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耍导噬显嚼丛侥岩越姓庋乃伎剂恕Ｌǖ乒庹障乱黄材幕圃危舸舻刈艘换岫隳霉ɡ呈址匆幌陆衲耆龆嘣吕吹那榭觥�
１月１日，元旦，这一页上写了几个字：“六时，大标语。”那天的情景立刻在眼前浮现。清晨六点钟，他们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院门，进来了几个中南海的造反派。他们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最主要的就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最后，他们用排刷蘸着墨汁在院子的地上也写下了这两条大标语。这样，每次出门或者从外面回来，都要看到这两条大标语了。１９６７年的元旦就在这样“开门黑”中开始了。
又翻到１月３日，上边写了几个字：“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他不禁把眼睛闭了一下，这几个字对他的刺激最强烈。那天，他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在中南海职工食堂的门口贴下了这份大字报。听说这份大字报后来被转抄到北京许多大学。当时，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围满了人，当他在人群中看到这张自己子女署名的大字报时，既感到屈辱，又感到痛苦。听说在此之前，江青曾亲自找到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刘涛做工作，儿女们的行动让他尤其觉出了这场大革命的残酷。那一天，他没有吃饭，这比政治局通过一个批判他的决议对他的打击还大。晚上，又一群中南海的造反派闯到他的家中，在走廊里批斗了他四十多分钟，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印象最深的是，一群人让他背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要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字报。１月３日是给了他沉重一击的日子。
翻下来，是１月１３日，上边写了几个字：“毛主席接见，人民大会堂。”那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徐业夫坐着华沙牌小轿车来接自己。深夜了，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主席的临时住处。记得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毛泽东指的是１月６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的“智擒王光美”中的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腿受伤了。毛泽东从这个误传的细节出发，似乎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一点关怀，当时，他有如释重负之感。一路上坐车过来时，他始终惴惴不安，不知道领袖将如何处置他。那天晚上，谈话的气氛显得平和，他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务，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回延安或者老家种田，以能够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建议他读几本书，毛泽东还推荐了德国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这两本书。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身，一直将他送到北京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他回到家中，王光美及子女们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急切地等待他带回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他对他们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嘱咐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王光美眼巴巴地看着他说：“这下好了。”那天回来，他居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王光美又在半夜给他弄了点吃的。毛泽东的接见，给全家人带来了朦胧的期望，好像在云雾浓重时相信天气总会晴朗起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样。
他继续漫不经心地慢慢翻着台历。１月１７日，这页台历上写了四个字：“中断电话。”
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里将电话扯断，又将电话机搬走。他抗议说：“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是国家主席。”然而，没有用。他从此便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了直接和毛泽东通电话的可能。２月４日的台历上写着“刘允若”三个字。那天，他的二儿子刘允若被公安部逮捕。再往下，翻到３月１６日，这页台历上写着“六十一人”四个字。
那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这个中央文件给他看了，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成了“叛徒集团”。文件指出，这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的一个事件，是背着毛主席干的。看到这个文件，他惊呆了，他已经很难将这一切与毛泽东１月１３日接见他时的情景统一起来。
