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的我从头开始。
（三十八）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15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80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7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100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把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三十九）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面前，我为何不抓住它？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即使来临了，我也未必会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四十）
「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通讯员申明坤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半边天》采访我的时候，我的命运也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似乎很意外，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然后，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勇气与果断是多么正确。
（四十一）
「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