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变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在东周和秦朝，中国短兵器以剑为主，而在西汉时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来，但还没有普及；到了东汉末年，宝剑的地位已经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剑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经济；二，剑的招式繁多，训练周期比腰刀长；三，随着盔甲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铠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剑杀伤力下降，效果不如专门用来劈的腰刀。腰刀虽然未必能劈开敌人的铠甲，但却可以使其变形，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剑如果不能刺穿敌人的甲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剑容易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而腰刀因为有一定弧度，拔出来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兵器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众多新式武器都将随之应运而生。
在与袁绍争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废汉少帝，立董侯的意见。百官震惊，但只有尚书卢植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打算杀掉卢植。幸好蔡邕等人为卢植求情，他这才仅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离洛阳，到幽州上谷郡隐居起来了。多年来，卢植的政治意见始终和袁绍保持一致，后来担任袁绍的军师，帮助袁绍对付自己的学生公孙瓒。同时和卢植从洛阳逃走的，大概还有他的另一位学生刘备。
袁绍、袁术、曹操、卢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废立问题表态，袁隗同意，议案于是通过。当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黜汉少帝为弘农王。袁隗随即走上殿阶，亲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玺，并搀扶他下殿，向弟弟陈留王刘协跪拜称臣。刘协（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称汉献帝。
汉献帝刚刚奉何太后的诏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导致她的非正常死亡，严重违反了婆媳之礼。”将何太后软禁于永安宫。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又将何太后的弟弟何苗从棺材中刨出来支解。显然，何进的尸体此时早已找不到了，否则一定也会成为董卓的泄愤对象。
立董侯、杀太后，使复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拜远在幽州的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空出来的太尉之职则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实，大司马与太尉是一回事，东汉时期的文献经常混用这两个职务。董卓把它一分为二，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刘虞的军权。此外，董卓又因拥立新君有功，得以加节传、斧钺、虎贲，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了加强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选择贾诩为自己的幕僚，随即加拜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讨虏校尉。
十一月，应蔡邕的表举，汉献帝拜董卓为东汉时期从未设置过的相国，有权“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往，任何贵族大臣入宫都要小跑（趋），并且在殿门外脱掉鞋子和袜子，以示对皇帝的恭敬，而现在这些“繁文缛节”都不再适用于董卓了。此外，董卓的母亲也被封为池阳君。
为了维护自己新任相国的尊严，董卓加强追捕袁绍、袁术和曹操的力度，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当年秋天，曹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借献“七星宝刀”之机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而是在自己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出城逃难去了。离开洛阳以后，曹操改名换姓，和几名随从向东潜行，来到自己的老朋友吕伯奢在成皋的家中。恰逢吕伯奢不在，因为某种原因，曹操杀死了吕伯奢全家。