翻到３月３１日的台历，则记下了“《红旗》，戚本禹文章。”这一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对他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明显恶化了。前几天，４月８日的台历上，写着“《光明日报》社论”几个字。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社论，接着，便有了今天几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他把台历推到一边，他理不清的是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接见的真正含义。那天，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无法让他得出自己将被打倒的信号。毛泽东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样子显得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宽厚，更和蔼，讲话中还常流露出宽慰他的口气。临别时握手，毛泽东也握得很和蔼，很嘱托。那么，今天这一切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还是其他一些人影响了毛泽东的态度？这样大规模批判的文章，没有毛泽东点头是发不出来的。思路进行到这里，已经山穷水尽无从前进了。再迂回一下，不过是想到毛泽东１月１３日的接见是不是欲取而先纵的策略，以麻痹他要打倒的对手。这个思路一出来，他便慢慢摇了摇头。自己早已失去了任何实权，命运全在毛泽东的一句话中，毛泽东根本无须麻痹他。
眼前流烟飞雾地闪过以往的一些镜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勃然大怒地对他说道：“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当时，他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厉害，现在果然变成现实了。他看了一眼写字台一角自己写的一些检查的底稿和交待自己认识的大字报的底稿，那些底稿最后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口号作为结束，从这里就可想而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希望有一百次、一千次机会来表白自己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越来越多地忘记了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已经年迈的老头。
他止不住咳嗽起来，胸口有些憋闷，左肋下也不舒服。他慢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再过一年，就七十了。他从来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想着还有多少年可以做多少事。现在，浑身上下露出的疲惫和衰老甚至让他想到，自己能否活到明年的七十周岁。当他在屋子里站住时，对自己的身体有了非常明确的感觉，他觉出自己心脏已经衰弱，消化系统已经呆滞，全身气血的循环已经枯涩。当他在屋里慢慢走动时，他很难将一身衣服挺拔地架起来。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有肉体上的打击。一想到随时可能被揪斗，被勒令弯腰，被罚站，被揪上批判会，他就不免胆战心惊。一个再了不起的政治家面对这样具体的打击，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当造反派揪着他在走廊里背毛主席语录时，当造反派让他和王光美站到桌子上弯腰接受批斗时，自己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那时，他也便想到，这个年龄的老头在农村已经是老态龙钟地柱着拐杖了。
这样想着，他再一次觉出自己的身体与身上穿的衣服不配套了。他看了一眼旁边柜子上的穿衣镜，镜中的自己十分衰弱地架着一身庄重的中山装。他明白自己的感觉从哪儿来了。他现在穿的浅灰色的中山装是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出场时最常穿的一身衣服，然而，这个已像农村老头一样衰弱的身体架不起这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了。这套中山装是朴素的，又是端庄的，他的身体却到处出现了萎缩，他甚至觉得很难挺直自己的脊背和脖颈了。当他在屋里慢慢走来走去时，脚步有那么点小心翼翼怕摔倒的意思，那已经不是国家主席的脚步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身体上、精神上几乎完全被打倒了。
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毛泽东的大照片。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照的，戴着帽子穿着一件大衣背着手站在海滩上，后面是大海，风把大衣一角吹起来，毛泽东显得高瞻远瞩，深沉伟大。毛泽东现在当然还能架起他的领袖衣装，可是，倘若让他每天也接受这样的冲击，他也会和自己一样很快衰弱下去，和他那一身笔挺的领袖装不配套了。他不敢往下想了，他不能有任何不尊重领袖的思想意识。
他走出书房，来到卧室门口，听到王光美的呼噜声已经变成柔和一些的鼾声。他慢慢走进去，借着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见王光美已经翻过身侧睡着，被子很乱地缠绕在身上。
他想了想，没有惊动她，又退了出来。觉得胸口还是有些憋闷，不舒服，这种情况下慢慢走一走最好，于是，他便在客厅里走了走，思索了一下，又慢慢走到院子里。工作人员全部走尽了，倒也显得清静。院子里是一派春天的气息。星光凉凉爽爽地照下来，能够闻到中南海湖水的气息、松柏的气息和柳树刚刚发绿的气息。
