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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把三个折子发了下去，值班的军机章京知道关系重大，先录了“折底”，然后把原件咨送内阁。这三个“折底”送到文祥那里，他连夜奔走了一番。同样地，倭仁也作了准备。彼此都知道对方有部署，却打听不出真相，那就只好在内阁会议中，各显神通了。
第二天恰逢会试第三场进场，那些翰林、御史都要为自己的或者同乡亲友的子弟去送考，所以内阁会议改在午后。等人到齐，公推倭仁主持。他未曾开口，先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来，扬一扬说：“今天的会议，承接初七一会而来。那天的会议，众议纷纭，漫无边际，所以我特意先拟了一个复奏的稿子，在座各位，如果以为可用，那就定议了。”说着，便要念他的奏稿。
“慢来，慢来！”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站起来说：“请教中堂，今天上头又有三个折子交议，总要先议过了，再谈复奏的稿子。”
“我看，那三个折子，可以置而不议。”
倭仁的声音很大，但是毫无反应，一堂默然，这比有反应，还要有力量。倭仁气馁了，把他的那个奏稿，慢慢地折了起来。
这时才有人说话，是文祥：“我看先把醇王、王少鹤、孙鹏九的那三个折子，念来给大家听听吧。”
于是先念醇王的折子。次念王少鹤——王拯的折子，他是广西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多年，官已升到通政使，成为“大九卿”之一。按常例来说，只要勤慎当差，很可能步焦祐瀛、曹毓瑛的后尘，“飞上枝头作凤凰”，由军机章京一跃而为军机大臣，但以体弱多病，又沾上极深的嗜好，懒得不想动，所以不为恭王所喜。他又参过薛焕，因而得了贬官出军机的处分。蔡寿祺第一个奏折中，有意拉上他，引以为援，王拯的书生味道极重，反认为这一来非以德报怨，仗义为恭王执言不可。他抽足了鸦片，常多奇想，在这个折子中便保举倭仁和曾国藩“可胜议政之任”，大家听了，都笑笑不响。
再下来念孙鹏九——孙翼谋的那个奏折，语气粘滞不畅，但也有好文章，就是恭王曾念给醇王听的那一段。在内廷当差，比较熟悉宫闱情形的，都觉得女主当朝，确已有前明阉人窃政的模样，所以对孙翼谋这个防微杜渐的远见，都在暗暗点头。
“现在请各抒伟见吧！”文祥等念完三个奏折，这样安详地说。
于是议论纷起。舒怪的是发言的人，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就是过去红过，现在已在“局外”的那些冷衙闲曹，有趣的是有一种正面的意见，立刻便有一种反面的驳斥，然后又有正面的回护，反面的责难，一来一往，象拉锯似的，好久没有定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肃亲王华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请大家听听。”
这个奏稿的措词，首先就从侧面为恭王开脱，说他“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这虽未公然指陈国事非恭王不可，但论其本心无他，则蔡寿祺所指的四款罪名，便轻轻地卸掉了。然后，支持醇王的意见，诚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接着说王拯、孙翼谋的奏折，“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这一笔的渲染，见得复用恭王，为廷臣的公议。但是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词宛转，而且简洁异常，全文不足三百字。而“实非臣下所敢妄拟”这句话，又实在是请求两宫太后，复用恭王领军机。因为唯有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宰辅之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国藩可当“议政大臣之任”，为大家所窃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理变成无理，民心清议，归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实有关系”。
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当面把所有的奏折发了下来，同时反复解释，说这一次对恭王的责备，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经此一番鞭策，收敛改过，上头的苦心，廷臣应该体谅。如果说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折子交议，尽可留中不发。
“现在大家都说，恭王虽然咎由自取，到底也还可以用，这跟我们姊妹的想法一样。”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声音宣示：“恭王仍旧在内廷行走，仍旧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枢臣屏息听着，以为慈禧太后还有后命，但她未再作声。事情就是这样了！于是文祥才应声：“是。”
