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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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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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缗事,鼓励揭发。《史记·平准书》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封建国家利用没收的大量田地,到处设农官,经营农田。没入的奴婢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或从事手工操作。分到长安为官奴婢的有十万多人。在西、北边郡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有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没收的其他财物充满了府库。算缗、告缗事件是与汉武帝的财政改革联在一起的,虽然打击了许多大、中商人,但也有大量的地主。此事件并非刘邦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为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打败匈奴的侵扰,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前期,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无为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即位,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家。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董仲舒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材,以选拔官吏。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博士均为今文学家。元朔五年(前124年),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学正式开学。充当博士弟子的条件是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由太常负责选拔。又从各郡国县道②中选拔有文学、有教养的青年到太学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称“如弟子”。每年考试一次,优秀的补为郎中、文学、掌故。如是下材则罢斥之。从此,汉朝官吏中多文学之士了。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自初建到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为此后两千余年间的封建地主经济奠定了基础。
  1。农 业
  土地兼并与租佃关系 西汉自文帝时起,土地兼并发展迅速,自耕农纷纷破产,佃农日益增多。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土地税,起初为“十五税一”,后减为“三十税一”。可是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为“见税什五”,即为产量的二分之一。西汉前的佃农主要承受经济剥削。后来的地主多与官僚、商人“三位一体”,交结官府,奴役贫苦农民。佃农承受经济剥削之外,又要承受“超经济剥削”。佃农在开始向农奴化的道路上演变。铁器与牛耕 西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尤其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情况更是如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农业生产是和铁农具联在一起的。《盐铁论·水旱》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就说明了这问题。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黄河流域,有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长江流域,有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在珠江流域,有广西、广东、贵州;此外,还有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主要铁农具因地区而有差异。总的说来,主要有犁铧、䦆、铲、锸、镈、锹、镐、锄、镰、耙、刀等。黄河流域以旱地为主,出土犁铧也集中在这一区域,䦆、铲、锸类掘土工具亦发现很多。长江流域以水田为主,出土䦆、铲、锸类工具亦较多,但不见犁铧出土,可见铁犁牛耕技术尚未在长江流域推广。在黄河流域已发现的犁,有大、中、小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土质和耕作要求。在不少地方还发现了铁犁壁(鐴土),这是在耕地时的一种帮助翻土、碎土的装置。西汉铁犁壁的发现,证明了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左右。西汉时期以牛耕为主,主要是用二牛抬杠的形式。也有马耕。自汉文帝实行“马复令”以后,养马的人很多,马的数量迅速增加。到汉武帝即位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①以马耕田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缺牛马的地区,也有人耕。代田法 西汉时期有关农业的知识已相当丰富,土壤学、作物学等都在发展。广大农民有辨土、施肥、选种、田间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代田法”就是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代田法是一种轮耕制的耕作方法,是汉武帝时的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农民们的生产经验而加以推广的。这种耕作方法是,以宽一步(六尺)长百步的一亩地为例,纵分田地为三甽(quǎn犬,畎)、三陇,甽、陇各宽一尺,布种于甽中。苗长高时,一再用陇土培固根部,作物能耐风旱。第二年,甽、陇互换其位,以调节地力。这是一种适应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的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文献记载,代田法用二牛三人耕作,每年可耕种五顷地,亩产量比用通常的耕作方法耕种的田地可增加一斛(石)以上。多的可增加两斛或更多一些。所谓“二牛三人”,不是二牛各挽一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在前牵牛,两犁并耕;可能是二牛抬杠,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一人掌辕,以控制犁铧入土的深度。代田法推广的范围包括了三辅、河东、弘农和居延等边远地区。赵过还推广耧(lóu楼)播技术,耧和犁形相近似,有三个铁制耧足,同于三个小铁犁铧,三个耧架相联,耧足中空,上通耧斗,斗中盛种子。播种时,一牛拽引,一人扶耧,一边开沟,一边下种,种自耧斗经耧足下播,一日可种一顷。文献记载,亦有二足耧和一足耧。
  兴修水利 汉武帝时,国家富庶,开始大规模的兴修水利。首先开凿的是漕渠,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工,三年完成。主持这一工程的是水工出身的徐伯。过去运粮,自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路程九百余里,需时六个月。漕渠凿成后,西起长安,东通黄河,运程只有三百余里,漕运时间减少了一半,还可灌溉田地一万余顷。关中因是国都所在地,开渠也比较多。除漕渠外,还有灵轵渠、成国渠、渠、六辅渠、白渠等。以白渠为最著名。白渠始凿于太始二年(前95年),在渭水之北,西起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东入栎阳,引泾水,注入渭水,与郑国渠平行,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当时有歌谣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其他郡县的水利也较发达。西北地区的朔方、河西、陇西、酒泉等郡,都开渠引黄河或川谷的水以溉田。中原地区的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以溉田,泰山下引汶水以溉田。其他新开水渠、陂池也很多,溉田各在数千顷或万顷以上。武帝时修治黄河,也是一项重大功绩。黄河原于元光三年(前132年)夏在瓠(hù户)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水经瓠子河入巨野泽,流于淮、泗,被灾地区达十六郡。武帝自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处,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并下令随从他的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薪填决口。在决口堵塞后,武帝又下令在新修的拦河大堤上盖了一座“宣房宫”。从此河水又北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②
