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售，每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
制瓷业也有新的发展。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镇的范围极大，除官窑外，有“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②其繁荣情况超过了明代。这里民窑所产的瓷器供应全国各地，并且大量输出国外。除景德镇外，瓷器产地还有几十处，分布于十数省。清代的制瓷技术比明代更有进步，突出地表现在彩色瓷器的工艺水平大有提高。清代的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珐琅彩等都很有名，其中尤以粉彩和珐琅彩最称精美，驰名中外。矿冶业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部门是云南的铜矿开采业和广东佛山镇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开采，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大厂有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不下万人。全省铜矿开采量最多时，每年可以达到一千多万斤，主要作为北京及各省官府铸钱之用。佛山镇是铁器制造业的中心，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所铸造铁器多而且好。其中以铁锅最为有名，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大量输出国外。此外，制糖、制盐、造纸、造船、印刷等业也都有所发展。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的商业也十分繁荣。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商品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如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以及烟、茶、糖等都是重要商品，行销于全国各地。清代城市的发展又超过了明代。特别是东南一带，工商业城市普遍兴盛，著名的有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扬州、镇江、无锡等，这些城市都比明代更发展。如江宁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无不人烟稠密，作坊店铺到处都是，非常繁华。苏、杭二州的繁华，已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谚语。镇江称为“银码头”，无锡称为“布码头”。沿海城市如广州、福州、厦门等都以对外贸易的关系，日益繁荣。北方大的城市，首先是都城北京，此外又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等，也都比过去繁盛。甚至比较偏僻的宣化府（今河北宣化），也成为店铺林立、商贾争趋的繁华地方。至于各地方镇市的发展，在清代尤为突出。如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已经名闻天下，被称为“四大镇”，其中汉口镇又有“船码头”之称。此外，南北方农村的集市贸易也更加兴旺。由于商业的发达，清代出现了许多大商人。最大的商人是两淮盐商、山西票号商和广东行商等。两淮盐商是享有特权的商人。那时盐是清政府控制的商品，由特许的商人掌握出卖。两淮盐商取得两淮食盐的专卖权，可赚五、六倍的利润，因而其富以千万两（银）计。票号是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的金融组织，最先由山西人开办，后来山西人开办的票号遍于各省，所以称作山西票号。山西大商人往往拥资数十万至数百万两（银），乃至数千万两。因而他们有力量开办票号，而开办票号后就愈加变成巨富。广东行（即“十三行”）商也是清政府特许的商人，取得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其资本也多达数千万两（银）。
3。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增长起来。在清代，江南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非常显著的发展。这时江宁（今南京）、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机户，经营着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如江宁机户在道光年间“有开五、六百张机者”①。苏州机户多半“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宁、镇江、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大的包买商，他们开设“帐房”或“行号”，以从事资本主义的经营。这种“帐房”或“行号”拥有大量的织机和原料，或自行设机督织，或将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为其生产。在这种帐房的周围有众多的小机户及织工受其支配，从帐房到小机户到织工，结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棉织业中也有不少的作坊和雇佣工人，资本主义萌芽甚为明显。如在苏州有许多踹坊出现，这种踹坊是为棉布染后的整理加工而设。踹坊的经营者称为包头。苏州共有包头三百四十余人，开设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纳踹匠数十人。