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新传- 第594部分

不过，袁家忽视了一个存在变数的因素——董卓。按理说，董卓是袁氏故吏，应当支持袁家对朝政的控制才对。而且他在事发前已经向西北方撤退，袁绍屠杀宦官时，董卓军远离洛阳300里，似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赶到。所以，董卓因素不在袁家的战略考虑之中，倒也合情合理。

但是董卓不按常理出牌。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在局势平定之前赶到洛阳，控制皇帝，那就只能听任袁家摆布。袁家能授予董卓的，最多也就是一个九卿或州牧，但他并不满意于此。所以，他一得知洛阳城内着火的消息，便立即率领3千兵马急进，一日一夜狂奔300里，在凌晨抵达洛阳城西。他的辛苦马上就收到了回报，听说宦官们把皇帝兄弟带出城外，而且至今未归，机智的董卓便立即明白，自己没有白跑，好运真的来了。

在北邙公墓里，前来迎接汉少帝与陈留王的官员越来越多，为首的是那位以花钱买官闻名的前太尉崔烈。东方破晓时，他们护送着两兄弟返回洛阳，却迎面碰上了董卓的部队。崔烈见状，拍马上前，对董卓说：“皇帝在此，一切安全，有诏书命你退兵。”董卓回敬道：“你们各位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播荡，却想让我退兵？我昼夜疾行300里赶来护驾，得到的却是这种待遇，难道我不能砍下你们的脑袋吗？”然后策马来到汉少帝面前，教训说：“陛下纵容太监们乱搞，导致今天的大祸，错误不小吧？”少帝一看是众多羌胡骑兵簇拥而来的董卓，立即被吓哭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样杀害董太后一家的，却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不禁喃喃自语。董卓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又转到闵贡马前，对陈留王说：“别怕，我是董卓，到我这来抱。”于是从闵贡手里把董侯抱过来，问他这场祸乱的起因和过程。此时，董侯虽然才9虚岁，比少帝小8岁，但因为从小和董家亲近，所以在董卓面前丝毫不紧张，把政变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大喜，觉得董侯真是比史侯强多了。

清晨，汉少帝与董卓一行回到洛阳宫中，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清理皇宫内外的废墟。这一清理，人们才吃惊地发现，秦始皇的蓝田玉玺不见了。汉承秦制，皇帝拥有6块玉玺，分别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6块玉玺之外，还有一块更重要的秦始皇蓝田玉玺，即所谓“传国玉玺”，上面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这场袁绍指挥的“排宫之变”中，乘舆六玺倒是都找到了，但传国玉玺却失踪，有人说是被张让揣着跳黄河了。当日天降大雨，而且此后一连下了3个月，好像连老天爷都在为宦官之死哭泣。确实，汉朝衰亡的命运，此时即便老天爷也难以挽回了。

与董卓抵达洛阳几乎同时，另外3支部队也相继赶到。他们是：丁原和吕布率领的几千名并州兵，骑都尉鲍信率领的千余名泰山弓弩手，以及张辽在河北招募的千余人。董卓收编了张辽及其部队，又封丁原为执金吾，吕布为司马，让他们统领洛阳的一部分禁卫军。看到董卓傲慢自大的样子，鲍信便劝袁绍说：“我看董卓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将有异志。您如果不早作打算，必将受他制约。乘董卓现在新至疲劳，我们发动袭击，可以将其擒获！”袁绍不同意，鲍信只好引兵回泰山去了。

袁绍不采纳鲍信的建议，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董卓既是袁氏故吏，又是一介武夫，入京之后，虽然态度骄横，但遇事也常与袁隗、袁绍商议，双方似乎没有立即决裂的必要。其次，董卓在军队中威信很高，加以收编张辽，联合丁原，实力不可低估。袁绍、袁术兄弟麾下的禁卫军从骨子里怕董卓的凉州军，鲍信等人的部队又都是新兵，武力对抗，没有多少胜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洛阳的其它势力怕董卓，但董卓也有隐忧。他带进京师的先头部队不过3千人，自嫌兵少，担心别人不服，于是从5个方面着手，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按照正史的记载，董卓每隔四五天，便秘密把军队带出城外，次日大张旗鼓而还，令别人以为自己有无数援军。这条记载不可信，因为此计最多只可用一次，第二次便很容易被别人察觉。董卓并非没有来自西方的援军，他在讨伐王国时有2万兵，后来一直没有移交给皇甫嵩，所以其余1万多步兵迟早会赶到洛阳来。董卓的另一个西方兵源来自边章、韩遂，这件事很复杂，留到后文再分析。

除了自己的旧部、张辽的新兵、边章与韩遂的援军之外，董卓的第4个兵源来自丁原的并州兵。丁原的主簿吕布见利忘义，董卓于是以高官厚禄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兼并了这支部队。董卓见吕布文武双全，特别喜爱，收他作养子，拜为骑都尉，作自己的贴身保镖。

最后，何进、何苗兄弟的旧部也都倒向董卓，董卓拜刘表为北军中候，统领这支部队。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从军制上讲，何家部曲理应接受袁绍、袁术兄弟的领导，不应投靠董卓；刘表又是袁绍的心腹，董卓不应加以重用。其实，这件事正好说明，袁、董两家当时沆瀣一气，不分彼此，所以双方在人事问题上相互妥协。除了刘表之外，董卓又重用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袁绍的朋友为心腹，因为他自己的老部下都是武将，没有行政经验。

