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北京城下。时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领兵来。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篙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2。土地兼并与赋税加重
土地兼并 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日趋剧烈，皇室、功臣、贵戚、官僚以及地主富户，无不大肆掠夺土地，造成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现象。皇室占地，称为皇庄。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曾在北平宛平县建立王庄，即帝位后改称皇庄。仁宗洪熙时，立有仁寿宫庄，又有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宪宗即位以后，没收太监曹吉祥在顺义县的土地，作为宫中庄田。后来皇庄越来越多。孝宗弘治时，京畿已有皇庄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正德时，先是京畿皇庄有数十处，共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皇庄又增加到三百多处，占地当然更多。至于诸王及勋戚所占有的庄田，又远超过皇庄之数。诸王及勋戚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土地，其中一种是皇帝赐田。明初赐田之制，亲王不过千顷，勋戚大臣不过百顷。宣宗宣德以后，亲王及勋戚即逐渐通过“奏乞”和“投献”的方式，得到逾额的土地。所谓“奏乞”，即是向皇帝要土地，每指某处为“空地”、“荒地”，某处为“闲地”，“退滩地”，取得皇帝允许，便可占为己有，实则以这些名义，强占官民田地。所谓“投献”，本是指民人将己业自动献给贵族，或因不胜赋役负担，或者为求得庇护，而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投献者多为豪强奸滑之徒，所献并非己业，而将官民田地随意捏作“空闲”交给贵族。明中叶以来，所谓“奏乞”、“投献”不绝于书，诸王及勋戚的庄田不断增广。同时，诸王及勋戚并不以“奏乞”、“投献”土地为满足，又对官民田地直接加以侵占，这类情形更是多见。诸王及勋戚的庄田散布在好多省份，占田总面积极大，如嘉靖年间统计，仅北京附近一带的各类庄田，即达二十万九百余顷。皇室勋戚之外，一般官僚地主也在大量吞并土地。如嘉靖时首辅严嵩有许多良田，遍布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凡数十处。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军屯制度也逐渐破坏了，屯田不是被占于卫所将校，便是被占于豪强地主。如宣宗宣德时，镇守宁夏的宁阳侯陈懋私役军士种田三千余顷。宪宗成化时，大同、宣府等处土地数十万顷，全为豪强所占。由于失掉屯田，兵士无以为生，便纷纷逃亡。据正统三年（1438年）统计，逃军积数已达一百二十余万。至弘治、正德年间，天下军屯已是名存实亡了。土地兼并发展的结果，明政府所掌握的土地数字大大减少。明初全国土地总数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而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则只有四百二十余万顷，减少了一半，这些土地均被官僚地主兼并隐占而去，因而土地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赋税繁重 明代中期，赋税日益加重。明初“永不起科”的田地，这时也全部征收赋税。明初赋税主要是征米麦，称为本色。其他折征之物，称为折色。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明政府把江南的赋税一概折银征收，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四石折银一两，共四百余万石折成百余万两，称之为金花银。但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银米准折率大变，每粮一石征银一两，这样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三倍。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政府又开始实行“加派”，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加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此后不久，又在江南地区加派役银四十万两，称为“提编”。在赋税加重中，江浙官田的赋税尤重。自明朝初年，这一地区的官田赋税即重，完全按照私人地租的数额征收税粮。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又有许多要转输到北京交纳运输的消耗和费用均由人民承担。所以，这一地区除正额税粮外，尚有耗米之征，加耗米往往“以一征三”。如永乐时苏州官田粮总额二百七十余万石，而加耗之后达到八百余万石。在重额税粮的压榨下，农民不断破产失业。
3。农民起义
明中期以来，流民已达数百万，散布至十余省。后来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主要有如下几支。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叶宗留，浙江庆元人，早在正统七年（1442年），便结聚千余人，进入浙、闽、赣交界山区采银矿。这里是封禁山区，叶宗留等被官军追捕，后出没于浙江、福建、江西边境地区，劫杀豪富，势力日盛。邓茂七，福建沙县佃农，正统十三年（1448年），率众杀掉知县起义，自称“铲平王”，连下二十余县，并进围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但后来这两支起义军都为官军击败，叶宗留、邓茂七相继战死。刘通、李原起义 这次起义发生在川、陕、豫、鄂四省交界的荆襄山区。这里自明初以来属于禁山，人民被严禁流入。但四方破产的农民仍然冒禁不断流来垦荒开矿。到成化时，这里已汇集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成化元年（1465年），荆襄流民在刘通（又名赵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等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聚众数万。官军前来镇压，刘通被擒杀。石龙率残部退入四川，后亦被杀，起义失败。成化六年（1470年），荆襄流民又在刘通的部下李原（绰号李胡子）等人的领导下，再度揭起义旗，众至百万。明政府调动大军二十五万，分兵八路围攻起义军。次年，李原等兵败被俘，解送北京处死。至此，荆襄流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刘六、杨虎起义 刘六（刘宠）、刘七（刘宸），河北文安人。杨虎，河北交河人。他们最初是劫富济贫，被称为“响马盗”，后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霸州（今霸县）举行起义，有众数千人。文安县生员赵鐩也加入农民军中。次年，农民军扩大到数万人，分为两支活动。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为一支，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活动；杨虎、刘惠（又称刘三）、赵鐩（绰号赵风子）等为一支，主要在河南一带活动。杨虎一支先是在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时，受到明军袭击，杨虎不幸翻船溺死，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刘六一支曾三次威胁京师，有五、六万人，正德七年，明政府大举镇压农民军，刘惠与赵鐩相继死去，河南农民军失败。刘六等势力孤单，遂走湖北，在黄州（湖北黄冈）兵败，投水而死。刘七与齐彦名夺舟入江，顺流东下，直至南通州（江苏南通市）。后，齐彦名战死，刘七也中箭溺死。刘六、杨虎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4。张居正改革