按照《魏书》的记载，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见财起意，劫走了曹操的马匹物资，所以曹操亲手杀死了他们。而按照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精神高度紧张的曹操听到吕家人在厨房里拨弄餐具的声音，误以为他们在准备谋害自己的兵器，结果“刺客综合症”发作，提剑而出，一连杀死八人，临走时还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相比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不过，《魏书》这样写也有它的道理：作为魏国的官方史书，《魏书》有义务秉承孔子的“春秋大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尊者讳”。像公元前632年的践土之盟，晋文公召周襄王到会，孔子却认为：“以臣召君，不宜用以教育后人。”于是在《春秋》里写道：“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襄王只是偶然到河阳去打猎，半路上意外遇到晋文公等诸侯，赏光莅临，令诸侯们感激不尽一样，“君君臣臣”之礼便得到了史家的虚拟维护。曹操贵为魏朝的太祖武皇帝，至尊无上，在深明春秋大义的魏国儒生看来，他的恶行当然也必须严加隐讳和篡改了。
离开成皋之后，双手沾满吕家人鲜血的曹操来到中牟县。当时，中牟县已经得到董卓的命令，让他们逮捕所有与二袁有关的可疑人员。所以，主管地区治安的亭长将曹操逮捕，押解到县里。县功曹以为董、袁相争，天下将乱，胜负不可知，不宜拘拿袁绍的助手，于是劝县令释放了曹操。其实，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因为某位高官一直在背后保护着曹操。
从中牟县大牢死里逃生之后，曹操继续向东南方逃走。按照《魏书》的记载，曹操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兴义兵”，因此遭到豫州刺史黄琬的追杀。据《后汉书》与《后汉纪》，黄琬确实曾经担任过豫州牧，但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九月甲午日已升任司徒，由孔伷接任豫州刺史。所以，曹操如果曾经遭到黄琬的追杀，只可能是在他和袁绍、袁术逃离洛阳与黄琬升任司徒之间，也就是公元189年九月癸酉日和甲午日之间的20天之内。
从地图上看，曹操最终未能返回故乡——豫州沛国谯县，而是停留在兖州与豫州之间的边境城镇——陈留郡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曹操从洛阳向谯县进发，沿途经过成皋、中牟、陈留、己吾四地，取道最短的一条路线（从洛阳到己吾，全程约250公里，骑马者在4～5天内便可走完），行程非常合理。看来，曹操之所以最终没能回到谯县募兵，正是由于黄琬的阻挠。
按《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黄琬也曾是党人，被禁锢了将近20年，与杨彪过从甚密，后来又与王允联合谋杀董卓，所以他和二袁的关系应当不错。但是，黄琬肯定接到过董卓命他追捕二袁党羽的命令，而且积极阻止曹操进入豫州境内，否则也就不会快速升任司徒。黄琬和部分党人对董卓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
《魏书》又提到，曹操有一个朋友叫秦邵，字伯南。当曹操被黄琬的爪牙追杀时，秦邵挺身而出相助，结果曹操逃走，秦邵遇害。秦邵只有一子，名叫秦真，曹操感激秦邵，又可怜这个孤儿，便将秦真改姓曹，并收为养子，这就是后来诸葛亮的劲敌曹真。和其它许多历史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似乎并非完全虚构，但也不完全可信。对照《魏略》的版本，再联系相关历史背景，便可知道此事其实发生在公元191年底，那位因追捕曹操而杀害秦邵的大人物并不是黄琬，而是袁术，所以我们将它放到后文中叙述。
在侥幸逃脱董卓的重重追捕之后，受困己吾县、无法进入豫州的曹操宛如丧家之犬，情绪低落，而且非常缺钱，全无一点为袁绍招兵买马、建功立业的激情和信心了。现在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在精神上为曹操打气，在经济上给曹操资助。当然，此种人少之又少，但偏偏给洪福齐天的曹操撞上了。
这位东汉末年的活雷锋姓卫，名兹，字子许。卫兹家产富庶，慷慨大度，多谋善断，品德高尚，自幼闻名乡里。当时天下第一名士郭泰曾经亲自拜访卫兹，见他在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感慨道：“子许少欲。”成年后，卫兹立即被陈留太守推荐为孝廉，担任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何苗遇害后又为司徒杨彪效命。据《后汉书·献帝纪》，杨彪出任司徒的时间是公元191年十二月戊戌日，而此时曹操与卫兹已经起兵了。所以，卫兹在从洛阳赶到陈留郡与曹操见面之前，早已是杨彪的幕僚了，那应在杨彪当年九月丙戌日出任司空之后，而在十二月之前。也就是说，卫兹去见曹操时的身份，应该是司空杨彪的幕僚，而不是司徒杨彪的幕僚。
杨彪是袁逢的女婿，也是袁术的姐夫（或妹夫），在宗法上又是袁绍的堂姐夫（或堂妹夫）。袁绍和扬彪的关系一向恶劣，但袁术却与杨彪过从甚密，所以整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
曹操本来根本逃不出董卓的手心，但袁术在逃亡前与司空杨彪打招呼，请他照顾曹操。袁术此举，大概有把曹操从袁绍处拉拢到自己身边的考虑。于是，杨彪授命幕僚卫兹沿途保护曹操，疏通官场关系，最后在陈留与曹操会面，给予曹操大笔金钱。杨彪选择卫兹，当然是因为此人的家族在陈留很有势力，陈留与曹操的故乡谯县相近，曹、卫二人的性格又相近，便于共事。只有这样，曹操才可以顺利地募集到讨伐董卓的兵马。
见到曹操之后，卫兹很吃了一惊。原来大家都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俊”、“乱世奸雄”，但现在这个曹操却显得心灰意冷，似乎压根没有起兵的意愿。卫兹只好激励曹操说：“祸乱的根源已经很长了，不打仗没法解决；现在就得起兵，你不打人家，人家可要打你”。曹操听后精神重新振作，便开始和卫兹在陈留郡募兵。
为了给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创造招募军队的条件，周毖、伍琼等人便劝董卓说：“像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冒犯了明公，所以恐惧出奔，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我们如果急着悬赏捉拿他，肯定会逼得他狗急跳墙。袁家四世树恩朝野，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如果招募豪杰，组织军队，联合英雄起事的话，崤山以东恐怕就都不再是明公的地盘了。以我等的愚见，不如赦免他们，拜袁绍为一大郡的太守。袁绍一定会为自己能够免罪而庆幸，不会再反对您了。”