他在中南海住的这套院子叫福禄居。福禄居并没有给他带来福，反而成了他被变相软禁的地方。他每天只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或者坐在家中一动不动，再就是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当他在福禄居与怀仁堂之间的路上行走时，中南海的一切人员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他不会离开这两点连线。去中南海其他地方散步，他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权力；而去怀仁堂往返，倒是他接受革命大批判的老实安分的表现。
夜晚的空气挺宁静，他转着转着便走到院门口。看见外面的树、房子和路，觉出深夜的中南海似乎还和平安静，受到这个和平安静的诱惑，他不由得迈出了院门。中南海过去是绝对安全的，现在，只要没有造反派揪你，自然也是安全的。造反派这个时候都不会活动了，他尝试着在院门口来回走一走。这种走动似乎有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他还有比院子更大一点的活动权力，他也还有走出院子活动的一点勇气。这样，他慢慢来回走的距离越来越长了一点。当他站住，看见自己与星光照耀下的福禄居有一段距离时，觉出了这种谨小慎微争得的自由空间的稀缺和宝贵。春夜的中南海十分安详，虽然在朦朦胧胧的房屋及树木的阴影中，还能觉出神秘叵测的不祥因素，然而，只要在心头克服一下，就会把一团一团阴影想象成夜色最安谧的表现。一排一排的路灯光很节制地照耀着各自的范围，房屋与树木在路灯光下遮蔽出各种形状的黑暗，都可以理解为每个建筑与植物的高度和宽度。也可能是走一走松弛下来了，便没有回头，走得远了一些。遇到几个值夜勤的军人，他也没有太在意，只恍惚觉出对方有些疑惑地观察着自己。
他懵懵懂懂地架着那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走到一片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抬头一看，不禁为自己黑夜里争取自由空间的努力感到悲哀。因为在不经意中，他又来到了怀仁堂前的大字报区。这里的大字报栏一排一排在灯光的照耀下冷清静默地敞开着，稀稀寥寥的几个人在那里背着手看大字报，白日里人群稠密的大字报区此刻像一幅冷清的梦境。白日里，这里是大革命的中心，每个人都陷在汹涌的人潮中，贴出的每一张大字报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现象；此刻，大字报区冷清清地摆在中南海的春夜中，天上是星空，四周是朦胧树影，你便觉得它是一个多余的、虚假的存在。灯光明亮的大字报区远远摆在夜色中，像是奇特的盆景，又像是空无一人的戏台。
正在他进退犹豫时，听到后面有急急赶来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王光美在一个警卫战士的指引下匆匆向这里赶来，她一边走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她没有看到站在树影下的刘少奇，着急地朝大字报区张望着，及至看到刘少奇站在树下，连忙走过来搀扶住他。这个警卫战士的态度显得比较善良，他宽大为怀地摆摆手，意思是让他们回去。王光美致谢地向他点点头，便搀挽着刘少奇慢慢往回走。
第五十二章
当和卢铁汉约定今天晚上八点在天安门广场见面后，米娜心头空落落的若有所失。她是在校门口传达室打的电话，放下电话，在夏日下午的阳光里拣着树荫慢慢往回走时，她甚至忧郁起来。从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她被揪出来批斗开始，一年来，她似乎一直在盼望和卢铁汉的重逢，那曾是她的目标，甚至是很遥远的目标。特别是在去年最痛苦的半年里，这个目标像黑夜里波涛翻滚的大海上远远的一座航标灯，飘忽不定地带给她希望和想象。今天，目标近在眼前了，她却恍恍惚惚，懒懒洋洋。
阳光耀眼地普照着校园，主教学楼和前面的小操场一片傻呆呆的炎热。自从春天学校里进驻了军宣队后，学校比过去平稳有序了，也比过去平淡麻木了。整个校园就像这傻呆呆的炎热一样，有着说不上来的懒怠与沉闷。她在想，和卢铁汉的即将会面为什么没有激起一丝一毫的兴奋？是因为拖得时间太长了，把她的感情拖麻木了？卢铁汉现在和她一样，最紧张不安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正处在“靠边站”的位置上。那是不再遭受运动初期大规模批判的日子，也是终日麻木不仁的绝望和苦闷的日子。在今天的电话里，她听出了卢铁汉声音的干燥、混浊与滞涩，在依然显得沉稳宽厚的言语中，流露出他对这个会见的期望，他说：“咱们该见见面了，时间太长了，一年了。”她当时回答他：“见到我，可别吓着。
我脸上的伤痕还没褪下去。“卢铁汉说：”现在还会在乎这个吗？一年不见了，咱们好好聊一聊吧。“
米娜第一次听卢铁汉说“咱们”，既有勾起回忆的亲切感，又觉得十分陌生和遥远。她想了想，便同意了，因为她似乎没有不同意的理由。约定在天安门广场见面，因为这是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晚上八点钟的天安门广场人肯定不多也不少，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站着说会儿话，比去公园更合适。无论是光天化日，还是傍晚幽静，两个年龄悬殊的人在公园里会面都会惹人注意，极不妥贴。晚上八点钟的天安门广场天不黑也不亮，朦朦胧胧的光线下，脸上的伤痕会模糊一些，卢铁汉的目光对她的压力也不会太大。她这时才想到，和卢铁汉约定会面之所以情绪忧郁，可能还因为自己脸上的伤痕。
阴阳头早就去长就短，重新长了起来，现在成了齐脖颈的短发。脸上那两横三竖的伤疤经过近一年的精心养护，褪了几层皮，总算长拢长平了，但还是留下了深色的痕迹，像棕色的油彩描绘出来的一样。因为这个伤痕，她不愿意见过去认识自己的男人，特别是像卢铁汉这样赞赏过自己容貌的男人。在北清中学面对着校内的男男女女，她早已无所谓了，因为这里的人都是看着她一脸伤痕地过来的，他们早已司空见惯，甚至还有人会宽慰她：“长得比过去好多了，不怎么显眼了。”然而，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