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新传- 第588部分

灵帝倡导的“胡化运动”，将中国宫廷变得面目全非。笔者估计，他这次“胡化运动”的仿效对象很可能是贵霜（Kus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是当时亚洲腹地的霸主，结合了亚、欧、非大陆上的多种文化，资助大乘佛教，并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对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东半球已经是一个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优点，当然在于促进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科技的相互学习和发展；而它的一大缺点，便是导致瘟疫的传播。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中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东汉中前期，中国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只有地区性的小疫情。但自从桓帝末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瘟疫，半个世纪内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极大地加快了东汉帝国的崩溃进程。

这场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据说在十几年前向汉桓帝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卢齐乌斯·维鲁斯（LuciusVerus）和大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Cassius）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公元165年，罗马军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并将其夷为平地。但正当此时，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他们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发展成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瘟疫，扩张到整个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到达中国的同一年，罗马军队凯旋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传到了欧洲。在此后的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帝国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万左右。公元169年，卢齐乌斯·维鲁斯也染疫病死，从此，罗马帝国元气大伤，30年内无力再度东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达中国的“大秦使团”是真的，那么他们应是在公元164或165年从西亚启程的。当时正是罗马军队在西亚战果最大的时候，也是大瘟疫爆发前的潜伏期。

不期而至的大瘟疫令罗马人在亚洲的所有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但这次侵略战争还是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波斯难民。这些人纷纷涌入中亚避难，到贵霜和中国寻求生计，同时也把瘟疫带给了沿途的居民。自称波斯王子的高僧安世高与贵霜高僧支娄迦谶都在桓帝时期来到中国，将佛经翻译成汉语。安世高对医学尤其感兴趣，他翻译的许多佛经都与名医治病有关，这也说明医药在当时的波斯和中国都有极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传统医学（又称“佛教医学”）的融合，始于安世高，成于华佗。可以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就是在东汉后期开始的。

看来，随着桓帝时期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丝绸之路重新被打通，西亚、中亚和东亚的人员来往又频繁起来。汉灵帝推行“胡化运动”，同时爆发全国性的大瘟疫，都是当时东西方交往重新活跃的直接产物。东汉末年的这次瘟疫与1100多年后蒙古人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情况很接近，只是传播方向相反而已。

除了人口流动之外，大瘟疫爆发的另一个先决因素便是城市化。在人口密度小的乡村地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交往较少，瘟疫就很难流行；但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繁，外国人也经常出入，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东汉一朝，特别是桓帝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众多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导致东汉帝国成为瘟疫长期肆虐的乐土。

公元180年底，灵帝册封给自己生下头生子的何贵人为皇后，并拜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侍中兼将作大匠。这位何进虽然是屠户的后代，但他本人却很有文化。据蔡邕的《太尉杨赐碑》记载，何进是杨赐的门生，所以他也就是灵帝的同学。因为受过大儒杨赐的高等教育，所以何进与上过太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关系亲密，也很早就与杨赐的姻亲袁家熟识，这为他后来重用袁绍等党人，力主废除党锢、铲除宦官等政策埋下了伏笔。

公元181年，王美人给灵帝产下了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何皇后的性情比宋皇后还要妒嫉，宫女每次怀孕后都要打胎，否则便难逃一死。王美人产子之后，立即就被何皇后毒杀。灵帝闻报大怒，亲手救下刘协，将他交给董太后抚养，称为“董侯”。从此，董太后与何皇后这对婆媳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安葬王美人之后，灵帝余怒未息，打算废掉何皇后。张让等十常侍却认为，保护何氏一门对他们比较有利，于是围着灵帝哭泣，各自出钱1千万替何皇后赎罪。灵帝见钱眼开，不再惩办何皇后，并诏命何进出任河南尹。何进非常感激，把自己与何皇后的一个妹妹嫁给张让的儿子、太医令张奉，何、张两家从此结为儿女亲家。不料仅仅9年之后，何、张两家又将自相残杀，结果同归于尽。

灵帝敏锐的商业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何皇后的宽恕上，更体现在他发明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新游戏上。他在后宫里建造了一个市场，让宫女和太监们摆摊卖货，灵帝本人也亲自参予买卖，整天和宫人们讨价还价。同时，他迷恋于饲养宠物，在爱犬的头顶戴上进贤冠，还披上高官级别的绶带，大臣们看到后都气得发疯。灵帝又养了4头白色的母驴，给它们套上马车，穿着胡服亲自驾驶，乐在其中，那模样看上去大概有些像阿凡提。消息传出宫中，袁家等公卿贵戚又都竞相摹仿，于是驴价暴涨到与马价一样贵。当年偏偏是东汉马价最贵的时候，一匹好马能卖到200万钱，比桓帝时期贵数十倍。一头驴也能卖200万钱，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先秦时中国没有驴，西汉时才经西北草原输入中国，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还称驴为匈奴人的“奇畜”。灵帝喜欢驴，也证明了这个有羌族血统的汉朝皇帝对西北草原文化的迷恋。

