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的姚蓬子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抄检姚家始末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新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象征派诗人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出任“左联”执委
蓬子和《北斗》
鲁迅写诗《赠蓬子》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的姚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象“火”焰一般光彩“眩”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一九六六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
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惟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只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洋洋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草，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奇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惟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不象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蓬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
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的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
“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惟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荻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采”。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里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里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象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
“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
“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二十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泄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左持。他用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伸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
“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显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伸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地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炮打中央文草，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
“我已经写办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
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检姚家始末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上海师范学院 中文系领导 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
“姚蓬子这个老好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
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象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里委会。里委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以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
姚蓬子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值得接受这些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底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堕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底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家“扫四旧”——这在今日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台”，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的“家”！
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