董卓花了3个月时间，整合了上述5支部队，于是兵力大盛，取得了洛阳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粗略计算，董卓的旧部有2万，张辽的新兵千余，吕布的并州兵数千，刘表的北军不下万人，即便边章与韩遂的援军尚未赶到，董卓也应至少拥有了4万部队。随后，他又以长期下雨，导致水灾为由，迫使朝廷禳灾，革除司空刘弘的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

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人成为董卓的幕僚之后，纷纷建言献策，要求录用在野党人。董卓欣然同意，于是征名士荀爽、陈纪、韩融、蔡邕、申屠蟠等名士入朝。这些人刚刚动身，便在沿途被加官进爵，备极荣华。荀爽从上路到被拜为司空，只用了93日。在此期间，董卓还拜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蔡邕为侍中。只有申屠蟠还是像以前回绝何进、袁绍一样，婉拒了董卓的邀请。

在何颙等人的建议下，董卓又拜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这几个人不仅都是名士，而且全是袁氏故吏，与袁绍有不少交情。通过这些人事任命，董卓在士大夫间的威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而取代老上司袁隗，成为朝廷的真正领袖。

董卓既然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军政实力，接下来就要推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与袁绍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话”。有关的记载很多，但不太符合逻辑，所以被裴松之认定为“妄之甚矣”。但要说它们全是编造的，似乎也不合理，很可能只是被断章取义，导致前后顺序错乱，内容缺失严重而已。综合各种史料，并根据日常逻辑对前言后语的顺序略作调整，再补充些相关材料，这场谈话的大致情况应当如下：

董卓首先对袁绍说：“本初啊，只有贤明之人，才配当天下之主！一想起灵帝，就令人生气！董侯看上去不错，我打算拥立他，你觉得能比史侯强吗？”

袁绍回答：“皇上目前还年轻，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您如果要废嫡立庶，恐怕大家不会同意的吧。”

董卓说：“有些人小时候还挺聪明，长大了以后却越变越笨，我看史侯就属于这种情况，一点出息也没有。咱们就先这么办着，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袁绍说：“汉家君临天下已4百多年，恩泽深厚，百姓拥戴。外界盛传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如果我们废掉刘家后裔，另行拥立一个本来不姓刘的人，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董卓说：“老刘家的种就那么好？实在烂泥不上墙的话，我看也没必要再留着。”

袁绍说：“您这话我可坚决不能同意，别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对袁绍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的一句话？我想办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利吗？”

袁绍回答：“天下武力强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这样，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讨论一下，再答复您。”然后起身离去，满座惊愕。

离开董卓家之后，袁绍便把自己的节杖挂在洛阳东门上，以示辞职，并带着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和司隶校尉印章，经河内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韩馥去了。同时，袁术南奔荆州南阳郡，而曹操东奔兖州陈留郡。

这一天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命运。

对于这场导致袁绍与董卓关系破裂的辩论，我们至少应该提3个问题：

一、袁绍有必要坚持反对董卓废史侯，立董侯吗？

二、袁绍出奔冀州，是一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三、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是宝剑，还是腰刀？

首先，因为董卓是董太后的亲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杀，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儿子，所以董卓废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袁绍，任何一个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员都应当能够预料到此事。如果袁绍始终坚决反对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开始就不必姑息养奸，后来更无须当面顶撞。实际上，支持董卓拥立董侯，无损于袁家的利益，为此与董卓决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为汉朝的未来考虑，又正如董卓所说，史侯懦弱无能，董侯聪明稳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董卓来说，继续维持汉朝统治是较好的选择，废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汉少帝只是为了自保，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招致袁绍如此激烈的反对。

袁绍与董卓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支持汉少帝（史侯），反对汉献帝（董侯），因为这是袁绍成为何进政治遗产继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袁绍一直在社会上宣称，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如果拥立董侯（献帝）是袁绍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与董卓迅速决裂，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实际上，董卓一开始并不认为袁绍会为此与自己决裂，所以放任袁绍等人从洛阳逃走，后来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宽恕和封赏，以求双方和解。但袁绍要的是最高权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控制着首都军政，而董卓却夺走了这些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大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袁绍才会与袁术、曹操等人义无反顾地出奔，才会在已经得到董卓的宽恕后组织讨董卓联军，而丝毫不为洛阳亲友的安全考虑。

其次，袁绍出奔冀州，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也难以顺利地将包括3个儿子在内的家人都带出洛阳。另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后来曹操在吞并袁家势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打算利用恢复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简直一模一样。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这是谁都难以忽略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全中国，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创业初期不能占据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时势使然。

其次，袁绍后来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并非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第三，袁绍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尾评论说：“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一点都不夸张。曹操后来用以在官渡战场上和袁绍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灵等，都是袁绍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绍派来辅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绍的部下，也因此同时出奔，《三国志》和《魏书》等史籍却反复强调曹操一直独立自主，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系当时的局势，袁绍可能虽然已经决意前往河北发展，但因为袁家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所以感到忧虑。曹操见状，便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过，《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也说明了在袁绍集团覆灭之后，人们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他晚年忽视人才培养，一意重视地利，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许攸、鲜于辅、张郃、高览、朱灵等人联手击败的历史事实有共识。但是，创业早期的袁绍并不是这样刚愎自用的。

袁绍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勃海郡属冀州，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对袁绍比较友好，便于他开展工作。以人口论，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国排第8位，超过凉州总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总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绍的谋士荀谌所言：“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这个郡包括今河北省东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夹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间，距离兖州和并州也不很远，占据黄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沃土，实在是战略要点，难怪公孙瓒和曹操都对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腰刀，而不是《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的宝剑。袁绍当时“横刀长揖”，佩戴的显然也是腰刀。这看似一件无关主旨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