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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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001- 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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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恰。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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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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