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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太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出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宫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道，“亏他怎么想出来的？难道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肥李家的人来干不可？”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拔贡出身，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道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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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
这样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国藩才能欣赏重用，而鲍超的报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诚。他带兵只有八个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阵，将官在前，士兵在后，也无所谓“戎装”、“行装”，红顶子、双眼花翎、黄马褂，穿戴得极其辉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势，洪杨军只见了翎顶辉煌，疾驰而至的部队，便奔走相告：“霆军来了！”随即鼠窜。甚至有些官军被围无法脱身时，冒用“霆军”的旗号，居然亦能化险为夷。
因为鲍超有这样的威名，所以遭妒，刘铭传就是其中之尤。他与鲍超同时领军南下，但路线不同，铭军由枣阳沿汉水东岸挺进，一路也打得很好。铭、霆两军在钟祥会师，逼得东捻退保杨家洚、尹隆河一带。
于是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臼口之东的下洋港，与南面尹隆河两岸的匪垒成鼎足之势。方圆二、三十里之间，更鼓相闻，旌旗蔽日，在暗沉沉的冻云下，弥漫着一片惊心动魄的杀气。
这样的战局，真是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自然维持不到好久的。霆、铭两军信使往还，秘密约定第三日辰刻——早晨八点钟进军夹击。刘铭传心想，东捻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此。这一仗打胜，便是呈献新任钦差大臣的一份大大的贺礼。但转念想到鲍超，顿时又意兴阑珊了。
其实也难怪鲍超，以湘军宿将，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出生入死，威名远播，现在与淮军后起的刘铭传，比肩作战地位相等，自不免由不平而有轻视的意思。在刘铭传，看鲍超目不识丁，有勇无谋，不过偏裨战将，只因为受胡林翼、曾国藩逾格的宠遇，才有那么大的名气！自己那一点不如他？声名处处落在他后面！每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抑郁。
就为了这一份不甘心，刘铭传盘算了又盘算，想定一个主意，他把所有的营官都找了来会议，首先说明这一仗关系重大，非胜不可，接着便问：“胜是胜了，有面子的不是我们！
面子叫谁占了？“
这还用说吗？自然是鲍超。他的部下虽未开口，但神情之间，已经作了回答。
“不错，鲍春霆！”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拚命，别人首功，这种傻事不能干！”
然则计将安出？有人提醒他说：“已经跟霆军约好了，不能说了不算。”
“那个说了不算？”刘铭传说，“不过淮军决不能让人说一句，因人成事。我们各干各的，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赶在前面。我想不如早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把捻匪打垮了，叫霆军来看创，到底谁行？”
说到这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这是连他自己都为未来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情绪所激动了。部下看长官如此，谁不喜功？个个心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用眼色认可了这个胆大的决定。
于是，接下来便是商量战法。捻军跟僧格林沁捉了好几年的迷藏，而且也从官军那里俘获了许多马匹，加以熟于地形，所以飘忽如风，诡诈百出，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所以官军总是凭借村堡，先求不败，再求获胜。如今既非以自保为足，而且要想一举击溃人数数倍之多的东捻，就非扬弃过去那种为捻军所熟悉的战法不可。
当时议定，全军尽出，留五营守辎重，其余十五营尽皆渡河，分为左、中、右三军，每军五营，齐头并进。这样出其不意地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全面出击，为以前官军剿捻很少有的举动，先予敌人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会议妥当，诸将辞出，各自去作准备。到了约定的那天，大家半夜里便都起身，一到卯正，刘铭传一马当先，冲出营门。
于是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刘铭传是不打算回下洋港了，东捻蚁聚，连眷口不下十万之众，一仗“剿洗”不完，怕乘胜追击之际，还要派部队回来照料辎重，未免耽误时机，所以倾师全出。
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出击，尚无所知。
这还等待什么？刘铭传立即下令，以步兵五营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原来的计议是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先扑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特重，刘铭传特派他手下最得力的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刘成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
这一带是真正的古云梦泽，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成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
捻军自然已得到了警报，也分作三路迎敌，牛洪在西、任柱在东，赖汶光和李允居中策应。铭军是刘成藻的部队较弱，而东捻以任柱一股最强悍，所部全是马队，跟僧王周旋过很长的时间，转战数千里，能够人自为战。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而且首先遭遇，刚一接触，刘成藻那五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转了。
左军一转，带动中军，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恨不得把刘成藻抓来手刃于马前。此时无奈，唯有硬拚，下令冲锋。
长号筒“呜嘟嘟”地吹得好响，马队一路冲锋，一路开洋枪，乒乒乓乓，夹杂着万蹄杂沓，加上后续步兵“杀呀，杀呀”的喊声，声势十分惊人。东捻中军的赖汶光和李允，颇有惮意，正在有些踌躇，想先避一避锋头，忽见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