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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她自生自灭去吧。”管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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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飞走的那天，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城市夜景对我说：“我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我一定会再回北京来的。再来的时候我要在北京开一家酒吧，让哥们你天天喝免费的啤酒。”
几年以后，管飞竟然真的又回来了，外形上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多了些足够开一家酒吧的钱。
我本来以为他会过上另一种新生活，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把过去的事情过去说过的话全都忘掉了。谁知道，却没有。
我退学以后，和林雪也分手了。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管飞和许梅故事的一种翻版。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世界没有深奥的，一切简单明了。
从前每一次离开时我都站在她家楼下向窗口张望一会儿，每次都会看到她在窗口看我，每一次我都会产生一种电影散场的感觉。她站在窗口的形象仿佛爱情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灯光渐渐亮起，人们在退场时，默默无言，刚刚结束的故事，如同往事依稀在心里。
但那一次我没有看到她在窗口看我。我张望了一会儿，骑车走了。
往事和往日情怀似乎早已烟消云散，所有记忆像我们的青春一样显得飘乎而不真实。常常我有一种想法，长大以后，我们就像水滴一样消失在了茫茫的海里，年轻时候那些最初的充满生机的在内心深处为理想而凝结的冰块也一起随着我们自己的消失而消融了。
我退学没和任何人商量，也一直没告诉我父母。高中时代，我有个女同学，住平房，后院有间空房子，我把地方租了下来，一边试图开始写作，一边找些零散的工作。那个女同学对我知根知底，除了在我耳边常常提起林雪等等标志着我年幼无知的可笑事，倒也不怎么烦我。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一年后，父母发现了我的行迹。父亲那天显得十分虚弱，他坐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告诉我说他不再管我了，他说：“你从前不是总埋怨我们管你吗？不是闹着要自由吗？不必再静坐了绝食了，给你自由，给你自由。”
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单位里有一惯例，每人可以去国外的中国大使馆工作四年。我母亲对这事比较感兴趣，因为可以带家属去。对我由衷地失望后，因为他四年后就到了退休年龄，所以他痛下决心做出了他的选择。他们要利用工作的名义去大洋彼岸的国度安度他们退休之前的最后时光。
父母走后没多久，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很快发展到了同居。不过，想想，当时，从前的朋友都纷纷离开了北京，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没个女孩陪着，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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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居的女孩名叫叶蕾。那是在出版公司当职员时，我因为倍感生活乏味便喜欢结交一些闲人，大多也都是些喜欢写点东西的人，晚上大家没事常常聚在一起喝酒，因为每回都有人带些新朋友，所以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多。我忘了叶蕾是谁带来的了，只记得那次见她年轻，又是女性，所以多聊了几句，酒残人散的时候互相留了电话。
留着三毛式的长长的头发，穿着很随意很青春的衣服和鞋子，抽烟，喝酒，开男孩子似的玩笑，竟还宣称独身，自称通读过《西蒙？波娃回忆录》，这是叶蕾那天晚上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而且印象还挺深刻。
因为叶蕾上班的地方离我们公司不算太远，后来我几乎每当在单位感到厌烦和无聊时总是去找她聊天，借以打发无聊时光，终于，有一天就聊出事来了。
那天我从公司里偷偷溜了出来，和叶蕾一起去吃了KFC，然后在东四又看了场电影，是部美国大片，拳打脚踢加子弹横飞，好不过瘾。电影散场后天色将晚，便送她回家，路上我对叶蕾大谈了一番我对自己处境和前景的迷惘，说我总是逼迫自己不与我的处境所妥协，总是没有那种对生活的认同感，无论是上学时还是工作以后，我时常产生一种我不该在这里的感觉，我不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我一直想寻求一种改变。
叶蕾问：“你想怎么改变呢？你觉得你应该在哪儿，是什么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应该是怎样的人，但对我不应该在哪里，不是什么人却一直有种近乎病态的敏感。”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我就获得了寻找自己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主任一看见我，就说：“昨儿你跑哪去了，下午社里开会，社长一看你不在大发了通火，他在开会时特地表示什么人应该走时可点了你的名，说像你那样的闲人一定得走了。社里现在自负盈亏了，社长一直吵吵着要裁员，你可别……”