董卓深以这个建议为然，立即以献帝的名义拜袁绍为勃海太守、前将军，封邟乡侯，又拜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绍在冀州接旨，领受了勃海太守与邟乡侯的印绶，但婉言拒绝了前将军的头衔。随后，他一面前往勃海郡上任，一面继续策动韩馥等冀州地方官讨伐董卓。
与安抚袁党势力同时，为了讨好党人，董卓又与杨彪、黄琬、荀爽等大臣为陈蕃、窦武及所有党人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爵位，拜他们的子孙为官吏，并派遣使者到其坟前祭吊。看来，此时的董卓已经沉迷于洛阳纸醉金迷的生活，以为自己能够与袁绍等人和解，从此过上舒坦日子了。所以，他在新年时借汉献帝之口，宣布改元为“初平”，意为“从此开始，天下太平”。
这一回，董卓可大错特错了。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3）
第二节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组建讨董卓联军及董卓迁都（公元190年）
“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甲兵之重，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挚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烝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神祗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袁绍（《献帝春秋》）
汉献帝改元的消息传到袁绍耳中时，他已经抵达勃海郡上任了。听说新年号叫“初平”，袁绍大喜，认为“初平”与“本初”含意相合，说明自己肯定能很快消灭董卓，平定天下。其实，汉朝年号大多没什么创意，往往只是几个字的反复自由组合而已，所以“初平”与“本初”之类的年号层出不穷，并不奇怪。袁绍居然以此为祥瑞，可见他心中的迷信思想有多深，这恐怕还要拜袁氏家学《孟氏易》所赐。不过，在打江山的时候，一点迷信言论往往是有助于动员民众的，袁绍借助这一类宣传，很快便赢取了河北官民的广泛支持。
看到民心归袁绍如流水，作为勃海太守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心中的醋意油然而生。他的官职是董卓任命的，所以并没有反董卓的想法，更担心袁绍会夺走自己的权力，所以派人到勃海郡首府南皮，包围太守府，不许袁绍募兵。袁绍意外地遭到软禁，手中又没有武装力量，一筹莫展。
当时，四方豪杰大都愿意拥护袁绍讨董卓。广陵郡功曹臧洪劝太守张超起兵，二人便一同到陈留拜见张超的兄长、陈留太守张邈。张邈此时已经和曹操、卫兹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在本郡募兵，双方一拍即合。在臧洪的联络下，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封疆大吏都来到陈留郡西北部的酸枣县（今河南省延津县西），设坛结盟。臧洪主持会议，在坛上宣读誓词，慷慨陈词，宣布“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同时，在孔伷的许可下，曹操的堂弟夏侯惇、曹洪等人也从家乡谯县募集了一些人马，随即向己吾县进军，与曹操和卫兹会师，后来中牟县豪强任峻也率家兵数百人加入，三军总共约有5千人。
为了帮助袁绍解除困境，桥瑁又伪造了三公（即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致天下各州郡官员的书信，说董卓罪恶滔天，胁迫我君臣，窥伺我社稷，希望各州郡跟随袁绍和袁术，举义兵以赴国难。不过，卫兹身为司徒杨彪的幕僚，却协助曹操募兵反对董卓，却又说明桥瑁的公开信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各州郡官员纷纷信以为真。
韩馥得书震惊，感到情况严重，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便召集幕僚问道：“现在我们应当帮助姓袁的，还是帮助姓董的呢？”治中从事刘子惠回答：“我们兴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姓袁的或姓董的！”韩馥听了大为惭愧。刘子惠又建议说：“战争是凶事，不宜抢风头。我们应当等其它州先起兵，然后配合。冀州的实力不比其它州弱，将来立的功劳也不会比其它州小。”韩馥深以为然，于是解除了袁绍的软禁，允许他召募兵马。
早在袁绍与韩馥起兵之前，袁术已经率先在南阳聚众，但苦于实力不足，难有进展。这时，荆州刺史王叡与长沙太守孙坚得到桥瑁的书信，响应二袁讨伐董卓的号召，率兵渡过长江北上。不久，孙坚与武陵太守曹寅合谋杀死王叡，又与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祥杀南阳太守张咨，兼并了他们的部下，兵力大增，导致军备物资不足。孙坚和刘祥的部队于是四处抢劫民财，南阳百姓愤而反抗，杀死了刘祥，迫使孙坚军离开。当时驻扎在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派使者去与孙坚通好，孙坚便表示服从袁术的指挥。
孙坚知道自己此行凶险，不放心原住在九江郡寿春县的家属，所以把他们南迁到庐江郡舒县。孙坚时年35虚岁，已有5个儿子，其中正妻吴氏生4子，即：孙策、孙权、孙翊、孙匡，此外还有庶子孙朗，当时都尚未成年。舒县是周景的故乡，一个多世纪以来，周家都是忠诚的袁氏故吏，孙坚既然跟随二袁讨董卓，和周家搞好关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周景的侄孙周瑜与孙策同岁，早在孙家住在寿春时关系就特别好，经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