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无”是玄学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的“贵无”思想。清谈玄学之风，始于曹魏正始时期（240—249年）。当时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他们认为：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也就是“无”的别称。“无”是神秘的，不具有物质属性。而“有”却是从“无”产生出来的。稍晚于何晏、王弼的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所谓竹林七贤①。他们反对司马氏专权，经常遭受迫害。于是在思想和生活方面，采取了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放荡不羁，使酒任性的态度。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甚至主张“无君”、“无臣”。无君论 两晋之际，鲍敬言继承了阮籍、嵇康的“无君”思想加以发展，著《无君论》，系统地提出了“无君”的主张。他认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可是到了后来，有了君臣和国家制度，“役彼黎烝（zhēng争），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他认为造成人民痛苦的剥削、压迫、战争等，都是由于产生了君主和统治阶级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①鲍敬言的《无君论》反映了他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揭露谴责了魏晋以来的政治黑暗、战争残酷、统治阶级奢侈腐朽、恣情享乐的情况。范缜与《神灭论》 范缜，字子真，原籍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少时孤贫，学习刻苦。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官。他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曾与范缜发生过激烈争论。《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曰：“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hùn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子良）是也；落粪溷者，下官（范缜）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范缜很明确地说明了人生富贵、贫贱的偶然性，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范缜又著《神灭论》，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其中论证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他认为神与形是两个概念，但却是结合在一起的，形是第一性的，神则是由形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他又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存？”①范缜用刀与利的关系比喻形与神的关系，指明了精神对物质之依赖性，这在当时的唯物主义理论上是一大进步，有力地批判了精神不灭的思想。
2。宗教。佛教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又发生了永嘉时期及以后的民族仇杀，南北各族统治者亦都为他们的兴亡无常的命运而担忧，在设法巩固他们的统治；各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为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战争所苦，亦想将自己的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佛教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迅速的发展。当时，西域的许多僧人东来传教，中国人西去求法的也不少。后赵时，龟兹（qiū cí丘词，今新疆沙雅县北）僧人佛图澄很为石勒、石虎所敬重，尊为“大和尚”，利用他传播佛教，以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佛图澄先后有门徒将近万人，所到州郡，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②博学多识，对佛教经典很有研究。他为佛教僧徒制定了“戒律”三条；又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这两件事对于当时和后代的佛教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安的弟子慧远为东晋著名僧人，在庐山东林寺建“莲社”（亦称“白莲社”），宣扬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的说法，后世净土宗人尊之为初祖。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于后秦时到长安传教，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的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等。自中国西去求法的有东晋著名僧人法显。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从长安西行，自海上归来，前后共十四年，历访三十余国，携回很多梵本佛经。归国后在建康译经。又撰《佛国记》，亦名《法显传》，记录他的旅行见闻。是研究五世纪初期亚洲佛教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和南亚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道教 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道教开始分为两派，一为祈祷派，在农民群众中传布，以符水治病，叩头思过，属于秘密结社性质。一为炼丹派，主要为士人信奉，讲求炼丹、辟谷、导引之术①，以求延年益寿。这一派多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务，以两晋之际的葛洪和北魏前期的寇谦之为代表。
二、文学 艺术
魏普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和艺术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所以这样，是和当时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年）是东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的文学很盛，史称建安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诗人们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以当时社会的战乱、人民的颠沛流声为题材进行创作，许多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要求。建安诗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①和蔡琰等。曹操是三国时期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第一流的诗人。从现在保留下来的他的少数诗篇可以看出，他的诗苍凉雄健，才气横逸。五言诗中著名的有《蒿里行》，是描述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连年兵甲不解、生灵涂炭的情况。有名句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②四言诗中著名的有《步出夏门行》，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击乌桓时之作。有名句曰：“骥老伏枥（lì立），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气势雄伟，慷慨悲凉，为传世名作。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后代汉为皇帝，是为魏文帝。他的名作之一《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有名句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反映了徭役征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曹丕的同母弟。他的诗歌以五言为主，词采华茂。曹操在世时，他以才学受到曹操的宠爱。他这时的诗歌以表现其政治抱负和描写贵族游乐生活为主，也有反映当时割据混战、社会残破、人民苦难的诗篇。其兄曹丕即帝位后，对曹植一直猜忌，并严加监视。使曹植长期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则充满了苦闷、消极思想。如他的《野田黄雀行》曰：“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歌表达了幻想逃出困境，获得自由的渴望心情。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幕僚。他的成名作《七哀诗·西京乱无象》描写了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催（jué决）、郭汜（sì寺）在长安互相攻杀焚掠造成的悲惨景象。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见。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博学多才，通晓音律。初嫁卫仲道，夫死，又归母家。董卓之乱时，被虏入匈奴，嫁左贤王。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与蔡邕有旧交，以金壁将文姬赎归，再嫁董祀。她有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五言体尤著名。全长一百零八句，倾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痛苦。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等句，揭露了董卓诱使匈奴和羌贵族残杀汉族人民的罪恶行径。