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后的称呼，当然比皇后要威风得多，然而等着新任“天后”的，却是一个重磅炸弹：九月初七，高宗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迎归长孙无忌的棺木并归葬昭陵。
这道旨意无疑给武天后浇了一盆冰水。长孙家族是武后的死仇，他们入朝，必然要与武后作对。与此同时宰相集团又全都站在太子一边，武后想要在里面安插个人手，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面对来自儿子的压力，十月二十七日武后向高宗上表，列各项建议十二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内容：“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偕大欢喜地将道儒之书和孝经同时列入了天下士子参加策试的教材之中，并尊崇了母亲的地位，同时还要求为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工资。无疑，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武后也在指责儿子的孝道，期望能收到效果。
但是，在利益斗争中，没有孝道存在的空间。权力就象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在某种程度上，太子和皇后之间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他们身后的皇帝大有关系。高宗在主要偏向儿子的同时，并不限制皇后的势力扩展。又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也许是重病在身的皇帝有意在让妻儿互相制衡，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占上风，从而使自己在病体支离的同时仍然能尽可能居中把握皇权。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照他的意思发展。
上元二年（公元675）三月十三日，武后于邙山南行祭祀先蚕的典礼，百官及各国使者均做为随从列陪出席。这当然是一次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务活动。
另一件事随后展开：武后以著书为名，召饱学之士入宫。表面上是著《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书，实际上却密令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以此分宰相之权。这些人因此被呼为“北门学士”。武后仍然不愿放弃权力，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四月初夏，高宗和武后再次起程前往合璧宫消暑，太子李弘也随行。
四月二十五日，一个噩耗从合璧宫迅速传遍唐境内外：二十四岁、还没有儿女的监国太子李弘病逝。对于儿子的死，高宗表现得极其哀伤，五月初五，他发布制文，表示李弘虽死，但自己已经允诺逊位于他，诺言不因死亡而变更，因此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随后为他建了一座花费钜亿的恭陵。八月十九日李弘以帝王之礼正式下葬，高宗又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痛悼自己的继承人。
李弘一直疾病缠绵，而且是“沉瘵”，即古代绝症之一痨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他死的时间太不合适，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直觉：太子死于非命，下手的就是他的母亲武天后。
李弘是死于绝症，还是死于非命，一直是令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但是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得明白。
1、死于绝症。没啥可说的，病魔面前人人平等，天子都不能幸免，何况是还未登基的天子。李弘的身体确实很差，在他监国期间，很多事务都是由他身边的信臣处理的。高宗也在追悼儿子的文中提到过李弘有“沉苛”肺结核，自然死亡也很有可能。
2、死于武后之手。原因看起来似乎也很明显。采信这种说法的也很多。据说是因为高宗曾经想过要禅位与儿子。
李弘死后，他的亲信戴至德升为宰相。
但不管怎样安排，太子李弘已死不可复生了。李弘死后月余，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于六月初五被册封为高宗朝的第三位太子。
比起李弘，李贤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才华出众。他自幼年起就有读书过目不忘的奇慧。做太子的次年，李贤又招集学者共同注释了《后汉书》，得到了高宗三万匹绢帛的重赏；高宗让他监国，他处理朝政也井井有条，深得时人的推重，高宗还因此特颁手敕嘉奖道：“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又赐了他五百匹帛。
然而做储君，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李贤虽然非常努力招贤纳士，高宗也放手让他监国，但当年李弘在朝臣中的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太子监国培养起来的，因此李贤在这方面仍然望尘莫及兄长。
因此，在李弘死后，武天后的势力在一段时间里没有了遏制，从而迅速地扩大了。在武后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宰相的前后，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群。他们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从后来的事情来看，他们都是偏向着武后的。
