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昌盛眯起眼辨认着马胜利，马胜利背着手往前走了两步，尽量宽和地说道：“呼昌盛，我奉汪队长的指示来看你，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呼昌盛这才从视觉上、又从听觉上确认了眼前站立的是马胜利，他有些丧气地垂下头，将下巴贴在了自己的膝盖上。马胜利这次一下注意到了他短裤下裸露的小腿与膝盖上满是蚊子叮咬的红包，挠破的血迹像地形图，手臂脖子也是一片溃烂，大概只有那条从大腿根到脚脖都缠满了绷带的腿可以遮挡蚊子的叮咬。马胜利扭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方同样的铁窗，对呼昌盛说道：“我准备和干校军宣队反映一下，给你们窗上钉一层窗纱，这样能少挨点蚊子咬。”呼昌盛下巴贴在膝盖上，像只冻僵的狐狸一动不动。马胜利抬头看到房子后墙上的小窗已经被砌死，１５瓦的灯泡从高高的房顶照下来，想要摸电自杀，也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呼昌盛那天是怎么逃出来的，为什么不是逃跑，而是跑到水塔上跳塔自杀？便干脆把问题提了出来：“你为什么畏罪自杀？”
呼昌盛目光像糨糊一样粘稠地眯在眼前，以戳在膝盖上的下巴为支点麻木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是畏罪自杀，我是不想活了。”马胜利问：“为什么不想活了？”呼昌盛的目光粘粘糊糊地也就射出来几寸长，让人想到“鼠目寸光”，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人要是觉得活不下去了，就不想活了。”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你来试试，也会觉得活不下去的。”马胜利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着，既是调整说话的僵局，也是躲避蚊虫的围攻，这样慢慢走路还无法赶走疯狂的蚊虫，还需要不时抖动一下身体，像是一匹马在抖动着浑身的肌肉躲避蚊蝇的叮咬一样，呼昌盛已然在蚊虫的叮咬中麻木了，他只是偶尔用手摸一下后脖颈，一直往下撸着，用手指头捏搓着什么，那肯定是蚊子肥硕的尸体。
马胜利说：“有什么新认识？有什么活思想？说说吧。”呼昌盛将两只手相叠放在膝盖上，目光短浅地看着眼前，像只懵懂的瞎狗一样说道：“我要求给毛主席写封信。”马胜利站住了，呼昌盛提出的是与武克勤同样的要求，他不置可否地说道：“还有什么话？”呼昌盛说：“我希望每天增加放风的次数。”马胜利问：“现在每天放几次风？”呼昌盛说：“一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时间也就够上个厕所的。”马胜利又抖着肩膀在屋里踱起来，他说：“这个我可以反映，还有什么？”他更频繁地抖动着肩膀和下巴，同时用两只手在自己的手臂、脖子和脸颊上拍打着蚊子。呼昌盛说：“希望能够给我配副眼镜，我是７００度的近视，另外给我一份报纸看看。”马胜利说：“可以。还有呢？”呼昌盛说：“屋里太闷热了，还是把后窗给我开开吧，我不会再跑了，再说也跑不动了。”他拍了拍那条绑着石膏的直直的腿。马胜利说：“这是你自己造成的，这一条大概很难做到，你自己扭断铁栏杆跳窗逃跑，才使所有隔离审查的房间都堵死了后窗。”
马胜利此刻更觉出屋中的闷热，呼昌盛这间房靠边，外墙朝西，用手摸着烘热，一下午的日晒还留在上面，看见呼昌盛瘦削的脸上挂着一串串汗水，马胜利也便觉出自己的前胸后背早已湿透。他现在惟一的想法是赶快结束这个谈话，跑到外面吹吹风，然而，他必须在这里得到一个可以汇报的成绩，便又问道：“谈一点你的新认识，不要老提条件。”呼昌盛眯起眼看着马胜利，竭力使自己的目光射得远一点，达到马胜利的面孔。他说：“我的新认识就是自杀不对，我要坚持活下去，有什么罪认什么罪。”马胜利问：“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交待？”呼昌盛垂下眼说道：“我能说的都说了。”马胜利追问了一句：“不能说的呢？”
呼昌盛说：“不能说的就是没有了。”马胜利看了看门外，提高嗓门说道：“你一定要坦白，要把一切能说不能说的全说出来。”呼昌盛说道：“我总不能瞎编吧？”马胜利说：“谁让你瞎编？让你一是一二是二地老实交待。”呼昌盛突然激动起来，大声说道：“我再说，说什么？再说下去，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这样的材料他们敢上报吗？他们连问都不敢问。文化大革命哪件事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指挥我们干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马胜利看了看房门，立刻打断这个危险的话题，他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没让你开枪打死工宣队吧？”呼昌盛瞪起眼说道：“‘文攻武卫’不是江青提出来的？”马胜利立刻挥了一下手，说：“好了，不说这些了，说这些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呼昌盛一下泄了气，说道：“我要能学成你这个样子就好了。”马胜利问：“你还有什么新认识？我这就要走了，还有其他事。”呼昌盛眯起眼，一片鬼火憧憧地说道：“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还是感谢你来看我的。”马胜利说：“往下说。”呼昌盛说：“听说胡萍在他父母的干校自杀了，也不知是不是真的？”马胜利朝后看了一下，低声说道：“不知道，可能吧。”他其实早已知道胡萍自杀的确切消息，这在北京早已不是新闻。呼昌盛叹了口气，说：“我还活着，被我牵连的人倒已经死了。”马胜利说：“被你牵连的人不光是胡萍一个人，所以你一定要尽早坦白从宽。”呼昌盛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不坦白是从严，坦白也不会宽大，这我早就明白。”
