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星期以后，另外一个人将同样行驶在这条林阴道上，那人的公文包里装着一枚炸弹——要炸的对象就是元首本人。那时战争一定还在继续，而德国的新领导——甚至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将可以处于适当的强硬地位上与盟军谈判。
汽车行驶了10英里就到达“狼穴”——这儿是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的指挥部。将军们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一天比一天神经过敏，惶惶不可终日。
外面，毛毛细雨下个不停；院子里，高大的针叶松上雨水渐浙沥沥地落下来。汽车开到希特勒私人宫邸门口，隆美尔戴上帽子，走下车。党卫军卫队长拉膝休怕不声不响地接过了隆美尔的手枪。
会议即将在水泥地下室举行，这里潮湿阴冷，空气也不流通。隆美尔走下台阶，来到地下室，只见里面已有十几个人在等着这次中午的会议。其中有希姆莱、戈林、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凯特尔。隆美尔对大家点点头，就在一张硬椅子上坐下来，等着开会。
希特勒走进会议室，大家都站了起来。他身穿灰色紧身短上衣，下着黑裤子。隆美尔看到：他越来越弓腰曲背了。他一直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那儿的水泥墙上钉着一幅巨大的西北欧地图。他面带倦容，显得烦躁不安，说话却开门见山。
“盟军将要入侵欧洲，时间就在今年。英军和美军将从英国出动，在法国登陆。在他们的入侵进入高潮时，就要消灭他们，这一点决没有讨论的余地。”
他对着部下打量了一番，仿佛是要看一看谁敢与他争辩。会场上一片寂静。隆美尔在打冷颤。地下室内冷若僵尸。
“问题是，他们登陆的地点是在哪儿？冯·罗纳——由你向大家报告。”
已经有效地取代了卡纳里斯地位的亚历克西斯·冯·罗纳上校立即站起身来。他在战争爆发时不过是个上尉，靠着一份报告而飞黄腾达。那份报告论述的是法军的弱点，立论出色，人们说这份报告对德军取胜起了决定作用。1942年，他升任了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倒台以后，他又并吞了德国的反间谍机关。隆美尔有所耳闻：此人很自负，说话直言不讳，但很能干。
冯·罗纳说：“我们的情报来自多方面，但绝不是十分全面。盟军这一次入侵，代号为‘霸王’。在英国集结的部队分布情况如下，”说到这里，他拿起指示棒，穿过会议室走到墙边的地图那儿，“第一，在南海岸一带；第二，在这儿，称为东英吉利亚地带；第三，在苏格兰。迄今集结部队最多的地方是东英吉利亚。我们认为，人侵将兵分三路：第一路，在诺曼底登陆，进行牵制性的进攻；第二路，越过多弗海峡向加来海岸进攻，这是主攻方向；第三路，这是侧翼进攻，即从苏格兰渡过北海到达挪威。我们各方面的情报都证实了这个预测。”说完他就坐下来。
希特勒问：“大家的意见呢？”
隆美尔是B集团军司令，控制着法国北海岸一带。他说：“我能举出一例加以证实：迄今遭到轰炸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加来海峡。”
戈林提了个问题：“冯·罗纳，你的预测所依据的情报来自哪些方面？”
冯·罗纳又站起来。“来自三个方面：空中侦察、对敌方无线电的监听和特工报告。”他说完就坐下了。
希特勒双手交叠，保护性地放在身前，这是一种神经质的习惯动作，也是一种象征，表明他就要讲话：“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是温斯顿·丘吉尔，我会怎么考虑。我面临的是两种选择：要么是塞纳河以东，要么是塞纳河以西。东边有个有利因素，距离比较近。但是若论距离，在现代化战争中只有两种：战斗机航程以内和战斗机航程以外。而上述两种选择均在战斗机航程以内。因此，距离就不属于应考虑的问题。
“西面有个大港口——瑟港，东面却没有。尤其重要的是，东面有比西面更严密的防御。敌人也有空中侦察。
“因此，我会选择从西面出击。做出这种选择以后，我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要设法让德国人以为我从东面出击！这样，往诺曼底派一架轰炸机，往加来海峡就派两架；我要把塞纳河上的桥梁统统炸毁；我要播出导致误解的无线电报，发出假情报；在军队部署上，要让敌人得出错误结论。我要欺骗像隆美尔和冯·罗纳这样一群笨蛋，也希望能骗过元首本人！”
沉默了好半天以后，戈林首先发言：“我的元首，我认为，你把丘吉尔与你相提并论，说他和你一样胆识过人，这也把他的形象拔得太高了。”
令人不快的地下室里，先前的紧张气氛有了明显的缓和。戈林的话说得恰如其分，用恭维的方式表明了不同的意见。其他人都支持他的意见，每个人在论点上都显得更有力量——盟军将会选择短距离的水路，这是为了进攻的速度；选择较近的沿海线，作掩护的战斗机往返和加油也可以缩短时间；东南面登陆更加方便，因为那里有较多的港口和海湾；再说，那些情报也不大可能全是错的。
