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洌Р潘惴判模恢痹诘Ｐ乃馕焕贤辏滤√迥阎ВΣ淮有模豢铣鋈渭杈蕖５窃搅颂旖颍荒鼙５玫钡乜梢晕奘拢ü摹氨贰痹谒哺е拢恢虏偾新趁В砩冢鼋簧妫沟米苁鸶ü孤奘逖抢窗臁�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洌钗Ｐ摹Ｇ肼奘逖乔氩欢阉姆牍俚峦乔氲阶苁穑钗媳觯蛩窖ü矫娴奶取５峦堑共话诩茏樱崖奘逖堑目捶ǘ几嫠吡吮︿＇。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洌实溃扒胛使蠓牍伲止Ω萌绾伟炖恚蠊伎陕猓俊�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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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洌档溃熬痪闷鸫颍也凰担馐蔷丫筒坏昧恕！麾谩故呛廛孀蠹靖呓璧难笳衷诰退阌惺裁此翱巫鞯１＃笕丝蹋徒璨坏窖笳Ｂ砩洗蠡榛挂嗌僖永椿āＵ嬲牵Γ 彼僮愠ぬ荆鞍讶思钡孟肷系酰 �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洌Р辉倌敲聪肷系趿耍白撸∽撸 彼汛竺弊幼ピ谑掷铮吧舷璺锖ァ！�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洌г诿咳昭牡钫绽保孀嗲胝偌〗簧婢�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洌А！白匀皇嵌啬腊罱徽庑┗啊！北︿＇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洌Т鸬溃昂迷谘矍坝性谀抢铮日飧鼋贪噶私幔闪衷俚饺危膊灰簟！�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洌б膊逅饺耍丝滩荒艿饺危惆锊涣嗽拿Γ坪醪煌住�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洌Р换挪幻Φ卮鸬溃骸疤旖蚪贪福鸪稍桓鋈税炖恚吹挂子谑展ΑＨ硕嗫谠樱饧制纾钊菀谆凳隆Ｒ耘畔耄褪浅闪值搅巳危膊荒芙趟迨纸贪福还芩娜谕ㄉ淌乱撕昧恕！�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穴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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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创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舷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