公元182年初，全国的疫情日益严重。汉灵帝归罪于大臣，诏命他们相互检举。太尉许戫、司空张济自己大肆贪污，却胡乱检举边远地区的26名官员。这时，曹操因为“能明古学”，又被起用，封为议郎。他与司徒陈耽联名上书，说窦武、陈蕃等党人受到诬陷而不平反，当今的权臣个个腐化堕落。灵帝看过表章之后，批评许戫、张济，又封那被诬告的26名官员为议郎，与曹操共事。许戫、张济受批评后心生怨恨，于是又通过宦官诬陷陈耽，将他问成死罪。曹操大概因为有阉党背景和曹嵩撑腰，再加上袁绍等朋友的帮助，并没有受到惩处，但从此就不敢再上书批评时政了。

当年四月，袁隗再次出任司徒。半年之后，杨赐取代许戫，出任太尉。看上去，旧的政治秩序似乎又要恢复了。但是，面对空前严重的瘟疫和经济危机，再加上灵帝这样一位君主，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袁隗这次入阁时，已经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兄长袁逢。公元179年，袁绍、袁术的生父袁逢因病辞去司空一职，此后便在所有史籍中失踪，应当是在公元180～183年间病逝的。身为曾经担任过三公的要员，袁逢和他的父亲与祖父一样，享受到备极哀荣的葬礼。蔡邕当仁不让，再次执笔，在碑文中盛赞袁逢道：

“在您负责管辖的区域，您都预先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所以无需下达许多严肃的公文，百姓的风俗自然就变得淳朴；无需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事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您的恩惠是那样的甜美，您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真可谓是兼备了天道、人道、地道这三种才智，集刚、柔两种美德于一身，令别人实在难以超越。在此，我们献上自己由衷的颂词：‘上天真眷顾汉朝啊，所以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家族，世世代代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您的品德是那样的崇高，子子孙孙都不衰减。仰望那巍峨的宫殿，是您亲自建造；感受那完备的礼仪，是您亲自设计；倾听那美妙的乐曲，也是您亲自谱写。天子的表情是如此端庄，朝廷上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官员和民众之间彬彬有礼，就连最遥远的西方国家都派遣使者前来学习，这太平世界的巩固和发展都靠您的睿智在支持。您的仪表是那样的高贵，您的品德是那样的感人，足以充盈整个宇宙！请看京城是多么的繁华，是因为有您在治理；请看禁卫军是多么的威武，是因为有您在统帅……’”

蔡邕就用这样一篇墓志铭，送走了袁绍和袁术的父亲袁逢。笔者不怀疑，袁逢的政绩能够被后人超越；但笔者很怀疑，蔡邕的这篇歌功颂德之词能否被后人超越。袁家对蔡邕确实相当照顾，据蔡邕在《与袁公书》信中说，袁家成员经常整日与他讨论学术，或者出外游玩，还不时举办宴会，一起喝麦酒，吃烤鱼，“欣欣然乐在其中”，关系看来十分融洽。可是到后来，当袁家被董卓满门抄斩之时，蔡邕不仅未发一言相救，还继续忠心耿耿地辅佐董卓，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笔者估计，蔡邕对袁家人拿自己当只会写墓志铭的书生看，而不帮自己在官场上开拓仕途，早已心藏不满，时间久了，便成积怨。于是，他当面把袁家人吹捧得越来越肉麻，背地里对袁家人却越来越仇视，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身为墓志铭专业户，蔡邕感觉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做，这当然是因为去世的高官显贵越来越多。公元183年，前太尉桥玄病逝，享年75虚岁，蔡邕受桥家委托，再次提笔作铭。临终前，桥玄对赶来慰问的忘年交曹操说：“我死了以后，你如果路过我的墓地，而不准备一斗酒和一只鸡来祭祀的话，走三步以后也许会肚子痛，到时候可不要埋怨我啊！”

在乐天派桥玄的记忆之宫里，除了瘟疫和少数郡县的水旱灾情之外，自己人生的最后这一年应该算是比较太平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乱前夕最后的宁静罢了。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8）