包头备有包踹石、场房，招集踹匠居住，向布商（客店）或染坊领布发给踹匠踹压，布商付给踹布的加工费，每匹银一分一厘三毫，全为踹匠所得；踹匠则每人每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其房租家伙之费。在这里，踹匠和布商经由踹坊发生关系，布商是雇工的资本家，踹匠是受雇的工人，包头则居间谋利。此外，在广东的冶铁业、铸铁业中，在云南的采铜业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在四川的制盐业中，在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 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茅虽然有所发展，但仍非常微弱。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重重障碍。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顽强存在，使商品经济很难发展。其次是封建政府多对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及内外贸易的发展。再次是商业资本多半用于购置土地，很少投之于手工业生产。所有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六、清代中期各族人民起义
1。社会矛盾的加剧
土地高度集中 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土地大都归入官僚、地主、富商之家，而小民所有无几。如康熙时的大官僚高士奇在家乡浙江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又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另一大官僚徐乾学在无锡置田万顷，曾任江宁布政使的慕天颜在无锡置田百万亩。江苏松江一带的一般地主，也“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至一、二万者”。①乾隆时，河北怀柔大地主郝氏有“膏腴万顷”。大学士和继锇饲辍５拦馐贝笱跨埔患遥刑锒蛭迩辍Ｋ孀磐恋丶娌⒌姆⒄梗┟裼从嗟芈傥枧？滴跏保狈礁鞯亍疤锬抖喙殓粕鸷栏恢摇技菩∶裼泻阋嫡呤⑺亩嘟粤薜爻鲎狻薄＂偾∈保稀疤锕橛诟换д撸笤际濉⒘墒庇刑镏耍窬阄韪А薄＂诠阄鳌疤锎蟀牍楦换В翊蟀虢愿 薄＂鄹乘翱林亍∏逭母乘爸鸾シ敝亍５囟『弦恢螅囟∫淖苁欢显黾印Ｈ缢持文┠辏厮昂投∷胺终魇保磕炅剿暗淖苁б话儆嗤蛄剑滴跏泵磕晡陌儆嗤蛄剑赫跻咽敌械囟『弦唬磕晁魑Я儆嗤蛄剑∧┠昝磕晡Ь虐儆嗤蛄剑吻煲院笾燎迥┟磕暝嘉蛄阶笥摇Ｔ诘囟∫恼魇罩校褂兴健昂南邸钡募优伞！昂南邸币步小盎鸷摹保馐堑胤焦俳杩诎蚜闼橐踊纱罂樯辖梢姓酆模蚨谡钪馑郊拥乃啊；鸷纳僬呙苛揭蛹右磺嗾呒佣⑷摹⑽迩坏龋踔劣屑邮队谡畹摹Ｓ赫保⑿肌昂南酃楣保哟嘶鸷谋涑闪艘恢终埃魑胤焦倮粞暗胤焦阎谩Ｑ氖亢艽螅绺魇∥闹肮僭钡难磕暧卸侔耸嗤蛄健９倮舻难滟阂嗌俦丁Ｈ缱芏健⒀哺磕曩阂话傥迨烈话侔耸剑磕甑难芍烈弧⒍蛄健Ｓ秩缙咂分孛磕曩阂氖辶剑磕甑难芍廖濉⒘倭交蚨в嗔健Ｑ迳鲜且倮袅啵导噬鲜前压倮籼拔酆戏ɑＬ锔吵囟≈猓褂幸幌钍卿盍浮Ｋ戒盍福褪窃谏蕉⒑幽稀⒔铡不铡⒄憬⒔鳌⒑薄⒑系仁≌魇樟该祝渌途┦Γ怨┕俦衡弥茫磕甓ǘ钏陌偻蚴ｄ盍赣姓摇⒏亩摇琢傅戎帧８魇′盍冈耸涞骄┎终撸凶髡颐住８魇′盍冈耸涞酵ㄖ莶终撸凶鞲亩颐住＝账铡⑺伞⒊Ｈ忠恢荩憬巍⒑礁磕晔淠膳疵子谀谖窀怨┕⒓鞍俟儋郝恢瑁街琢浮ｄ盍傅恼魇崭潜锥舜陨斐扇嗣衲蟮母旱！Ｈ缯颐滓皇嬲骱拿锥肺迳了亩罚亩颐滓皇嬲骱拿滓欢菲呱了亩罚琢该滓皇嬲骱拿兹坊蛩亩贰３车囟∫弯盍竿猓逭拐魇昭慰巍⒉杷啊⒂嫠啊⒀浪啊⑵跛啊⒌彼啊⒐厮暗雀髦置康脑痈场Ｇ ⒓吻煲院螅逭母乘八晔兆苁纱锏剿那Ъ赴偻蛄街唷Ｍ持渭派莩薷唷∏∫院螅持谓准度涨鞲献曰实郏轮链蠊倭拧⒋蟮刂鳎嗍徘钌菁纳睿莩拗缛丈跻蝗铡Ｇ〉郏步悖彩雍庸ぃ导嗜谟紊酵嫠盎蹲骼郑幌Ю兔裆瞬疲臃鸭蟆７惭残兴街Γ胤焦偾庥希扌泄钕诽ǎ岵逝铮屏郏祗巯叛袒穑笫缕陶拧Ｓ惺彼质校放耘坡ァ⒉逝铩⒌憔啊⑾阃げ痪嘭ㄊ铩Ｓ惺毖残掖磺О偎遥刈旁撕有薪遏迪嘟樱浩毂慰铡Ｋ姓庑┎恢姆蚜硕嗌倜裰窀唷Ｇ∈辏�175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后六十寿辰，乾隆帝为之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张设灯彩，结扎楼阁，大街两旁的店铺全被遮盖。乾隆帝又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圃。在乾隆六十年间，圆明园无日不在建筑之中，所费以亿万计。官僚贵族们的豪华浪费也很惊人，嘉庆时。湖南布政使郑源随官家属有四百余人，养活戏班两班，后将部分家眷送回故乡丰润，用大船十二只装载。道光时，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粤，所携辎重人夫不计其数。在道经漳州城时，先期十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不下六、七百名，最后颜伯焘到达时，随从人夫又有三千名。吏治败坏 康熙时，官吏已多贪污。到了乾隆、嘉庆时期，官场则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已极。乾隆时，最大的贪污者和紊惺椤⒋笱俊⒕蟪嫉纫岸嗄辏惺婆ǎ袄肺藜伞Ｇ〉垡凰溃吻斓哿⒓窗阉退溃怂募遥技破浼也苤挡幌率蛲蛄街唷３瞳｜外，乾隆时还屡有贪污巨案发生，总督、巡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莫不赃款累累。嘉庆年间，贪风愈甚，几乎无官不贪，贪污案件层出不穷。
2。各族人民起义
