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新传- 第573部分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w/é/n/　/r/é/n/　/s/h/ū/　w/ū¨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权力，这样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顺从地出门，新郎就带着她、保姆和随嫁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妹妹和侄女，如果有的话），以及女方准备好的嫁妆，登上自家的马车，即所谓“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嫁给我。”新娘头上不罩面纱，而是戴着假发。新娘一行都必须身着黑衣，以示庄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车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场面：新郎得亲自坐上驾车人的位置，为新娘驾一次车。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员最喜闻乐见的场面，因为驾车人的地位总比乘车人低贱。墨家等儒家的反对者经常就此指责说，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给新娘驾车，违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则，“颠覆上下，悖逆父母”，简直大不孝。其实，这种驾驶只是象征性的，仅以车轮旋转满三周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办，就是“非礼”，女方便有权以此为由，取消婚礼。孔子曾经为此大发感慨说：“即便礼法要求新郎表现得这么恭谨，新娘还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女权势力之强大。

车轮旋转满了三周以后，新郎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下车，登上仆人驾驶的另一辆马车，快马加鞭往回赶，力争在新娘到来之前抵达自己的家门。

在前往丈夫宅邸的路上，新娘不会看到欢迎祝福的人群，也不会听到任何欢快的乐曲，因为这些在当时都是“非礼”的。《礼记》中明确规定：“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就连公公和公婆都无影无踪，在门口向新娘作揖的，只有气喘吁吁的新郎及其随从。这时，天色已经要黑了，新娘家应点起蜡烛，而且三天不熄，以示对出嫁女儿的思念（如果他们买得起这么多蜡烛的话）。

进入男方家门以后，在仆人们的协助下，疲惫的新郎和新娘卸下行装，略作休息，随即共进晚餐。按照《礼记》和《仪礼》的规定，这顿晚餐很丰盛，而且全是荤菜，必须有煮熟的猪肉、兔肉、鲫鱼和肉汤，以及黄米饭和米酒，蔬菜和水果则不宜摆上桌面。新郎和新娘同碗吃饭，同杯喝酒，以示亲热，正所谓“爱从口入，情由胃生”。

酒足饭饱以后，天色已晚，新人准备就寝。新房的卧室里设有大帐，帐内的榻上铺着席子，女仆把枕头摆在榻的南侧，新郎应躺在东侧，新娘应躺在西侧，头冲南，脚冲北，正所谓“男左女右”。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新郎袁隗和新娘马伦躺进大帐内的被窝里之后，在帐外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展开了这样一场严肃的对话：

袁隗首先开口：“女人啊，出嫁的时候，准备好打扫卫生用的笤帚和簸箕，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带这么多金银珠宝来呢？”

马伦回答：“父母过爱，送来如许多的嫁妆，我不敢拒绝。先生如果仰慕高士鲍宣和梁鸿的风格，那么我也乐意向古代的贤女少君和孟光学习。”

袁隗又问道：“南郡太守先生的学问比泰山还高，比东海还深，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据我所闻，凡是他老人家为官之地，都盛传他有些经济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呀？”

马伦回答：“孔子身为大圣人，不免受到武叔的诋毁；子路本是贤士，依然遭遇伯寮的诬告。家父在社会上名誉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袁隗仍旧不依不饶：“我们男人娶妻有规矩，只要兄长尚未结婚，弟弟就不能定亲，否则便会沦为笑柄。但是我听说，你姐姐尚未出嫁，今天这交杯酒，你喝起来滋味如何啊？”

马伦回答：“我姐姐品性高洁，对配偶的要求比较高。不像我，随便找个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终于，帐内安静下来，而在帐外旁听的袁家成员个个都羞惭得涨红了脸。

原来，马家送来了大笔嫁妆，远远超过袁家的聘礼，袁汤听说后感到很不快。又听到社会上关于马融贪污腐败的传言，他更加担心袁家通过联姻参予分赃，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他让儿子在新婚之夜质问新娘，也好给马家来一个下马威。

作为名门之女，马伦对此早有准备。马融的老师班昭著有七篇《女诫》，提出七条新婚妇女守则，是后世中国大家闺秀的必读书。书中，班昭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条“妇行”，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班昭的得意门生，马融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并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马伦天性聪颖，将《女诫》背得滚瓜烂熟，深明对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誉为“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应对袁隗的提问自然胸有成竹。

婚礼的次日清晨，新娘要准备好包括红枣和栗子（这在现代人的婚礼上肯定难得一见）在内的一篮子水果，到东厢房去拜见昨天未曾谋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袁汤夫妇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饭，也就等于宣布承认新娘为此家庭的临时成员。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恐怕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婆对此前尚未谋面的儿媳不满意，在婚礼上要求退婚的尴尬情况出现。等到新婚之夜过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加上吃了儿媳带来的水果，公婆嘴里甜丝丝的，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和蔼一些。

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