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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方面，鲍信与弟弟鲍韬也在泰山郡组织部队，加上以前替何进招募的千余名弓手，共聚集了步兵2万，骑兵7百，辎重马车5千余乘，向西南前进，与曹操、卫兹、夏侯惇、曹洪等人的5千兵马在己吾会合，形成了一支约26000人的武装力量。随后，他们又向西进军，与袁绍的堂兄、山阳太守袁遗的部队先后抵达酸枣县，与刘岱、张邈、桥瑁、袁遗、张超、臧洪的部队会师，集结起多达十余万人的庞大联军。
青州方面，刺史焦和原本也率数万兵马西进讨董卓，但遭到黄巾军包抄后路，被打得大败，自己也很快病逝，青州军于是无法前来与袁军会师。
公元190年正月底，洛阳以东诸州郡全部响应臧洪、桥瑁等人的号召，随二袁起兵讨董卓，并声称要废黜献帝，迎少帝复辟。袁绍当仁不让，被一致推举为盟主。
袁绍知道，自己既然已是反董卓的盟主，便不宜再用董卓授予的勃海太守官衔，于是自称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领勃海太守，又私署麾下诸将军职，称之为“表”。在这些将领之中，曹操被袁绍表为奋武将军，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夏侯惇为司马，孙坚也被袁术表为假中郎将（代理中郎将）。这些奋武将军、破虏将军、假中郎将之类都是所谓的“杂号将军”，地位并不高，属车骑将军袁绍和后将军袁术管辖，由此可见曹操、孙坚等人当时处于怎样的政治、军事地位，与二袁是怎样的关系。
联军组建成功之后，便被部署为4个方面军：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领勃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假司马张杨进驻与洛阳仅一黄河之隔的河内郡，吸引董卓军主力，冀州牧韩馥留在邺，组织军粮运输，是为河内方面军；豫州刺史孔伷与陈相许瑒驻扎在颍川郡，攻击洛阳东南方的轘辕关，是为颍川方面军；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领破虏将军鲍信、奋武将军曹操与臧洪、卫兹、刘备等人驻扎在陈留郡酸枣县，攻击洛阳东方的荥阳；后将军袁术与假中郎将、领长沙太守孙坚驻扎在南阳郡鲁阳县，攻击洛阳南方的伊阙关、大谷关。
4路联军由北至南，对洛阳形成了一张半圆形的包围网，列表如下：
统帅前锋部将后勤兵力（约数）
河内方面军：袁绍王匡刘勋韩馥10～15万
酸枣方面军：刘岱曹操、鲍信、鲍韬、卫兹张邈、张超、桥瑁、袁遗、臧洪、刘备、范方10～15万
颍川方面军：孔伷许瑒3～5万
鲁阳方面军：袁术孙坚5～7万
以上4路联军共计30～40万人，大约相当于董卓手中兵力的3倍。但他们大多是新兵，而且缺乏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号令不一，装备较差，所以真正的战斗力并不在董卓之上。但是，袁绍此时无疑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为天下豪杰所归心。袁术虽然嫉妒，却也无可奈何。
按照《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的记载，联军建立之后，鲍信对曹操说：“计略多变无双，能够拨乱反正的，是您啊。如果没有这种才能，再强大也会灭亡。您就是上天眷顾的人！”鲍信是第一个挑唆曹操与袁绍分道扬镳的人，原因是袁绍起初主张迎董卓入京，后来董卓开始专权跋扈，鲍信建议袁绍立即攻击董卓，袁绍却坐视禁卫军落入董卓之手，自己仓猝出逃。但他们此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做的实力，曹操可能也还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在此后的7年内，曹操一直在为袁绍南征北战，并无对抗袁绍的行为。