公开场合下的位次仪轨，能够充分说明人的权势大小。仪凤三年正月初四，武后就单独登上了光顺门，接受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虽然太子李贤有监国的头衔，永隆元年（公元680）正月十九日，武天后仍然再次单独登上了洛阳城门楼，以主人的身份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及诸州都督刺史，宴席上的伴奏音乐则是太常新编《六合还淳》舞。五十九岁的她已经成为大唐王朝权力的中心。
势力大了，武后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皇后如此气势，无疑使太子李贤难以忍受；而又一位“监国太子”的出现，也无疑使武后忌惮重重。
在武后的新晋亲信中，偃师人明崇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死间接促成了太子李贤的被废。
在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只说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很容易让人以为明崇俨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而武后与明崇俨有甚不轨，这才大规模为信臣报仇，废子夺权。以为高宗真是不起任何作用一样。实际上，仔细翻翻五代人编写的《旧唐书》就知道，司马光在采集史料方面，实在是有些宋朝男子的偏见，对有利于武后的记载都不提起。
明崇俨出身名门士族，其父为豫州刺史明恪。据说他父亲手下的一名小吏能役使鬼神，明崇俨得其真传。乾封初，明崇俨应举入仕，任黄安丞。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摄取的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就大喜过望，认为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他的医术和符呪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高宗甚至为他的五代祖宅御制碑文，亲手书写于石上。也正是这位与众不同的术士，竟向帝后声称“英王状类太宗”，在兄弟中面相最为贵重；而太子李贤却“不堪承继大位”，命中注定没有帝王之份。
这个不吉利的说法不迳而走，宫人们又据此谈起另一种揣测：太子李贤根本就不是武后的亲生儿子，他的生母是韩国夫人。李贤被这两种说法搅得寝食不安，既疑且惧，加上母亲的权势重压，与武后之间迅速变得对立起来。
对儿子的态度，武后当然感觉得到。她先是撰写了《少阳政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提醒他为子为君之道。不过很显然这两本书对改进母子关系没有任何作用。武后也再不客气，多次给李贤写书信，直接指责他。李贤越发惶恐不安，想到大哥之死的各种流言，觉得自己也朝不保夕了。
不久，李贤写下了他唯一传世的诗篇《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他希望这首诗歌能唤起母亲的舐犊之情，但是权力解不开芥蒂，武后越听越怒。
调露元年（公元680）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这话的明崇俨却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神医宠臣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高宗和武后看来都很伤心。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谥“庄”，其子珪提拔为秘书郎。明崇俨除了预言李贤无帝王之命外，多数时候倒也广结良缘，加上医治高宗疾病的功劳，其子平安地度过了此后的纷乱年月，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还在升官，为怀州刺史。
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哄动了唐王朝。皇家派御史中丞崔谧等人查勘此案，许多人都因此被抓入狱中，屈打成招。但是招来招去，也没招出个靠谱的。这离奇的案子使明崇俨的死因一时众说纷纭。有好事者认为，明崇俨为奉迎帝后，过于劳役鬼神，因此被鬼所杀。更多的人则认为明崇俨不该泄漏天机多嘴多舌，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
李贤素好声色，明崇俨死后的第二年，他昵爱男宠赵道生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为了表示宠爱，李贤还越制将太子宫中的许多金帛都送给了赵道生。对于这件事，司议郎韦承庆忧心忡忡地加以劝谏，李贤却置之不理。结果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后耳中。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
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交代说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
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看情况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哥几个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抄检了个底朝天。在抄检中发现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这本书交到正为儿子纳男宠犯嘀咕的高宗手里，无异于火上浇油，大怒道：“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当即下令将刘纳言流放振州（海南三亚）。