明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张居正的改革，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统治。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隆庆六年（1572年）为内阁首辅。为内阁首辅时，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尽力辅佐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种种改革，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项：整顿吏治 在整顿吏治方面，张居正提出有名的“考成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凡属应办的公事，都要根据事情缓急，立定期限办理，设置文簿登记存照，依限办完注销。又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六部的监察机关）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若地方抚（巡抚）、按（巡按）行事迟延，则部院纠举；部院注销文册有弊，则六科纠举；六科奏报不实，则内阁纠举。明朝本有考核成宪，但年久因循，虚应故事，已成空文。张居正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①考成法实施以后，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时大小官员皆不敢玩忽职守，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②，往昔因循苟且之风为之一变，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整饬边防 在整饬边防方面，张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改善同蒙古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命名其城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并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与蒙古进行贸易。又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俺答受封以后，约束各部不来犯边，于是西北边塞安宁，二十余年没有战争。戚继光在蓟门十六年，因受张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经营规划，守备强国，边境无事。李成梁在辽东屡战却敌，多所立功，至封伯爵。兴修水利 在兴修水利方面，张居正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使河永不再入淮，大大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清丈田地 清丈田地是整顿赋役的一项措施。明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种种手段，隐瞒田地与人口，逃避赋税和徭役。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赋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赋役，官府还要洒派小民负担。因而，“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③，赋役不均是个严重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在全国清丈田地，凡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此项工作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进行，开始于万历六年（1578年），告竣于万历九年（1581年）。田地清丈的结果，总计全国田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增加了三百多万顷。这个数字有浮夸之处，因为有些官吏改用小弓丈量田地，以求增加田额。但这个数字中确有增加的部分，即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税现象，改变赋税不均状况。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整顿赋役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是解决“役”的征收问题。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赋是以土地为对象征收的，按田亩计算；役是以人为对象征收的，又分为按户和按丁征收两种。按户所征的役，叫作里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实物和劳役折银的只是小量的。这种赋役制度是和商品经济的不发展相联系的。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劳役，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只有直接向人民征取。但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在嘉靖十年（1531年）时就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在局部地区推行。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一条鞭法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全部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总之，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一条鞭法主要有三点进步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的多数总是在农民一方，现在把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1。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 在农业方面，这时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这时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玉米（又称玉蜀黍）的原产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纪，由几条渠道传入我国。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有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番薯（又称红薯，俗称地瓜）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大约在万历年间，分别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不久浙江也引进番薯，此后番薯的种植逐渐推广。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所以传布很快。这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棉花的种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①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产棉区。松江有地二百万亩，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万亩。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种植烟草。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有很大意义。又桑树、甘蔗以及蓝靛（一种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手工业 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有了新的发展。这时棉纺织业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浙江嘉善县的纺纱织布也很有名，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治所）纱”之谣②。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也大有改进。如去籽用搅车，工效大为提高，使用句容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使用太仓式搅车生产，两人可抵原来八人。弹弓原来是竹弓绳弦，这时改为木弓蜡丝弦，振动力加大了。元代的纺车仅有三个锭子，这时的纺车有四个锭子，甚至江西乐安的纺车有五个锭子。
丝织业也比以前更加发展。苏、杭二府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区，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也闻名全国。这时用的织机有腰机和提花机。最值得称道的是提花机，它的结构复杂，提花技术巧变百出，能够织出各种繁杂的花纹，鲜艳美观。这时冶铁技术有突出的进步。炼铁不仅普遍用煤，而且使用焦炭。鼓风已经应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工具。炼铁炉的容量也增大了，如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