但是，有一个人此时便将他对袁绍的不满付诸实行，这就是冀州牧韩馥。他担心袁绍获胜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不供给袁军充足的粮草，希望以此迫使他们自动离散。和黄琬一样，韩馥的权力得自董卓，而袁绍未必能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所以他们反董卓的态度不坚定，不彻底，也在意料之中。
在讨伐董卓的各路将领之中，态度最坚定、最彻底的，当数董卓的老同事孙坚。当年春季，孙坚抵达鲁阳，与袁术会师。袁术看到孙坚部队军容严整，不禁叹服，又表孙坚为破虏将军。当时豫州刺史孔伷已死，袁术吞并了他的属下，但因为“三互法”的规定，自己不能当豫州的军政长官，于是又表孙坚领豫州刺史，担任全军的前锋，将荆、豫二州的精锐之师都抽调给他。
听说孙坚和刘祥杀死荆州刺史王叡、南阳太守张咨，并与袁术等人联军北上，董卓便拜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牧，命他与汝阳令蒯越和黄忠等人南下攻打袁术和孙坚。
刘表、蒯越、黄忠三人的情况与黄琬、韩馥类似，都属于董卓统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也都是党人和士大夫，而且曾经与袁绍同为何进的幕僚，所以其立场在董卓和袁绍之间犹豫不决。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先把荆州抢到手，然后在袁、董两派之间左右逢源。但荆州已被袁术和孙坚视为自己的地盘，刘表不可避免地要与袁术和孙坚发生激烈冲突。
看到无法通过袁术和孙坚驻扎的鲁阳去荆州，刘表便绕道武关，顺丹水和汉江南下到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市南），与蒯良、蒯越兄弟及襄阳名士蔡瑁合谋，设计兼并荆州中南部的地方武装，很快成为除南阳郡之外的整个荆州之主，在背后威胁袁术和孙坚。同时，按照董卓的指示，刘表又以追随孙坚的罪名拘拿刘祥之子刘巴，但又不愿意杀死他以获恶名，于是暗中安排刘巴逃走。刘巴知道刘表无意杀自己，也不逃走，刘表于是举刘巴为茂才，召他做官，又表黄忠为中郎将，与侄子刘磐共守长沙，镇抚江南。刘表本人与蒯良、蒯越、蔡瑁等人驻守襄阳，北拒袁术、孙坚，坐山观虎斗。
董卓见东方各州郡造反，而且都以复辟汉少帝为名，于是在二月癸酉日派郎中令李儒将少帝毒死，以绝后患。随后，董卓便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将要征调天下兵马进剿袁军，让官员们讨论具体战术方案。
在与会人员中，尚书郑泰的立场偏向袁术，不希望董卓主动出击，于是发言说：
“我以为，东方的敌人不值得我们发天下兵讨伐，理由有以下10条：
第一，东方联军跨州带郡，貌似强盛，但自从光武帝以来，中原没有发生过战事，百姓过着优逸的生活，早就不会打仗了，人数再多也没有用。
第二，明公出自西州，从小就担任将帅，熟悉军事，百战百胜，名振当世，人心慑服。
第三，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长于京师；张孟卓（张邈）东平长者，品性高尚；孔公绪（孔伷）善于清谈高论，简直能把死人说活。这些人都没有实战经验，在沙场上真刀真枪地较量，肯定不是明公的对手。
第四，东方人向来缺乏精悍的勇士，也没听说过有什么谋臣，更无人可以独当一面。
第五，即便有这种人，可是联军尊卑无序，没有朝廷授予的军职，现在胡乱自相表署，将来势必不会同心协力，而只会观望他人成败。
