂袭取豫州的消息，孙坚且惊且怒，哭着叹息说：“同举义兵，以救社稷。逆贼就要被消灭了，盟友间却作出如此事，我还能和谁同心协力呢？”只得放弃大好战局，向东撤退。董卓于是发起反击，重新占领洛阳，并派中郎将牛辅与河南尹朱儁镇守该地。
综合各种史籍的记载可知，《三国演义》中有关诸侯联军讨董卓的章节几乎全部不符合史实，尤其是袁绍、孙坚、吕布、刘备、关羽、张飞在此期间的表现。讨伐董卓时，袁绍身在河内，一直没去黄河以南，酸枣诸军对曹操西征的支持不力，跟袁绍完全没有关系。联军之中，真正打败过董卓军的将领只有孙坚，杀死华雄、战胜吕布、攻入洛阳，全都是孙坚的功劳。“关羽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情节全属文学创造。吕布当时并未和刘备、关羽、张飞在战场上交手过，东汉时期也根本就没有设虎牢关。刘备、关羽、张飞虽然曾参加过讨董卓联军，却被董卓打败，只好去幽州投奔公孙瓒，公孙瓒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表刘备为别部司马。
实际上，刘备在公元190～191年之间的行为很值得研究。他本与老师卢植同在洛阳，卢植因为废立之事得罪董卓，辞官去幽州时，刘备不曾同行，后来却与曹操到沛国去募兵。这说明，刘备、关羽、张飞和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是同时离开洛阳的。当曹操、卫兹、鲍信、鲍韬在已吾县会师时，刘备必定在场。当这些人西征董卓，被徐荣在汴水击败时，刘备、关羽、张飞应当也随军。汴水战役之后，刘备等人跑到河北，但并没有像曹操一样，去河内投奔袁绍，而是到幽州投奔公孙瓒，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当时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关系还很和睦，二人都与刘岱和亲，而且公孙瓒已经响应袁绍的号召，南下讨董卓了，只是尚未抵达前线。但在一年之后，公孙瓒便与袁绍反目成仇，刘备从此便陷入一种非常动荡的生活，这恐怕是他决定去幽州时始料未及的。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5）
第四节兄弟反目——袁绍与袁术的扩张与决裂（公元191年）
“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贾诩《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公元191年四月，董卓抵达长安城。他高兴地看到，皇甫嵩在边章、韩遂的压力之下，率领3万精兵来投奔自己。在洛阳时，董卓听说皇甫嵩已经放弃武装，便派人将他逮捕。但在皇甫嵩之子皇甫坚寿的恳求下，董卓宽恕了皇甫嵩，拜他为议郎，又升任御史中丞。董卓进入长安城门时，皇甫嵩带头在其车下跪拜，令董卓万分得意。
到了长安之后，董卓见孙坚已经撤退，和袁绍麾下的周昂发生激烈冲突，东方联军已经彻底分裂，便又骄横起来。他抛弃了以往重用名士党人的人事政策，大肆封赏亲友，拜弟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连尚未成年的子、女、孙、侄都封为侯爵、命妇，与梁冀简直如出一辙。在董卓的授意下，献帝又娶董承之女为贵人，称董承为舅。
董承与汉献帝、董卓两人之间的关系很耐人寻味。按裴松之所说，董承是汉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也是董卓的亲戚。又按裴松之引《献帝起居注》的记载，董卓“外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董旻是董卓的弟弟，董璜是董卓的侄子，而董承夹在两者之间，所以肯定是董卓2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如果董承和董璜一样，都是董卓的侄子，那么董卓就是董太后的亲兄弟了。无论怎样，董卓和董太后之间的亲缘关系都很近，绝不止史书上说的“同族”那么简单。
在获得郿侯的爵位以后，董卓便开始在封地郿县筑造大型坞堡，据说其城墙和长安城一样高。公元191年郿坞完工，董卓在里面屯积了足够吃30年的粮食，说：“事成，我便雄据天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老此生”，号称“万岁坞”。这类记载肯定有些夸张。首先，以当时的储存条件，粮食在仓库里放30年后恐怕没法再吃；其次，这些粮食足够多少人吃30年，也没有说明。如果只够董卓一个人吃30年，那肯定不能算多。如果足够董卓的10万部下（这是个保守数字）吃30年，以汉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月至少1。2石口粮数推算，至少需要4320万石米，合约7000万石（210万吨）粟，总体积达70亿汉升，合约15亿公升或1。5立方公里。假设郿坞的面积和洛阳城一样大，也就是约9。5平方公里，如果把这么多粮食铺满全城，将会高达158米，相当于汉代正常城墙高度的十多倍。所以，这样的记载缺乏实际意义。董卓在郿坞疯狂敛财是事实，但现实条件决定了他无法在里面囤积太多粮食，这只是人们出于对董卓的不满和粮价暴涨的愤慨而编造出来的传言。
与董卓在郿坞享受穷奢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