希特勒听了半个小时以后，就举起双手要大家安静下来。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叠发黄的文件，对大家挥动着说：“1941年，我就印发了《建设海岸防线》的指示。在这份文件里，我就预见到：盟军的登陆地点将会果断地选择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凸出部分，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港口，是理想的登陆地。我当时有这样的预见凭的是我的洞察能力，现在仍然有这种直觉！”他的下唇泛起了一些白沫。
冯·罗纳大胆陈辞（隆美尔思忖着：他比我有胆量）：“我的元首，我们的情报工作当然还在继续。你一定知道，我们还有一条特别的侦察线。我在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派遣一名密使潜入了英国，叫他与代号叫‘针’的特工取得联系。”
希特勒两眼泛着光彩。“啊，这个人我认识。快接着说下去。”
“我们给‘针’下达的命令是：了解巴顿将军的美国第一集团军驻扎在东英吉利亚的军事力量。如果对方的力量是言过其实，我们一定要重新考虑我们的预测。但是，如果他报告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估计相当，那么加来海峡就是进攻的目标，这几乎无庸置疑了。”
戈林看看冯·罗纳。“这个‘针’是什么人？”
希特勒回答了这个问题：“卡纳里斯吸收的特工中，这是惟一像样的，因为那是在我的指示下吸收的。我了解他的家庭——都是坚强正直、忠心耿耿的德国人。‘针’很有才华，有才华啊！他的报告我全都看过。他已在伦敦待了——”
冯·罗纳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元首——”
希特勒对他怒目而视，问道：“怎么回事？”
冯·罗纳顾虑重重地问道：“那你相信‘针’的情报？”
希特勒点点头：“那人会发现实情。”
第十三章
费伯身子靠在树上，浑身哆嗦，又在呕吐。过了一会他便考虑要不要把五具尸体埋起来。
他估计：埋这些尸体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要看把尸体埋到什么程度。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被捕的可能。
他要权衡一下：为了推迟人们发现死者的时间，他就要冒险埋尸，冒这个险可能赢得多少宝贵的时间呢？五个人失踪，他们很快就会知道，那么9点左右将会有一次搜查。如果他们的搜查以常规巡逻的方式进行，那么路线是清楚的。搜查的第一步就是派个人沿途查看一遍。如果不埋尸体，搜查的人便会看到尸体而发出警报。如果尸体埋了，那搜查的人就要回去报告，接着会有一次全面搜查，有警犬、有警察四处寻找。要找到埋了的尸体可能要费一天时间。到了那时，费伯可能已回到伦敦。在他们寻找凶手时，他已经脱离了这一带——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决定再冒一个小时的险。
他把年老的上尉横搭在肩上，游过河以后就把尸体胡乱地扔在一片灌木丛后面；接着他把船舱里的两具尸体拖来，堆在上尉的尸体上；最后把沃森和下士的尸体也堆了上去。
他要挖一个大坑，可是没有铁锹。在树林里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小片空地，土很松软，而且地势稍稍下陷，这给他提供了方便。他到船上的厨房里取了一只带柄的平底锅，开始挖坑。
这片空地的表层几英尺都是腐烂的落叶，挖起来毫不费力。落叶下面的泥土挖起来就很吃力。挖了半个小时，才挖了不过18英寸，可是不挖又不行。
他搬过一具一具的尸体往坑里扔，接着便脱下满是泥污和血迹的衣服，扔在尸体上。他把松土掩盖在墓坑上，还从附近的灌木和树枝上扯了树叶铺在上面。这样的伪装逃过初次表面的搜查应该不成问题。
河岸附近的泥土，有些溅上了沃森的血，他用脚把那些土踢翻过来；被匕首刺死的士兵的血溅在船上，费伯找到一块布，把甲板上的血迹擦洗干净。
收拾停当，他就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扯起了帆，小船开走了。
他既不钓鱼，也不观鸟，那种渲染性的伪装本来很使他感到惬意，此刻他已没有那份闲情了。他要扬足风帆，尽快让自己远离那片墓地。他还要抛开水路，尽快改乘速度更快的交通工具。他一面驾船，一面在思考：要么乘火车，要么偷一辆小汽车，两者各有利弊。如果能偷到小汽车，速度会更快；但是，偷汽车与地方军巡逻人员失踪无论有没有联系，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着手搜查。找个火车站可能要多费一些时间，但似乎更为安全。如果他谨慎从事，这大半天内不至于引起怀疑。
怎么样处理这条船，他颇费斟酌。把船凿沉水底，这倒是理想的办法，但沉船过程中，他可能被人发现。如果把船停泊在某个码头，或者干脆就停在河边，那警方很快就会发现，并由此而联想到凶手。那样做也无异于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告诉了警方。他有点举棋不定。
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处何地。他带的是英格兰水路交通图，上面虽然绘出了所有的桥梁、港口和水闸，可是并没有标出铁路交通线。他估计，再走一两个小时的路可以找到几个村庄，但是有村庄的地方不一定就有火车站。