“写旨来看吧！”
曹毓瑛早就准备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颂两宫之圣，赞恭王之功，那是假设恭王蒙“加恩赏还一切差使”，雷轰电掣，九天风雨之后，大地清明，日丽风和的境界。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阶另行回奏其他政务的片刻，他退出养心殿。本想自己动笔，另外拟个旨稿，但意兴阑珊，思路窘涩，只好去找借南书房待命的军机章京执笔。
南书房密迩养心殿，文学侍从之臣，集中于此，向来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这一天特别热闹，在内廷当差的都借故来探听恭王的消息，一见曹毓瑛出现，都要听他说些什么。而他什么也不肯说，只向军机章京方鼎锐招招手，把他喊到一边，密密述旨，然后自己写了一通短简，封固严密，派人专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发上谕已送内阁，这一下消息很快地传布了开去。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觉得诧异，不想恭王复用的结果是如此！而“内廷行走”，实在又算不上是一个差使，真正的差使只是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已。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皇恩浩荡，照例该到恭王府去道贺。恭王心情恶劣，几乎一概挡驾，依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鉴园见着他。
这极少数的人，包括了他的一兄一弟。惇王这天显得很象个做哥哥的样子，安慰他说：“老六！你别难过，一步一步来。军机上少不了你，过些日子上头就知道了。”
“我难过什么？”恭王故作豁达，“总算还教我管洋务。未到‘不才明主弃’那个地步。”
醇王则是对倭仁深表不满，尤其因为倭仁在内阁会议中，居然倡言醇王的奏折，可以不议，觉得形同藐视，有伤自尊。便告诉曹毓瑛，说方鼎锐替他拟了一个参劾倭仁未将朱谕明白宣示的奏稿，决意递了上去。
文祥一向周密而持重，眼前他又代替恭王成了军机的领袖，责任特重，更需力求稳定，所以对于那些爱耍大爷脾气的王公，有些喜欢鼓动风潮的言官，多方疏导，希望把局面冷下来。同时他也跟恭王作了好几次面对面的促膝密谈，在整个政潮中，他虽是局中人之一，却能站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为恭王指出，有些人的目标是在曾国藩，幸而不曾牵连，无碍军务，为不幸中的大幸。
其次，薛焕、刘蓉一案还未了，倭仁另有一折请旨，所谓“行贿夤缘”一节应否查办？慈禧太后已面谕军机，命薛焕、刘蓉明白回奏。颇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如果处理不善，引出意外风波，会兴大狱，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因此，他劝恭王忍耐，先等薛、刘一案料理清楚，然后再想办法，复回军机。此时务宜韬光养晦，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恭王自然能够领略他的深意，听从劝告。但这一次打击在他认为是颜面扫地，再也无法弥补的事，所以心情抑郁，不断摇头叹息，任凭文祥百般慰劝，也难把他的兴致鼓舞起来。
倒是醇王十分起劲，递了那个折子，一看三天还没有下文，叫他的妻子进宫去打听消息。七福晋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进宫请安，正好慈安太后也在，谈了些闲话，她忽然冒冒失失的问道：“弈譞有个折子，两位太后不知看了没有？”
慈禧太后听这一问，脸色便不好看，慈安太后大为诧异，看着她问道：“老七又有什么折子？”
“胡扯！”
听得这一声斥责，七福晋一惊，心里懊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开口。此刻只好不响了。
慈安太后为人忠厚，看她们姊妹言语不投机，便也不再追问，乱以他语，把话题扯了开去。
坐了片刻，她回自己宫里去午睡，这时慈禧太后才把她妹妹喊到一边去密谈，“老七怎么这样子糊涂！”她沉下脸来说。
“怎么啦？”七福晋越发不安了。
“老六的事，何用他夹在里面瞎起哄？你回去告诉他，叫他少管闲事！”
“是！”七福晋辩白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
我也管不住他！“
“怎么会管不住？”慈禧太后停了一下，用很清晰的声音说：“就说我说的，叫他好好儿当差，将来有他的好处。照现在这样子，我也不能放心让他办事。”
“是的。”七福晋把她姐姐的话，默念了一遍，牢牢记在心头。