  2。手工业
  西汉时期的手工业有国营、官营和民营三种。此外还有家庭副业性质的小手工业。最重要的有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冶铁业 西汉前期,冶铁业有国营、官营(郡、国经营)和民营三种。国营或官营冶铁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刑徒、士卒和雇工。民间的大冶铁家很多。最著名的有蜀郡的卓王孙、程郑③和南阳的孔氏。《史记·货殖列传》曰:卓王孙“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又曰:程郑“贾椎髻之民,富埒(liè劣)卓氏。”孔氏则“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大的民营冶铁业的劳动者主要是雇工,也有僮仆。这一时期的私营铁冶者或冶铁家,由于有强烈的追求利润乃至发家致富的要求,往往倾全力以关注他的事业,例如很注意市场信息、成本核算、产品质量和经营方法。小的冶铁手工业者尤其如此。《盐铁论·水旱》曰:小冶铁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輓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①这一时期是冶铁业的蓬勃发展时期。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收冶铁归国营,垄断了冶铁业。铁官均为官僚,不关心生产和销售,产品种类少,质量差,弊端严重。《盐铁论·水旱》曰:“县官(国家)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尽管是这样,因为冶铁国营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利,终西汉一代,基本上未改变这一政策。西汉一代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至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已基本上代替了铜器皿和铜兵器,产品除农具外,还有手工工具斧、锛、锯、凿等,生活用具有灯、釜、炉、剪、刀、镜等,兵器有长剑、长矛、环首大刀、铁戟、铁斧、勾镶等。冶铁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燃料除用木柴、木炭外,还使用了原煤和煤饼。当时的工人们已发明了焠(cuì翠)火技术。就是在锻造刀剑时,把刀剑烧红,浸入水中,以增强硬度②。纺织业 纺织业以丝织业为最进步,亦有国营和民营之分。国营纺织业主要是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最重要的国营纺织业有三处:(一)东织室和西织室,都设在长安,专为皇室织造衣物。每一织室的花费,每年为五千万钱以上。(二)三服官,设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每年用精美的丝织品制作皇室的冬、夏、春(秋)三季的服装。所以有“三服”之称。三服官分在三处,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花费数亿钱。(三)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也设有服官,专为皇帝和贵族、大臣们制作礼服。
  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用作随葬的丝织品,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花色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菱形几何纹,织制技术有织、绣、绘画等。有的纱料质轻而薄,和今天的尼龙纱差不多。其中的一件素纱单衣身长一二八厘米,袖通长一九○厘米,重量仅四十九克(不到一市两)。漆器业 西汉的统治者和地主、商人都很喜爱漆器,漆器业有很大的发展。西汉王朝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造皇室、贵族使用的漆器和金银■(kòu扣)器,每一工官每年花费五百万钱。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一百八十多件,中有耳杯、盘、鼎、壶、钫、盒、屏风等。漆胎有木质、夹紵、竹质,多在漆面上绘有草叶、花瓣、云气、动物等图案,质地轻巧,造形美观,色泽光洁,工艺水平很高。制造漆器的工序很多,技术复杂,要求很高。《盐铁论·散不足》曰:“一杯棬(quān圈)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说法并不很夸大。
  3。商 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很迅速。标志这一发展的,除汉武帝改革币制,统一使用官铸五铢钱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性质的都会的出现、交通发展和经商哲学的产生。都会与经济区 西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已形成了十几个大的经济区。每个经济区中,有一、二个经济中心。这些经济中心当时叫做“都会”。重要的经济区及其都会:关中地区有长安,河南地区有雒阳,漳河地区有邯郸,勃碣地区有燕(今北京)①,海岱地区有临菑,梁宋地区有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颍川、南阳地区有宛(yuān渊,今南阳),西楚地区有江陵、陈,东楚地区有吴(今江苏苏州),南楚地区有寿春(今安徽寿县),岭南地区有番禺(pān yú潘鱼,今广东广州),巴蜀地区有成都等,均名重一时。这些地区的商品,多聚集到这些都会中,或就地销售,或转运他地。这些都会对本地区的经济起着沟通有无、调剂多寡的作用。各大都会之间,亦有大道或河渠相通连,是一个地区的交通中心。
  陆路与海外交通 这里所说的陆路交通,是指自中原达于边疆乃至国外的重要陆上交通情况。这样的交通在西汉前期已经存在。至汉武帝时,随着对于边疆的经营,更推进了陆路交通的发展。当时的重要陆路约有四条:一条是自蓟(今北京城西南)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一条是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今之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条是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今之缅甸和印度。一条是自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①等地。海外交通也很发达,这和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发展及航海、造船技术的日益进步是分不开的。重要的航线有两条:一条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勃)海,可达朝鲜半岛,再绕半岛而东,可达日本。当时日本称“倭”。一条向南,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沿今印度支那半岛近海南行,可到半岛南部及马来半岛各国;又经今马六甲海峡,西过印度洋,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这些国家运至汉地的货物有明珠、璧流离等奇石异物②,汉人运往这些国家的为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这条海上航线就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商哲学 经商哲学就是所谓的“生意经”,是一种简明扼要的经商理论,是经商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这种理论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至西汉中期,有些已成为商人们的座右铭。例如把“求利”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目标的,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攘)壤,皆为利往。”①为了求利而总结的经验,有“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在这时,农工商三业中,农已被看作是“拙业”,是难以“用贫求富”的。求富最有效的途径是经商。经商也有经商的学问,在财产私有制之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因此经商也要兢兢业业,时刻把握发家致富的决窍。通常的经验有:“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又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所谓来“德”,就是当大地主,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进行地租剥削,可以乐比封君。商人致富之后,把过剩资本投入到土地上去,已是常有的做法,此条经验之重要,已与用武力夺取天下,用文治巩固江山的道理相提并论了。例如说:“以末(经商)致财,用本(农田)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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