从乾隆到嘉庆年间，全国各地许多民族发生了反官府反地主的起义斗争。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几支：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由苗族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引起的。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邓首先发动起义，湖南永绥厅苗民石三保及乾州厅（今吉首西南）苗民吴八月相继起而响应。这次起义继续了十二年，直到庆十一年（1806年），才被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 在与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四川、陕西一带又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其教义是宣传弥勒佛下凡，人民可以得救。这次农民起义，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宜都、枝江人民在张正谟等领导下，首先举起义旗。接着，襄阳姚之富和女艺人王聪儿（齐王氏）等起而响应，不到两月，有众数万人。随后，四川达州（今达县）徐天德和东乡（今宣汉）冷天禄、王三槐等也相继而起。次年，湖北起义军由姚之富、王聪儿率领分路进攻河南、陕西。嘉庆三年，作战失利，王聪儿、姚之富一同牺牲。此后四川的徐天德等继续斗争。这次起义共历时九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到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下去。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又名八卦教。当时信徒很多，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清是主要教首。李文成和林清预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因李文成行动暴露，被滑县知县逮捕入狱，群众遂提前起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城，号召四方。林清则按期行事，在北京南之黄村组织队伍，以二百人潜入城内，于九月十五日，在入教太监的导引下，分由东、西华门攻进清宫。由东华门入者因门急闭，仅进入十余人，其余被阻于门外散回。由西华门入者因未被阻，全队进入，聚攻隆宗门。时嘉庆帝在热河围猎未归，皇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在宫内，以鸟枪射击起义军。镇国公奕灏则急调火器营兵千余人入宫，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现在故宫隆宗门的匾额上，还保存着一支当年农民军射入的箭头。李文成在滑县起初声势很大，后为清军击败，退至辉县山中，自焚而死。上述农民起义虽都失败了，但给予清朝统治者的打击是沉重的。尤其是林清攻打清宫的行动，使清廷大为震惊。
七、闭关政策
1。闭关的背景。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自然经济 当时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太需要外国货物，因而清朝统治者尽量限制对外贸易，把允许外国与中国通商看作是一种恩赐。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致英国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①这种看法便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思想保守 清朝统治者保守自大，在世界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小邦，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抵不上中国的大经大法（如孔孟之道等），所以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和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落后，看不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必要和好处，关起大门来孤芳自赏。海防需要 清朝统治者害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来侵害，又害怕中国人民出海结聚反抗，所以把闭关政策当作是一种防御手段，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侵略者，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2。闭关政策的实行。清初的海禁与开禁 清朝在统一台湾以前，曾经历行海禁政策，严禁商民出海贸易。同时对西洋商船的限制也很严。只许其驶泊澳门，在澳门进行贸易，并且规定大小船不得超过二十五只。这种海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抗清势力，并不是针对外国。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准许民间装载五百石以下的船往海上贸易、捕鱼，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清中期的闭关政策 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历经乾隆、嘉庆年间，一直延续到道光时鸦片战争前夕。所谓闭关政策，就是严格限制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主要内容有：一、限定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