马胜利和呼昌盛谈完后退了出来，军宣队老周又用大铁锁将门锁住。当他们走到包围这排小平房的铁丝网门口时，两个执勤的军人向老周举手敬礼。老周对马胜利说：“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和他们交待一下工作。”马胜利点点头。走了一段路，他放慢脚步，应该先在脑子里整理出汇报的内容，好让汪伦感到满意，也应该证明自己不仅坚定，而且有用。他回头看了看那排隔离审查的牢房，在暗蓝色的夜空下，那盏孤零零的路灯很亮地照下来，灯光照亮的恰恰是铁丝网转圈围起来的地方。路灯是个几百瓦的大灯泡，在夜空中像个无比光亮的和尚头，那一排红砖平房像儿童搭出的积木，傻傻地排在那里。在铁丝网圈起的一圈光明中，老周正和那两个军人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放眼铁丝网周边的地方是越来越深的黑暗，更远处是浓黑的田野，隐约可见极远处农村稀疏的灯光。
他朝前走去，前面就是干校大片的宿舍区，一条直直的土路稀寥地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路两边是一排排土房，也都亮着朦胧的灯光。远远望去，一抹矮山在田野上乌云一样卧着。刚出牢房觉得凉快一些，没走几步，又觉出十分炎热。白日里晒得大地无从躲藏，夜晚，大地把炎热发泄出来，这个世界没有耐劳耐怨的事物。他正走着，迎面有两个人散着步走过来，一个矮胖的老太太，一个脸像葵花子一样尖瘦的年轻人，走近了，居然是茹珍和江小才。看到马胜利，两个人站住了，马胜利想起江小才曾是茹珍丈夫李浩然的研究生，便不觉得奇怪了，他也站住了，知道这场谈话是不能逃避的。
茹珍仰着一张浮肿而多皱的面孔直愣愣地看着马胜利，开始语无伦次地说起来，说到工宣队，说到北京，说到干校，说到劳动收获，说到清理阶级队伍的互相揭发，也说到李黛玉。马胜利早在北京就听说茹珍在干校有些精神失常，便急于结束这个谈话，然而，茹珍却不时伸手抓着他的衣服说：“你们要看我的表现，我的表现在天天进步，我努力，我进步，我要见汪队长。我和李浩然天天划清界限，我热爱劳动，热爱斗批改，我要冲锋陷阵。
我要求回北京参加教育革命，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要立新功，我向你汇报。你和李黛玉要携手并进，长江后浪推前浪，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别急，你听我说，我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马胜利连连伸手打断她的话，她却熟视无睹，一直没完没了地说着。江小才拍了拍茹珍的肩膀，说道：”咱们听马胜利说说。“茹珍这才嘎然停住。
马胜利对江小才说道：“你最近怎么样？”江小才扶了扶眼镜，有些讨好地笑着说：“我还能怎么样？争取回校呗。”马胜利连忙说：“这个军宣队在统筹安排。”江小才早已忘了曾经和马胜利势不两立的派别对立，这时显得亲热地说道：“知道你去审问武克勤、呼昌盛，所以一直在这边转悠着等你，希望你能帮我说几句好话。”马胜利立刻露出一脸的为难，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江小才看了看四周，对马胜利说：“你看着机会办，在不为难的情况下，有时候只要话说得巧妙，一句话就决定一个人的去留了。回不了北京，我不怨你；能回北京，我就感谢你。”马胜利也四下看了看，说道：“我尽力而为吧。”这个哲学系的研究生前两年分配时居然留了校，后又下到干校一呆就是三年，肯定是熬不住了。
茹珍又直愣愣地看着马胜利，说道：“我也要回北京。”江小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便张口结舌地停在那里。江小才问马胜利：“武克勤怎么样？”马胜利回头看了一眼远处被铁丝网包围的那盏孤灯，说道：“她还问到你和陆文琳。”江小才垂下眼无奈地笑了一下，说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马胜利立刻警惕地问：“怎么，她也想自杀？”江小才摇了摇头，说：“那倒不是。我是说，人到了这一步，就没有恶了。”茹珍又直愣愣地想起什么，伸手触摸了一下马胜利，问道：“黛玉现在怎么样？”马胜利一时感到十分难堪，他避而不答地看着江小才说道：“就这样吧，我还要赶着去向汪队长汇报。”说罢，踏着大步匆匆走了。
第八十一章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１３点，毛泽东乘坐的南巡专列停在了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专列上召见了北京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之后，专列于下午１６点５分到达北京车站。当他走下火车乘坐汽车回中南海时，看着窗外掠过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一种极度的疲劳充溢了他的身心。这次南巡是８月１５日从北京出发的，先到武汉，又到长沙，再到南昌，９月８日抵达杭州，每到一处，他都将周围数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召集过来开会。这次“周游列国”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去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党内斗争。