《悲愤诗》还描述了她热爱故国但却要与两个孩子永别的愁苦心情。如说：“邂逅（xiè hòu谢厚）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①田园、山水诗 东晋时期，田园诗产生并有发展。陶渊明的作品是田园诗的代表。陶渊明名潜，东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少年时代，家道衰微。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任彭泽（今江西湖口东南）令，因不肯“折腰”迎接郡里来的督邮，自动解职回家，从此过着田园生活，直至病死。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代表作有《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归田园居》的五首之一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歌表达了他不随俗浮沉，不追逐名利；而是从内心喜爱他那幽闲恬静的田园生活。山水诗派的开创者是谢灵运。他是谢玄之孙，曾任宋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他与陶渊明不同，是世家大族之冠，又身居高位。他描写山水，着意于欣赏、刻划，注重词藻。如《山居赋》，就是描写他的山庄景物之美的。民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相当发展，出了许多传世之作。建安时期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全诗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余字。是描述庐江（今安徽潜山）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他们夫妻的感情本来很好，可是焦母对兰芝百般虐待，并把兰芝赶回娘家，兰芝被迫投水自杀，焦仲卿也自缢而死。诗歌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兰芝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之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用此名。魏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对立的状态。民歌的发展也就带有地区特点。南方的民歌有吴歌和西曲之分。吴歌为建康一带的民歌，西曲为荆、郢、樊、邓一带的民歌。吴歌和西曲多以表述情爱为主要内容，以婉转缠绵为其特色。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吐谷浑（tǔ yù hún土浴魂）、步落稽①等族的民歌，汉族也有不少优秀之作。多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特色。著名的《敕勒歌》原为一首鲜卑语诗歌。在高欢为西魏军击败时，他曾命敕勒族人斛律金唱此歌，高欢合唱，以激励士气。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qi6ng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描写了北方草原苍茫无际的景色，气势豪放。《木兰诗》大约写成于北朝后期，是汉族民歌。长三百余字，内容是描述一位少女木兰代父从军、胜利归来的故事，表达了劳动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不慕名利，淳朴贞洁的思想感情。词句通俗，叙事清晰，脍炙人口。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在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其内容包括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代表作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南朝齐、梁时人，所撰《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十卷五十篇。他在研究了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他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他还认为文学的发展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他在《时序篇》中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对于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工拙进行了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南朝梁人钟嵘撰《诗品》三卷，选择自汉至梁时部分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评论。他批评了片面追求声律及以用典为贵的风气，亦反对玄学对诗歌的影响，主张作品要古朴自然，不要“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石窟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很发展，其中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我国的石窟寺的开凿是随着佛教传布的方向亦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新疆，以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现存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始凿时间约在西晋后期（三世纪末）。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稍晚，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366年）。后历经隋唐至元代，均有修建。现存有雕塑和 壁画作品的共四百九十二窟，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二十多窟。此外，甘肃还有不少属于这一时期的石窟。例如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为西秦建弘年间（五世纪初）开凿的；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是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开凿的。东方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武周山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452年）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年）之间。大同时称平城，为北魏的国都。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又开始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凿窟造像。龙门石窟现存一千三百五十二个，造像九万七千余尊，约有三分之一的洞窟为北魏时所开。石窟寺是一种佛教寺庙的建筑形式，起初是以洞窟为主，后来出现了露天摩崖造像。石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大型佛像神态肃穆安祥，虽静欲动。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高达十七米。窟壁多饰以浮雕，有小型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图像等。图像个个姿态逼真，场面生动。绘画、书法 东晋南朝时期有三大画家，即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萧梁的张僧繇。顾恺之善画人物，注意点睛传神。他的名作有《女史箴》，经唐人临摹，为传世珍品。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将这张画抢走，现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陆探微擅画人物，造型有“秀骨清像”之评。与顾恺之并称“顾陆”。张僧繇亦善画人物，尤善绘佛像，兼工画龙。相传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神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很多，其中以东晋的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最著名。羲之曾从师多人，后博采众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便的新体。后人称他为“书圣”。其书法真迹已无存，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姨母》、《丧乱》等帖，犹可传真。其子王献之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齐名，被称为“小圣”。
三、史学 地理学
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很发展，官家很重视修史，私家修史之风也很盛。最著名的史学著作有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后汉书》是在前人所修的几家“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东汉二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等。原书为九十卷，只有纪、传，无表、志。萧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并为作注，分成三十卷。至北宋时，又将范晔原书与刘昭的八志合刊为一书，成为今本《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为研究东汉史的重要资料。《三国志》是一部记述三国时期一百余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分为魏、蜀、吴三部，共六十五卷，取材较精，文字简炼；但无表、志。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一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