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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到站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广播站说。
车厢里立刻欢声一片，“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声此起彼伏。尤反修含着眼泪对我说，我们终于到韶山了。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说，是啊，真跟做梦一样。下了车，迎面见到毛主席巨大的石雕像，激动得两条腿都见软。前来瞻仰的人们轻轻地迈着碎步，给韶山渲染出一种别样庄严的气氛，大伙儿排队依次走向主席故居，虽然早已在电影里无数次地见过那一桌一椅一木床，但近距离地接触还是感到鼓舞，并从中获取了无穷的力量。柳纯沛即兴赋诗一首，但是人太多，也太嘈杂，我根本听不见他朗诵的声音。在故居跟前，郑建国慷慨地给我们每个人都单独照了一张相，为照相，几个女生又找地方梳洗了一下，焕然一新地托着红宝书，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尤反修她们几个女生凑钱请我们吃了一顿包子，咸淡正好，只可惜少了点，一人给俩，女生可能会饱，而我们才刚刚半饱，我怕再让人家女生花钱，就故意摸着肚子说，有这顿包子垫底，我再步行走五十里没问题。杜寿林比我更夸张，他说，我能走一百里。虽然我珍惜在革命圣地待的每一分每一秒，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敏感问题：下一顿饭怎么办？还让女生掏腰包，显然不合适；接着偷，在这里绝对不可以，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生活小节问题。江晓彤说，去长沙，到那里就会有办法了。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认为。于是，达成协议，不再耽搁，向长沙进发。有人反对，我们也不去理会它，我跟江晓彤表现得十分坚决，暗示大伙儿，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了，那便是服从。到车站，我们都惊讶了，居然有那么多人聚集在那里，几乎是人山人海。站台的服务员说，这还算是人少的一天呢，人多时能有二十万人！排着队，大概等了七八趟车，直到黄昏，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跟打仗一样冲进车厢，相互传递着行李，这是今天路经韶山的最后一趟车了，所以人们都涌上来，连茅房都被乘客占用了，拥挤程度甚至可以跟我们打北京出来乘坐的那辆车媲美。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办法给几个女生找到了立锥之地，让她们好打个盹，这些日子她们累得已经够呛了，累得连臭美的心情都没了。石磊，我没发现你还这么喜欢讨好女孩……杜寿林挖苦我，可是话说到一半就不敢言语了，他见尤反修她们都愤怒地瞪着他，他褪褪脖子躲开了。你也过来挤挤吧，尤反修给我挪出个空隙。假如我真的跟她们挤在一块，我们那几个哥们儿还不得将我给嚼了？我赶紧说，不了，我还是到车厢接口凉快凉快去吧。尤反修明显是被激怒了，她大概是觉得我这么公然地拒绝她，叫她下不来台，就愤愤地说，不来拉倒，好心不得好报。我没跟她一般见识，女孩都是三花脸，我知道。
到长沙，我注意到街上的巨幅标语铺天盖地，一点儿不比北京的少，游行队伍也一拨接着一拨地走过，道路常常被隔断，过一条马路要等上半天。江晓彤说，这里的运动真是够热火朝天的。他力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振奋，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他内心的恐慌。我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接待站，先解决吃喝问题。江晓彤说，那倒是。我们跑到站长室，打听接待站的地址，站长竟然说不知道，叫我们去找一下“高司”的人问问。我说，“高司”是谁？站长仿佛瞅土包子似的瞅了我一眼，你们连长沙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都不知道？那可是张平化当顾问呀。
显然，这个“高司”在长沙大名鼎鼎，除了我们几位，几乎家喻户晓。果然，“高司”不难找，可是找到他们，他们一看我们是中学生，连珠炮似的问了我们一大堆问题之后，却说，听说要筹备一个“井冈山”组织，都是中学生，你们该去找他们。我们傻乎乎地去找“井冈山”，结果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更别说有什么筹备处之类的机构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忍不住骂起他们来，操，拿我们当猴耍，竟然骗我们！
其实，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想骗谁，只不过这个组织是在一个月以后才正式成立，我猜他们八成也是通过什么内线，提前得到了情报。