“什么时候裁员啊，这回是不是要动真格的了？”我问。不过想想其实社长那么说倒也一点不冤我，我上班成天吊儿啷当，确实没给社里做过什么贡献，而且什么样的书能赚钱什么样的书只能赔，现在我还没摸出一点门道。
“那倒不一定，”主任说，“他也就是看最近效益不好那么一瞎说，急了就来这套。没事。不过以后你是得认真一点了，最起码以后别再无故不来了，要不我可真保不了你了。”
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我说，“要不我辞职吧？”
主任端着茶怀正想喝水，一听，差点没呛着，放下茶缸就说，“好啊好啊，你写个报告吧，我给你递上去。年轻人嘛，应该下海折腾，咱们社里半死不活的也就这样了。”
几天后，我走出单位的大门时，心里有一种失去了一切的彻头彻尾的轻松感，仿佛那从前的一切本来就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强加给我的身外之物。在那些枯坐办公室的日子，我常常在写征订、看稿子、联系印厂和发行商的间歇，望着街上的阳光和人流发呆，同时悲天悯人地想自己大约再也成不了一个终极意义上的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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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叶蕾真正坠入了爱情陷阱里无法自拔了。只要她一下班，我们不是看电影、蹦迪厅就是下馆子、去酒吧，大晚上野猫似的围着北京城满世转悠。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无法彼此分开了，开始她还仅仅是隔三差五地来我这儿过一夜，后来她甚至连家都不回了，我们的关系遂变成了同居。
我的小说总是写不好，找了半天原因终于发现是因为爱情的缘故，我无法安下心来。钱和日子像流水似地跑掉了，而且花的还都是叶蕾的钱，这让我既懊恼又自卑。我把找到的原因告诉了叶蕾，我说：“我想我辞职不是为了专业谈恋爱而是想当作家的，可现在眼看着是没戏了。”
“只当我不在，行吗？我不出声的。”叶蕾说。
于是，我试图忘却身边那个女孩，可依然什么也写不出来。
叶蕾时常嘲笑我，说：“你不是想当作家吗，不是想过有意义的生活吗，可现在你看你在做什么？”
“别这么说，”我笑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中学老师的一句话，历史老师说邹容十九岁已经如何如何了，同学们你们现在在干嘛呢？类似的话也太多了，我就是这么没出息。不过这又和一个笑话相关，父亲对儿子说弗兰克林或林肯谁谁的像你这么大已经能够如何如何了，儿子说他像您这么大时已经是美国总统了。”
“你不是说你要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嘛？”
“狂妄！”我拍案而起，“简直狂妄至极！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
“你说过，你说过。”她张牙舞爪地扑上来。
“好好，说过说过，说其实也是瞎说，我现在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全是你害的，你在我身边我烦，你不在我想，左右都是静不下心来。”
“你自己没本事怪别人。”
我说了一大堆话，她没理我。等我停下，叶蕾接着说，“如果你想要安静呢，干脆，咱们结婚，你写作，安安静静地写作，我上班挣钱。我们会过得很幸福。”
我吓了一跳，这辈子，叶蕾是第一个开口跟我提婚姻的女孩。那时候，我刚刚二十出头，实在是太年轻了，一听婚姻两个字，简直就像听到“把你拉出去毙了”一样的宣判词。
“我不结婚，这辈子。”我说：“在我和你认识之初我就对你说过，好像你也这么说过。”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叶蕾我作出的一个决定。我告诉她我痛感我不能再这么消磨生命了，我告诉她我想去南方闯闯，我还说，考验一下我们的爱情吧，一年的时间，我不给你写信，也不给你打电话。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叶蕾听完我所讲的种种理由，问我。
“怎么会呢。”我说：“我就是想出门闯闯，换种活法，我走以后，你就住我这儿吧，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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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南方其实是去投奔我舅舅。我舅舅几年前在深圳单枪匹马地注册了一家民营公司，据我妈得到的情报是，这两年他们的生意巨火。当得知我不跟任何人商量再一次把自己弄成了无业游民后，我妈不惜天天打越洋电话，跟我念叨，让我去我舅舅那里学着做生意。在电话上，我舅舅也表示了对我的欢迎，说是生意越做越大，就是缺人手。缺人点钱。
到了深圳我才知道，我舅舅那家经贸公司纯属皮包性质，在写字楼租了两间办公室，做的都是些买空卖空的事，公司的所有业务仅仅是靠他一张嘴而已，他每天的工作不是跑到外面会饭局就是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几乎是一坐下来就抱起电话不撒手。我的工作仅仅是打扫打扫卫生，为客人倒茶买烟，打点文件，仅此而已。
刚来投奔的时候，我住在舅舅家里，后来因为我既不会帮舅母干活又和表妹处不到一块儿，只能天天吃闲饭，舅母对我有了意见。一个月后，我从舅舅家搬出来，和写字楼里另外两个大学毕业后来南方闯天下的北方小伙子合租了一间房子。混了一年以后，我因为实在是入不了做生意这条道，向舅舅提出了辞呈，舅舅高高兴兴地把我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路上晃晃当当地用了三天三夜，下火车的时候，在北京站，我差点被当成了外地盲流，直接塞上火车被遣返原籍。
我本来以为回到北京后，我会继续和叶蕾过那种不断交涉各自生活理念的日子，事实上却没有。我打开家门，发现屋里布满了灰尘，判断起来，应该至少有半年以上这里没有住过人了。我不知道叶蕾是什么时候走的，可以看出来，走的时候，她把屋子收拾了一番，虽然哪哪儿都是灰扑扑的，但是书架，厨房，卧室，哪哪儿又都是井井有条的。