等七福晋辞出宫去，又到了传膳的时刻。清明已过，日子慢慢长了，晚膳既罢，天还未黑，最无聊赖的黄昏，是盛年太后最难排遣的光阴，平常逗着冰雪聪明的大格格说些闲话，也还好过些。自从下了那道朱谕，掀起绝大风潮以后，懂事的大格格固然有着无可言喻的忸怩和不安，而慈禧太后对威望惊人的亲王，自命鲠直的老臣，可以作断然处置而无所顾虑，独于这个半大不小的女孩，总有着一种连自己都不甚捉摸得清楚的内愧，是那种深怕别人责问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畏惧，因此，她怕见大格格的面。这一来便越发觉得孤凄了。
幸好有另一种兴趣来填补她的空虚。那就是权力！午夜梦回，首先感觉到的，是要珍重自己。她可以很轻易地忘掉自己是个妇人，她感觉到自己是个“爷们”，而且是“雍正爷”或者“乾隆爷”，一句话可以叫一大片的老百姓张开笑脸，一句话也可以叫上百口的大宅门，哭声震天。那多够味？
于是，她排遣黄昏的方法就象“雍正爷”那样，亲批章奏。看那些章奏，有时就仿佛看那些恭楷抄写的笔记小说，臂如《阅微草堂笔记》那样引人深思。地方大吏奏报谋杀亲夫等等逆伦巨案，夹叙夹议之间，措词的轻重，引律的繁简，在字里行间有许多毛病，把那些毛病捉出来，或者批示，或者面谕，让军机大臣照自己的意思，作成一篇煌煌告谕，她觉得是最痛快不过的一件事。
这天黄昏所看的奏折，有一件是被指为向恭王行贿，奉旨“据实回奏”的薛焕的折子。当然，不承认有其事是可想而知的，让慈禧太后要考虑的是，薛焕作了“请派员审讯查办”的要求。
这当然要准如所请，但是派谁查办呢？如果说仅仅是薛焕和蔡寿祺之间的纠纷，至多派一个协办大学士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派，岂不等于表示此案与恭王无关？慈禧太后觉得这也太便宜了恭王。想一想有个现成的人选：肃亲王华丰。在亲贵中，只有他以“宗人府”之长的“宗令”地位，够资格查办有恭王牵连在内的案子。不过华丰只能领个虚名，办案要靠刑部和都察院，这又有顾虑了，如果不教与恭王有关的人回避，查办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索性再给他一点颜色看！她这样在想，随即写了几个名子，第一个是管刑部的大学士周祖培，第二个是都察院之长的左都御史曹毓瑛，再以下是刑部侍郎王发桂、恩龄、副都御史恒恩，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看，都是恭王的党羽，必须回避。
上谕极其认真，命令肃王与“刑部及都察院研审，务期水落石出”，然后指明那些人该当回避，而蔡寿祺与薛焕“听候传质”。
于是上谕颁发的第三天，肃王在刑部传询蔡寿祺和薛焕、展开审问。
奉旨审问的案子，照例先要被审的人递亲供。蔡寿祺先递的供词，与以前无异，说是“得诸传闻，并无实据”。但明发上谕上既有“务期水落石出”的话，而且指明某些人回避，那就决不能含糊了事，可也不便追得太紧，所以肃王华丰觉得很为难。
好在还有刑部与都察院的堂官，除了奉旨回避的以外，刑部尚书绵森、齐承彦，侍郎灵桂、谭廷襄，都察院左都御史全庆，副都御史景霖、贺寿慈、潘祖荫都在会审。等被审的人退出以后，就在原地会议，研商案情。
座中除了华丰以外，就数全庆齿德俱尊。他与慈禧太后同族，姓叶赫那拉氏，字小汀，隶属正白旗，翰林出身。照他的资望，早就应该当协办大学士了，只以运气不好，居官常吵出乱子，升上来又掉下去，因此越发谨慎持重，不肯有所表示。
“那么，伯寅，”华丰看着潘祖荫说，“你常有高见。替大家出个主意看看。”
潘祖荫名为副都御史，其实常川在“南书房行走”，虽喜欢上书言事，却是个极和平的人，恭王一向为他所敬重。薛焕做过他们江苏巡抚，对于这班江苏籍的名翰林很肯敷衍，交情不错，所以他也不肯多说什么，笑一笑推辞：“此案自然该听刑部诸堂的议论，我跟我们老师，”他指着全庆说：“不过敬陪末座而已。”
于是刑部两尚书，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华丰看看不会有什么结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再议吧！明天万寿，后天仍旧在这里问。总得想办法，早早结了案才好。”
到了下一次再审，事情忽然起了变化。蔡寿祺突然要求撤回原供，另外改递，指出三个人来，一个是候选知县，此刻不在京城，另外两个是六科给事中谢增和刑部主事朱和钧，关于薛焕行贿的情节，蔡寿祺说是听他们说的。
“怎么样？”华丰指着蔡寿祺改递的亲供问。
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敢说一句徇私的话。刑部尚书绵森接口答道：“自然把他们传来问。”
话是这么说，实在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办。于是刑部侍郎谭廷襄自告奋勇，站起身来说道：“既有本衙门的人牵涉在内，我马上派人去把他找来。”
谭廷襄是绍兴人，熟于刑名，而且成了进士就当刑部主事，深知其中的轻重出入，因此有他去料理一切，大家都放了心。
果然，等到下午把谢增和朱和钧传了来与蔡寿祺对质；谢、朱两人一口否认，说从不知有薛焕行贿之事，更没有跟蔡寿祺谈过此案。
“蔡寿祺！”华丰已经接得报告，明白其中的“奥妙”，故意声色俱厉地问道：“你怎么说？”
“这两位不肯承认，我还能说什么？”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看见你三翻四覆的，一会儿一个样子！那不存心给人找麻烦吗？”
受了申斥的蔡寿祺，既无羞惭，亦无愤慨，木然无所表示，就象不曾听见华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