运河此时正从一座铁路桥下流过，那两道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他带着指南针，取出胶卷、钱包和匕首，其余的东西将随船沉入水底。
河岸用来拖船的牵道两侧有树木笼罩，附近不见有道路。他扯下风帆，把桅杆底座拆开以后，杆子就放倒在甲板上。接着，他拔掉了龙骨上的桶口塞，牵着缆绳上了岸。
桥下的船悠悠荡荡，河水渐渐流进了船里。费伯紧拉绳索，使船正好在砖桥拱洞下固定下来，就见到船已在下沉。先沉的是后甲板，接着船头也沉下去，最后船舱顶全为河水淹没。先还看到冒出的水泡，后来什么也看不到了。漫不经心地一眼看去，连水中船的轮廓也看不到，因为那一片水域正好笼罩在桥的阴影中。费伯把缆绳扔入水中。
铁路是东北一西南走向。费伯爬到了岸上就往西南的伦敦方向走。这是一条双轨线路，可能是乡村的支线，火车班次不是很多，但每一站都会停。
阳光越来越强烈，他走着走着就感到发热。他把血迹斑斑的黑色衣服埋掉以后，换上的上装颜色鲜艳，而且是双排纽扣，下面的法兰绒裤子也很厚。他脱下了上装，搭在肩上。
走了40分钟以后，远方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传来，他便躲进了铁路边的灌木丛里。一台陈旧的蒸汽机车拖着一列煤车向东北方向缓慢行驶，冒出了滚滚浓烟。如果火车往西南方向开，他就能爬上去。能那么干吗？那将免得他走许多路。不过从另一方面想，上了车，身子准弄得很脏，下车后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来麻烦。不能那么干，走路更加安全。
在平坦的乡间，铁路像一支箭直射向远方。费伯从一个农夫旁边走过，那人正驾着拖拉机耕地。避开这位农夫的耳目根本不可能。那农夫向他挥挥手，但并没有停下活儿。他离费伯毕竟很远，不可能看清他的面孔。
他走了大约10英里以后，看到前面有个火车站，距他还有半英里。他只能看到高耸的站台和一组信号灯。他走出了铁路线，抄田野近道，紧挨着树林一边走，一直走到了公路上。
没过几分钟，他就进了村子。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村子，因为看不到任何标记。尽管人侵的威胁已经化为记忆，道路和地名的标牌正重新竖起，这个村庄还是置若罔闻。
村子里有邮局、谷物商店，还有一家叫做“布尔”的小酒店。他从战争纪念碑走过，见到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向他道了声“早上好”，态度很友好。小车站懒洋洋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费伯进了车站。
费伯站在布告牌前，上面贴有火车时刻表。这时他听到身后售票小窗口那儿传出了人声：“我要是你，根本就不会看那样的东西。那是从《福尔赛世家》①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①《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1867…1933）的长篇小说。
费伯早已知道那份时刻表是过时的，但是他需要弄清楚是否有火车开往伦敦。有这样的班次。他问道：“开往利物浦大街的火车，下一趟在什么时候？”
售票员不无嘲笑地答道：“如果你运气好，今天某个时候就开。”
“说什么我也买张票。麻烦您，一张单程的。”
“5先令4便士。据说意大利的火车运行很准时。”售票员说。
“现在也没那回事。”费伯说。“不管怎么说，我宁可要乱糟糟的火车，要我们的政治生活。”
那人面色紧张，扫了他一眼。“你说得当然很对。要不要在‘布尔’酒店里等一等？这样火车来了你会听到——要么到时候我派人叫你。”
费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面孔，答道：“不用了，多谢，我还想节省一点。”他拿着票，上了站台。
过了几分钟，那位职员尾随而来，在阳光下的长凳上坐下来，就坐在他的身旁，问道：“你有急事吗？”
费怕连连摇头，回答说：“今天这一天已经给报销了。我起来得迟，和老板发生了争执。我搭的那辆卡车又出了故障。”
“这年头这种事常有的。啊，总算好了，”职员看看手表，“今天早上开出的车是正点。他们说，车子开过去肯定会开回来。说不定你会走运。”那人回票房去了。
费伯果然走运。火车在20分钟后到站。车子很挤，有农夫，一家子、商人和士兵。费伯在地板上找了个位置，靠近窗口。火车开动以后，他拾起一份两天前的旧报纸，借了一支铅笔，做纵横填字谜。他很自豪，因为他用英文做这个游戏颇有能力——这是对你能不能流畅地运用外语的一种严格的测试。不一会儿，火车的行驶让他迷迷糊糊，他入了梦境。
他做的是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梦，梦见他回伦敦的情景。
他从法国人境英国，带的是比利时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简·万·格尔德，身份是菲利普公司的代表（如果海关检查他的箱子发现无线电台，可以用这个身份来解释）。当时他的英语说起来很流畅，但并不口语化。海关并没有因此而为难他，因为他属于同盟者。他乘的是开往伦敦的火车。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