１９７０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了林彪、陈伯达一伙人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一贯对政治十分敏感，熟谙古今中外的复杂政治斗争历史，感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人的表演实属非常。他们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他们的理论是所谓天才论，暴露出了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意图。对于这个几年来一直表现恭顺的接班人，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警惕。自从他执掌权力以来，他从未放松过对军权的控制，当林彪手中掌握了相当的军权而又露出图谋不轨的迹象时，他必须采取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部署。林彪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担任着共产党的副主席，要在整个党政军的上层削弱林彪的政治威信和权力，只能由他亲自出面，其他的政治部署都可以派人去做，惟有对林彪这个已在党章上写明是自己接班人的任何新说法，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一路上讲了很多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严厉批评了林彪手下的一伙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对陈伯达，更是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对林彪本人，他只提出了较为含蓄的批评，说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分裂潮流也有责任，这样做是为了稳住林彪，稳住整个形势。
他还未完全看清楚林彪的全部真实面貌，他目前的行动进可攻、退可守。对林彪的力量予以一定的削弱抑制，林彪今后又安分守己，那么，中国的政局无疑会更稳定；如果林彪确实图谋不轨，那么，这一系列部署也为最后打掉他做了准备。最初，毛泽东并没有将事态看得过分严重，临离开北京时，还曾对陪同南巡的人员说道：“陈伯达在华北走了几十天，到处游说，我也向陈伯达学习，来个周游列国，游说各路诸侯。”在武汉、长沙及南昌，他一批又一批地召见各省市的党政军首脑，他那时还是以号令天下的从容大度侃侃而谈。然而，９月８日到达杭州后，他嗅到了不安全的气氛，９月１０日到达上海，他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甚至嗅到了一丝军事政变的气味。他立刻十分警觉，亲自部署行车路线及停车地点，出其不意地提前离开上海，经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德州一路到达丰台。刚才接见北京军区的几位司令、政委，也是他路经德州时才做出的决定，政治斗争的经验使他以最警觉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做了纵横捭阖的安排。现在，看到北京街头的和平景象，笼罩在归途上的危险阴云似乎已经散去，在汽车的轻微颠动中，他感到的是７８岁老人的极度疲劳。
从杭州到北京这三四天以来，他没有睡过一小时安稳觉，就像猛虎穿越丛林时感到周围有许多冷箭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回到自己的窝了，似乎可以放松身躯与大脑了。回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宅后，一派陈旧而熟悉的老格局、老物品、老气氛使他尤其觉得疲倦。护士李秀芝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他仰靠在沙发上伸展双腿，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垮了一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两条手臂沉甸甸的，卧在沙发上的脊背、臀部沉甸甸的，伸展的两条腿也是沉甸甸的，好像自己缺乏力量将它们启动。快到傍晚了，屋里有些昏暗，李秀芝小声问：“要不要开灯？”他闭着眼头靠在沙发背上微微摇了摇头。他要在自己熟悉的幽暗气氛中静静休息一会儿。
一直陪同自己南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了进来，俯身向他汇报道：“刚才我在专列上和周总理通过电话，报告您已经到了丰台，马上就要进北京，周总理当时很惊讶，他没想到您这么快回来，问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毛泽东闭着眼揶揄地微笑着摇了摇头。汪东兴又接着说：“我对总理说有情况，所以改变了计划，详情见面再谈。总理说，您一到就报告给他，需要他过来，他马上就过来。”毛泽东依然仰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时微微抬手摆了摆，汪东兴说：“那您就休息一会儿吧，我报告总理，说您休息了。”汪东兴走了，毛泽东觉得自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条大鲸鱼，又像搁浅在海滩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一动不动地躺着，也像一块硕大的浮云，在黄昏的天空中懒懒地浮荡着。人在心力交瘁的疲惫中很难想象自己在趾高气扬时做的事情，好在一切都安排妥了，多少可以放心了，他可以暂时搁浅在这里歇着。他知道，在极度的疲劳过去后，人的情绪又会变化过来，到那时，就又能理解自己趾高气扬时的作为了。
房间里正在渐渐暗下来，飘飘渺渺中觉得这所老房子十分舒服，想起自己湖南韶山的老家，那所老屋子至今还常常像梦中的小舟一样在身边浮荡。房子是木头的，在小小的山坡上，说山坡也不是山坡，是在村中的一块高地，房前房后有些竹子，再远处有些池塘，池塘外面有些路，有些田。房子三面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空地，房子很阴暗，泥地，很少光线，小时候在房子里跑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