第六，上百年来，关西各郡一直在与羌人战斗，连妇女都能使戟挥矛，拉弓放箭，何况明公麾下的百战精兵，用以攻打那些乌合之众，自然如同泰山压卵，胜券在握。
第七，天下精兵，不过就是并州和凉州军，以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这些人现在都在明公的帐下。用他们攻打东方人，就像用老虎和犀牛去攻打犬羊一样。
第八，明公的将帅都是跟随您多年的忠义之士，富于军事经验。而敌人的将帅之间日常缺乏联络，相互间不服气，甚至从未谋面过，临时拼凑起来，就像用胶粘的一样。遇到同心同德的我军，必然如同枯叶遇到了烈风，立即一哄而散。
第九，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几年来，明公消灭黄巾，铲除阉党，拥立明君，平易近人，正直之士没有不交口称赞您忠于国事的。奉天子之诏讨伐叛乱的贼党，谁敢抵抗？
第十，海内名士，天下大儒，首推东州郑玄和北海邴原，此二人是我朝士大夫的楷模。现在二袁起兵，他们都不去投奔，可见人心向背。当年吴楚七国造反，不用剧孟，周亚夫知其必败，现在的情况也与之相似。
如果我上面讲的这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地向天下征兵，反而是无事生非，会自损威重。”
董卓听了这话大喜，认为郑泰忠于自己，明白事理，于是打算派他去攻打东方联军，但在幕僚的劝阻下作罢。于是，董卓分兵三路，出洛阳迎战：
北路，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渡黄河北上，攻打袁绍军及正在河东郡和东郡活动的白波军；
东路，徐荣出荥阳，攻打酸枣；
南路，胡轸、吕布、华雄出伊阙关、大谷关，攻打鲁阳。
以上三路兵马并非同时出兵，董卓的战略是先北后东，在南线维持一段时间的守势。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牛辅渡黄河之后，遭到白波领袖郭泰的激烈抵抗，反而狼狈而归。董卓见出师不利，大为惊恐，认为白波军尚且如此难以对付，二袁的部队想必更加强大。洛阳虽有天险保护，但三面受敌，战线过长，于是董卓便有了迁都长安之意。
其实，迁都长安并非出自董卓的意旨，而是整个凉州军阀集团的兴趣所在，所以是大势所趋。在下文中，我们就将发现，董卓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是边章、韩遂的一个傀儡。
听说要迁都长安，朝廷大臣都不赞成，但除了河南尹朱儁以外，无人敢于明确表态。董卓于是召开会议，搬出东汉时期最受重视的图谶，发言说：“高祖皇帝建都关中，历11世；光武帝建都洛阳，至今也过了11世。依照《石包谶》的预言，应当迁都长安，以符合天人感应。”
司徒杨彪反对说：“海内动起来很容易，安定下来却很难。移都改制是天下大事，盘庚迁亳，商朝的老百姓还抱怨不已。过去关中因为王莽之乱残破，所以光武帝才建都洛阳，历年已久，百姓安乐。现在无故迁都，容易导致祸乱。《石包谶》是妖邪之书，岂可相信？再说长安的宫室坏败已久，恐怕难以很快修复吧。”
董卓回答：“关中肥饶，秦借此并吞六国。武帝时在杜陵南山造有数千处瓦窑，建筑材料齐备，再加上凉州丰富的木材，造起来不难。老百姓的意见无所谓！谁敢反对，我发兵驱赶，即便前面是大海，他们也得跳下去。”
看到杨彪依然不服，董卓急了，于是说道：“边章、韩遂刚才有书信来，一定要让朝廷迁都。如果大兵出动，我不能再相救，你们便可与袁家西行。”
董卓的这段话实在有意思。边章、韩遂不是前几年以讨宦官为名，与朝廷对抗的叛乱分子吗？董卓不是多年与之交战吗？怎么现在当了相国，反而拿边章、韩遂当太上皇了，还指望他们控制的凉州给新都建设提供木材？另外，包括太傅袁隗在内，袁家成员在袁绍、袁术起兵之后，如何还安然无恙，董卓居然要安排他们西行？