花了三天的时间打扫卫生，地毯根本没法要了，因为粗笨的家俱无法挪动，只得用刀子把地毯割成了一块块的，拿出去扔掉。只在家俱脚上，留下了那么一小块地毯的碎尸。
收拾停当，我给叶蕾公司打电话，得知叶蕾已然辞职不干了，呼她，寻呼台告诉我机主停机了。
一场差点演变成婚姻的男女关系竟然就此结束了，倒让我心里有些空荡荡的，难以适应。此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叶蕾，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这座城市确实挺大，因为我和叶蕾彼此几乎没有共同的朋友，在我的生活中，她的离去，确实有种人间蒸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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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子飘荡，时光飞逝，然后，突然，管飞又重新杀回了北京。管飞带来了他这些年挣下的所有的钱，同时，也带来了重振当初我们那些快乐日子的梦想。
管飞是在春天回到的北京，虽然当时许梅已经结婚嫁人一年有余了，但一见管飞，竟然旧情复燃。管飞一边同许梅谈着梅开二度的恋爱，一边雄心勃勃地开了一个酒吧，试图在北京永远地扎下根去。
但是，到了秋天，管飞又突然决定离开北京了。管飞走的那一天，正是冬至。也就是说管飞在北京一共呆了半个春天，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
经过仔细计算，我发现那年管飞一共在北京居住了一百八十七天。在这一百八十七天里，管飞为了租房花去了2000（元）×12（月）＝24000元钱。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那一家房东坚持一租一年，而且是签合同时一次付清。由此可见，最初，管飞确实是想长期在北京居住下去的。
开酒吧：连租地方带简单装修加上各种桌椅和酒具，据管飞说一共用去了约二十万左右。他的酒吧大约只开了三个月左右就关张了，真是非常不幸。
由此，我们可能得出结论，管飞的北京之行，如果用古时的军事术语说，就是大败亏输，丢盔弃甲。简直比当年他被学校开除离开北京时在心境上还要惨。
管飞回北京的那年夏末，我接了一个烂电视剧的活儿。后来，一切的变故都出在我写完剧本提纲之后，我的感觉是：在我被绑到酒店编故事前，世界很正常，头昏脑涨地从酒店被放出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阶段性地随之落幕了。
电视剧是一部所谓的青春片，二十集，导演的思路是，风格要极力模仿日本偶像剧，越像越好，其它可以自由发挥。
故事讲述的是某大学计算机系第八班（简称机八班）的两个男同学是一对在校时的好朋友，他们同时追求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后来那个女同学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我们权且称之为乙同学。
乙同学毕业后越混越不济，而甲同学却越混越好，成为了一方老板。乙同学走投无路，只得放弃专业，开始给甲同学开车，当司机。
女同学嫁给乙同学后，生活离当初的想像越来越远，后来女同学开始在酒吧和歌厅当起了陪酒小姐。
终于，有一天，甲同学在歌厅里和女同学相遇了，然后，他们旧情复燃。
当然，后来乙同学最终知道了这件事，他很伤心，没想到自己白天给甲同学开车，自己的老婆却在晚上给甲同学当车开。
乙同学发出了：“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嘶喊……
这是故事的前五集，后十五集曲折颇多，而且越编越不像话，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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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管飞的酒吧，发现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他的酒吧竟然关门大吉了。当时我就意识到出了情况，我猜想，如果真是出了什么状况，那应该和许梅有关。管飞一回北京，我就预感到了一种危险爱情的气息。管飞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和许梅又好上了，但是，他和许梅的关系，后来还是让我撞上了一回。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去找管飞，撞了锁，就在门口死等他，我没有等到管飞从外面回来，而是从屋里等出了他，当然，还有许梅。
相当尴尬，管飞和许梅手里竟然各拎了一只盛着半截液体的安全套。
许梅看到我，脸微微有些红。
管飞悄悄伸出一只手，把许梅手里的不知所措的东西接过来，一边对我说：“我先送她回去，你在屋里坐会儿。”一边把那两个小家伙扔到了楼道垃圾筒里。
许梅强颜欢笑，对我说：“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还成。你呢？”
“也还成。”
屋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坐在沙发上抽烟，心里为自己的幼稚有些自责，如果没事，还是少串门为好，毕竟都大了，不是一起住宿舍的时候了，也不是当初只有东四那边一处快乐大本营的时候了。当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哥们有时候确实就显得碍手碍脚了。
在我狂敲了一个小时门后，管飞终于出来给我开门了。门打开的瞬间，我想，如果有如此执著的信念，也许这一生我什么都不会丢失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管飞的头发很长，像是个潦倒的艺术家，人也变瘦了，脑袋上还缠着一圈白绷带。所谓白绷带，是我知道绷带理应是白色的才对，管飞脑袋上的绷带实在应该叫黑绷带，总之，一副落魄的样子。
“怎么回事？”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