太子谋逆被废，可是塌天大祸。众人都变着法子向皇帝表态，由此又引出一桩血淋淋的伦理惨剧。
长孙无忌恢复名誉后，被同案牵连的其它家族也纷纷重振，这其中也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高士廉的孙子高政时任太子典膳丞，也牵扯在李贤谋反案中。高宗废太子就不太情愿，所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而是交由其父右卫将军高真行管教。谁也没有料到，高家自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不复往日胆气，都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结果高政刚进家门，就被生父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璿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惨死在亲人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的高宗怒火中烧，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再一次赶出京城。
随后高宗又宽大处理了李贤的旧属，除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降为普州刺史外，其它的僚属都不再做追究，而且官复原职。也算是死鬼高政的余泽。
开耀元年（公元681），是李显成为第四任太子的头一年。这一年，高宗与武后最心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出嫁了。几年来磕磕碰碰不断的大唐第一家庭，终于有了一件象样的喜事。
太平公主幼年时，曾经许做道士，但实际上一直居住宫中。自唐高宗龙朔年间开始，吐蕃与唐王朝间纠葛不断，时打时和。在这样的情形下，吐蕃多次派人入唐，请和亲公主。这样的事高宗坚决不干。为示拒婚之意，太平公主正式入道，出居太平观。此后吐蕃边求婚边挑衅，唐蕃间打得一团糊涂。由于吐蕃地处高原，有地形之利，国人对恶劣的高原气候早已习以为常，一向生长在平原的唐军却无此便利，需要仰攻，此外吐蕃将帅和睦，唐军中将帅却时起争斗，打到后来，吐蕃竟占了上风。太平公主也就在道观中一直住了下去。直到降唐的百济（朝鲜）将领黑齿常之领兵，战事才发生根本转变。
开耀元年五月，在黑齿常之的率领下，唐军取得了唐蕃战争中的一场大胜。从此扭转战局，从此吐蕃败绩连连，黑齿常之守边七年，吐蕃畏之不敢犯疆。
边疆平定了，太平公主也就可以离开道观出嫁了。经过层层筛选，光禄卿薛曜与太宗女城阳公主之子薛绍成为驸马。
武后对女儿的宠爱是很出格的。选定女婿后，她开始审查女婿的家庭成员，然后盯上了薛绍的哥哥薛顗薛绪之妻萧氏、成氏。她认为这两个女人出身不够高贵，根本没资格被自己的女儿呼之为嫂，说：“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和乡下婆子做妯娌！”逼着薛顗薛绪离婚。世上哪有为弟弟娶媳妇使哥哥做鳏夫的道理？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出来劝说道：“你别看萧氏她家现在不起眼，算起来她还是隋炀帝萧皇后、唐太宗宰相萧瑀的侄孙，跟李家可是老亲戚了。”武后这才罢休。
开耀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太平公主与薛绍结成了夫妻。这时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薛家和太平公主未来的结局，高宗和武后只知道他们总算欢欢喜喜地看见女儿长大成人，而众人所能看见的，也只是那一场极尽奢华的婚礼。
太平公主新婚刚一个月，高宗就再一次犯了病，于是李显继两位同胞哥哥之后，也成了监国太子。与李显的春风得意相对照的，是废太子李贤被流放巴州。
高宗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似乎脾气也变得比以前要好很多。自禇遂良、韩瑗等人抗言进谏触霉头以后，高宗说一不二，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也再没有谁敢对高宗说什么不中听的话。这时却有一个李善感挺身而出，当面指摘起了高宗的过失。对于这些谏言，高宗虽然没有买帐，却也没有找李善感的麻烦。消息传出，天下人都为之喜悦，认为皇帝对臣下的态度大有转变，将此事誉为“凤鸣朝阳”。这件事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高宗绝不象传说中那样完全被武后控制。
弘道元年（公元683）正月，高宗带着武后最后一次登上了嵩山。七月，56岁的高宗李治风疾复发，病情越来越重。
病到后来，高宗的头疼痛无比，以至于目不能视。侍医秦鸣鹤诊断之后，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缓解症状，那就是在皇帝的御头上扎针。帘内的武后一听这个大胆的建议，顿时大怒道：“这家伙可以拖出去斩了，居然想在天子头上动针！”做为病人的高宗实在是痛得没办法了，反而说：“但刺无妨，或者能有些效验。”秦鸣鹤连忙施出浑身解数，在高宗头顶百会、脑户二穴上行针，性命攸关也就格外超水平发挥，片刻工夫，高宗就觉得眼睛能清楚视物了。武后举手加额道：“谢天谢地！”额外赐给秦鸣鹤彩帛百匹。
——这次治疗过程被记载了下来，只是偏偏加了一句，认为武后第一次对秦鸣鹤发怒，是因为她“不欲上疾愈”。这一句评论实在令人感到滑稽。皇帝的头顶动针，在任何朝代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武后的反应完全是正常的。如果连这都属于“不欲上疾愈”，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