这还得从董卓入京前说起。董卓本来被拜为并州牧，后来受何进、袁绍的召唤，率3千兵马入京，虽然获得了一些增援，又兼并了何进、何苗与丁原的部下，但兵力仍嫌不足。同时，左将军皇甫嵩与京兆尹盖勋率精兵3万屯驻在长安一带，虽然一度密谋攻击董卓，但最终却无所作为。公元190年，皇甫嵩被拜为城门校尉，长史梁衍劝他趁献帝西迁之机迎驾，与袁绍联手攻董卓，皇甫嵩不肯同意，与盖勋老老实实地臣服于董卓，这其中必有隐情。
把上述种种怪事联系起来，便只能得出一种结论：董卓入京之前，与边章、韩遂（当然还有马腾）达成了秘密协议，董卓保证完成屠杀宦官、控制朝政的任务，而边章、韩遂则给董卓以支援，并发兵拖住皇甫嵩，令其不得轻举妄动。边章、韩遂拥有凉州精兵十余万，以往皇甫嵩与董卓联军4～6万人，尚且疲于招架，如今皇甫嵩只有孤军3万，更是独木难支。董卓麾下有相当一部分军队是边章、韩遂的旧部，这些人大多是羌胡，很不容易控制，整日劫掠百姓，又奢求宫人美女，即便以董卓、李傕之凶悍，也要畏惧他们三分。献帝西迁长安，可能正如董卓所说，也出自边章、韩遂之谋，意在加强对朝廷的控制，而不是因为被反董联军击败（双方此时尚未交战）。董卓要仰仗边章、韩遂的支持，才能享受荣华富贵，又担心洛阳容易被联军与反对自己的士大夫内应外合，突袭得手，自己便会落得一无所有，所以也积极推行边章、韩遂的迁都计划。
至于袁家，在袁绍、袁术起兵之后，已经被排斥出了最高决策集团，但还保留着官职。董卓让袁家成员带头西迁，也是怕他们与袁绍、袁术取得联络，内应外合，威胁自己。
看到董卓迁都的态度坚定，司空荀爽便出面支持这一建议，但杨彪和太尉黄琬仍然坚决反对，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也附议。董卓于是将杨彪、黄琬降职为光禄大夫，拜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又以推荐叛贼为州郡长官为名，处死伍琼、周毖。越骑校尉伍孚行刺董卓，结果失败被杀，迁都之事于是不可挽回。
二月丁亥日，献帝君臣与数十万百姓西迁。因为道路拥挤，物资匮乏，人们相互践踏，死者遍野。董卓及其诸将仍然驻扎在洛阳，四处搜刮民财以充军费，吕布又发掘帝陵和公卿豪强的家族墓葬，掠取其中的珍宝，送到董卓的封地郿坞。
三月乙巳日，献帝车驾抵达长安，先住在盖勋故居京兆府舍，后来未央宫装修完毕，这才搬了进去。因为董卓没有来，朝政全部委托给司徒王允管理，董卓对他也十分放心。
三月戊午日，董卓指使司隶校尉宣г诔ぐ泊λ懒税ㄌ翟蠓蚱藜捌�3个儿子、袁绍和袁术的哥哥太仆袁基在内的袁家男女老幼50余人，先将遗体埋在青城门外、东都门内，尔后担心被人盗取，又改葬于郿坞。虽然袁家成员死了这么多，却无一人能够再得到蔡邕写的墓志铭了。此时，蔡邕正依附在董卓的身边，享受着袁家从未授予他的荣华富贵（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心中也一定为自己永远不必再撰写碑铭而高兴呢——毕竟，蔡邕当年已经59虚岁，再不在官场上有所建树，以后就没机会了。
看来，董卓原本并无意杀死袁氏一家，所以才带他们西迁，而不是在袁绍起兵时，就将他们在洛阳处决。但在西迁之后，袁隗与袁绍、袁术暗中往来，企图利用董卓尚未抵达长安之机，颠覆他在长安的统治，性格又如袁术所说，“仁慈恻隐”，不够狠毒果决，导致计划败露，是他一家惨遭杀身之祸的根源。由此，袁家与董卓之间的仇恨更加不共戴天。故吏杀害师尊，这在东汉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必然导致董卓大失人心。天下受过袁家恩惠的豪杰听说袁隗全家遇害，都深感哀痛，纷纷投奔袁绍，要为他报仇雪恨。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4）
第三节第一滴血——联军的胜利与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