第四章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

一场不期而遇的瘟疫，考验了中华民族，也考验了东汉朝廷的智慧。黑社会老大被迅速“招安”，他会痛改前非，为国效命吗？

第一节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罗马人的到来，不仅给刘家朝廷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恐怖的瘟疫。既然政府无力控制疫病蔓延，无助的百姓们只好求助于神灵保佑，太平道迅速蓬勃发展。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起义，灵帝解除了党锢。党人领袖袁绍“被迫”出山，成了大将军何进的头号参谋。他会因此改变本初俱乐部的宗旨吗？

公元2世纪末，中华文明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从未有人听说过如此恐怖的瘟疫，从未有人见过如此怪异的病情。尧舜时的大洪水没有动摇过中华民族的意志，东周时期的500年内战没有减少中华民族的人口。但如今，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敌人，似乎有着无穷的超自然能力，简直就是死神本身。自从公元171年开始，仅仅一个世纪之内，中国的在籍人口就从汉桓帝时期的5600余万下降到晋武帝时期的1600余万。对于损失的那4千多万人口，瘟疫至少要和战乱各负一半责任。

这场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夺走上亿条人命的第一场世界性大瘟疫究竟是哪种疾病呢？学术界已经就此讨论了上百年，至少提出过6种理论：天花、伤寒、疟疾、流感、霍乱、肺结核。不过，由于古人对病情的描述不像现代医学用语那样精确，所以迄今还难以得出结论。也许上述各种疾病兼而有之，也许是一种尚未被现代医学所知的流行病。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疫情，汉灵帝曾经尝试利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控制，不过他根本无法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官员们几次到民间察访疫情，散发医药，但却无法收到什么效果。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司徒袁隗的夫人、大儒马融的才女马伦，也在公元184年“寝疾不永”，染疫而亡了。

既然官府帮不上忙，人们就只得求助于良医或神仙。

就像乱世出英雄一样，大疫也出良医。东汉末年，中国出了二位享誉千年的医学宗师，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空前的传奇。最离奇的是：他们本来都是官迷，并不想以医学为职业，只是在官场碰壁之后，才勉强投入治病救人的事业之中。其实，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名医都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们原是知识分子，坚定地信仰“学而优则仕”，但总不能在官场施展抱负；而在改行从医后，由于有优良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古代医书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医生，再通过勤奋的不断实验，因而成为一代名医。

公元2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本初俱乐部总经理”何颙碰到了一位刚成年不久的年轻老乡，因为弄到了南阳郡的孝廉名额，所以准备入朝为官。何颙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最后下断语说：“你考虑问题精密严谨，可惜观点与现在的主流差得较多，别人很可能认为你的格调不高。这样看来，你想在官场上有所成就，恐怕很难啊！现在正逢天下大疫，你如果改行从医，必能成为一代名医！”这个年轻人听了何颙的意见，不以为然。很快，他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果然干不下去，被免职回乡。到了南阳郡，只见病死者白骨蔽野，惨不忍睹。这时，他才想起何颙的建议，于是虚心向南阳郡的名医张伯祖请教医术，后来终于超过老师，成为旷世“医圣”。

这位与何颙同乡的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作为那次大瘟疫的宝贵经验总结，他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中医经典之一。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多次提及“伤寒”与“霍乱”两种流行病，但从该书内容看来，这两个概念和现在流行的西医疾病分类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难以由此判断当时的瘟疫种类。

大约与张仲景同时或稍晚，在曹操的老家沛国谯县，也出了一位名医——华佗。他的事迹同样有趣，但由于和本书主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多谈了。

在那个瘟疫肆虐的年代，除了医学界欣欣向荣之外，宗教界也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汉灵帝时期，张仲景和华佗等名医都尚未出道，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令众多贫困患者无力求医。他们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当时，道教和佛教的精英意识较强，影响主要限于大都市，道士与和尚极少深入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间，那里自然就成了新兴民间宗教的天堂。

由于错误地将释迦牟尼当作越过秦国西行的老子，东汉人普遍把佛教视为道教的一个支派，以为两种宗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的宗教特色日益强烈，在东汉末年又产生了两个全新的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因其尊奉的主要经典《太平清领书》而得名。这部书共有10部，170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平经》。此经本名《素书》，只有2卷，后来经多人增补，才达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早在汉顺帝在位时期，就有人将它献给朝廷，但是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大瘟疫的流行和经济危机的加剧，该书突然在民间流行起来。

《太平清领书》内容复杂，不易分析，但有2个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