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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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001- 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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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孙衣言和袁保庆是早就到了,在花厅里陪着郑敦谨闲谈,谈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叹,国势太弱,难御外侮之际,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庆开口了,他是问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马新贻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盖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个衙门所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画,画的一匹死马,文案上赶紧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却已不知去向。这张意示警告的画,究竟是谁弄的玄虚?袁保庆要问的就是这一点。
照袁保庆想,如果张文祥真的为了私仇,处心积虑,非置马新贻于死地而后快,则行踪愈隐密愈好,岂能事先寄这么一张画,让马新贻好加意防备?这是情理极不通之处。
而且,反过来看,果真马新贻有过那种不义的行为,则此画的涵意,在他是“哑子吃扁食,肚里有数”,也会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经心,自取其祸?
“王书办!”袁保庆说:“把那张画取来!”
王书办是上元县的刑房书办,张文祥一案的卷牍证据,都归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张“死马”的画,当即取来呈堂。
“张文祥!”袁保庆把那张画提示犯人:“这张画你以前见过没有?”
他问得很诡谲,因为这张画以前没有提出来问过,是最近钦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这张画来路可疑,特为检了出来归案。袁保庆疑心张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说了缘由,他必定一口承认,真相就难明了。所以故意这样套他一句,如果张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见过”,则送画的自另有人,追出这个人来,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谁。
然而他失望了,张文祥看了看答道:“见过的。”
“你在那里见过?”
“是我送给老马的。”
“咄!”有个司官拍案叱斥:“岂有此理!你对马制台,怎么能用这样无礼的称呼?”
张文祥把双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问你,这张画是你亲自送到总督衙门的吗?”袁保庆又问。
“是我自己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不想想,这一下有了防备,你还能有侥幸一逞的机会?”
“明人不做暗事!先给他个信,教他小心!”张文祥答非所问地,但仿佛强词夺理,很难驳诘。
袁保庆也感觉到了,张文祥实在难对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脱罪,或者想避重就轻,企求着堂上笔下超生,决不敢胡扯惹问官生气。而张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没有打算活命,若说他有些微畏惧之心,无非怕吃眼前亏,可是堂上定了决不用刑的宗旨,那就连这一丝忌惮都没有了!因此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庆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惭的话,仍旧在那幅画上追根。
“那么,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
“这也没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马’!”
“哼!”袁保庆冷笑一声:又喊:“王书办!”
“喳!”王书办趋前听命。
“拿纸笔给他,开去手铐,叫他照样画一张!”
王书办依言照办,把那张画铺在张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笔砚,一张白纸,一一摆好,然后指挥差役开去手铐,把枝笔递到张文祥手里。
就在提笔要画的那一刻,他忽然将笔一丢,摇摇头说:“我画它不象!”
袁保庆一听这话,立即拍案喝道:“说!这张画是谁画的?”
突如其来地这一声,大家都吓一跳,张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随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这一说,是个什么人交给你的。是不是?”
旁敲侧击地套了半天,终于把意向说明白了,袁保庆是在套问指使的人。张文祥却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人交给我。”
“那么,这张画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袁保庆连连击桌:“说,说!”
张文祥丝毫不为所动,“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说,“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想起正好寄给他,当个口信,便这么做了!”
这样回答,迹近戏侮,袁保庆大怒,“好刁恶的东西,真正十恶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虑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夹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条绳子,却不知多少好汉过不了这一关。郑敦谨也是不主张对张文祥用刑的,此时便想开口阻止,却让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郑敦谨也明白,一说阻拦的话,便是当众纠正了袁保庆,逢他盛怒之际,说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时出言顶撞,岂非大失体统?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递过来,自然必有打消他这个命令的办法,且等着看!
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舷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 ※ ※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出声。
于是郑敦谨以一种奇怪的、豁达的声音对张兆栋说:“我的责任已了!该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张兆栋说,“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紧。”
“我不回京。”郑敦谨摇摇头说,“我回家。”
张兆栋愕然,想了一下说道:“想来老前辈出京时就已请了假,顺道回籍扫墓?”
“‘田园将芜胡不归’!”郑敦谨朗声念了这一句,又黯然摇头:“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
张兆栋大为诧异:“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早归早好。”郑敦谨说:“涤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驽马恋栈,只恐真如涤相所说的,‘名既裂矣,身败在即!’归去,归去!岳麓山下,白头弟兄,负暄闲话,强似千里奔波来审无头命案!”
这一说张兆栋才知是为马新贻一案,受了委屈,先还当他是发发牢骚,解劝了一番,也就丢开了。谁知第二天一早,郑敦谨亲自来跟张兆栋要求,派一名专差为他递告病的奏折,同时请张兆栋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长沙,竟真个要辞官回里了。“老前辈何必?”张兆栋说,“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请开缺,也还不迟。”
“那就辞不成功了。”郑敦谨说,“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说到这话,张兆栋不便再劝,当天就派了专差,为他递折,接着又传淮安府首县的山阳知县办差,派了一只大号官船,床帐衾褥,动用器具,一律新置,作为对这位刑部尚书的敬意。
那两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劝,而郑敦谨执意不听。问他辞官的原因,他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说唯有辞了官,才能消除对马新贻和他的家属,以及孙衣言、袁保庆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闲言闲语很多。大人这样子一办,见得朝廷屈法,恐怕上头会不高兴。”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郑敦谨说,“只怕不高兴的不是朝廷,是我们湖南同乡。然而我也顾不得了!屈法是无奈之事。若以为屈法是顾全大局,以此自宽自解,恬然窃位,岂不愧对职守?”
说到这话,那两名司官心里也很难过。原来是打算着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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