最后误打误撞到一个叫湖南农学院的地方，这里边有个联络站，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他们却说大串联的接洽事宜不在他们负责的范围之内，我们刚刚涌上心头的希望，立刻被失落所替代。郑建国干脆躺在校园门口的台阶上，我哪也不去了，实在不行，就在这睡一晚上，他说。颓丧的情绪很快感染了每一个人，大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仿佛再也无力站起来了。要不要求求他们，收留我们一夜？江晓彤对我说。我们出来是播撒革命的火种的，不是沿街乞讨的，一路颠簸已经消耗掉了我的所有好脾气，所以我一张嘴便充满了火药味。这时候，一个念头忽而闪过，我对江晓彤他们说，你们就在原地待命，我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转身我就走，江晓彤说，我也跟你去。尤反修也说，还有我。联络站的人见我又回来了，用迷惑的眼神注视着我，仿佛在问：你还想说什么？我说，你们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我们景仰的地方，想不到的是，我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受到的却是冷遇，这让我们太失望了，我竭力保持着平静。江晓彤也跟着推波助澜，你们简直是给湖南人民脸上抹黑。联络站那人好像被我们的指责说傻了，浑身都凝固了似的，你们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具体要求？他问。我说，我们需要借少许的差旅费。他说他要请示一下，掉头进到另一个房间里，我猜他是打电话去了，出来后，他问我，你们需要借多少钱？我本想说五块来着，可是话到嘴边却成了八块。他叫我们出示单位介绍信，江晓彤掏出来递给他，他记下学校和姓名，然后拿钥匙打开抽屉，给了我八块钱，并告诉我，这是他们与各高校联络时所需的交际费。我们谢了他，就跟鸟一样的跑出校门。江晓彤说，这下子我们又可以抵挡一阵子了，走，找家饭馆撮一顿吧。我说，这个钱得存起来，以备万一，现在我们再去找接待站，到那蹭饭去。连尤反修都说我，你忒贪心了。我说，我是饿怕了。出于安全考虑，我把八块钱藏在女生那里，她们心细，不容易弄丢。拐了十八道弯，我们终于找到了串联接待站，到门口一看，我们都惊呆了，简直是人满为患，等待办理住宿的人起码有上千人，即便是工作人员效率再高，一两天之内也轮不上我们，而此时此刻的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敞开肚子饱吃一顿，然后找个地铺，呼呼大睡一觉。可是，那区区八块钱，只要一大手大脚，没两天，我们就又变得一穷二白了，所以，我决定让他们找个僻静地方靠一会儿，我来排队，杜寿林说，咱俩一块儿排，能说说话，解解闷。江晓彤也说，别光累赘你一个，我们大伙儿轮流排队。女生说，石磊这一天已经累得够呛了，该我们半边天站出来了，让他歇歇，否则我们不落忍。这话听上去挺叫人感动，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庸常，而是高大了许多。
当然我不能让女生伺候我们，困难关头，我来上。排队的时候，前后左右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凑一堆，各自炫耀着各自所在城市的大好形势，卖弄各自横扫四旧的成就，拼命给他们的所作所为涂上一层光彩夺目的亮色，我们因为小一点，值得一吹的不多，表现欲自然也就不强。他们的表白，或激扬，或血腥，或暴力，或滑稽，都有让我羡慕的地方。杜寿林却告诫我，别信他们的，为了叫人刮目相看，他们总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也许实际情况比咱们还惨呢。左边一位一直在讲怎么样打人能又疼又没有外伤，右边这个则在讲如何用烙铁烫走资派的脚心，叫他不敢不认罪，我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可能琢磨出这么多整人的招数来？我背后甚至有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是抱着孩子来串联的，我问她这个孩子是谁的，她说是她的，才三岁，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出生的前一个月死了，我问怎么死的，她说两派干仗，把一辆公共汽车点着了，而她丈夫恰巧在那辆车上没有跑下来……我问，结果就这么死了？她说，结果就这么死了！她还说，她此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串联，一个是上访，给她丈夫伸冤。
杜寿林怕我们的同情丧失了立场，特意还问她是什么出身，她说她爸是农民，她爸的爸爸也是农民，解放前，房屋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下，我们放心了——自己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同情她和她怀里的孩子了。
孩子哭了，她晃着唱着试图让孩子平静下来，但是不管用，她只好解开衣扣，喂孩子奶，孩子这才老实，不闹了。她白晃晃的胸脯，让我跟杜寿林的眼睛无所适从，我说，要不你先安抚孩子，我们替你排队，等到轮到你时你再回来。她说，你顺便也把我的手续办了吧，就算你们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她根本就没介绍信，她找过他们当地的支书，支书不给她开，于是，她就只好以盲流的身份四处奔走。好了，她离开队伍，到道边去了，我跟杜寿林都不再心慌意乱。尤反修怕我寂寞，过来陪我，杜寿林很识趣地走开，他说他想迷糊一会儿，我假惺惺地说，再坐一会儿吧，他没理我。我把刚才那个抱孩子女人的故事讲给尤反修听，她头一个反应居然是，她不会是骗子吧？我反驳她说，怎么会，她是个女的呀。她说，世上女骗子多得是呢。我又说，而且她还是个孩子的母亲。她说，有孩子的母亲也照样可以骗人。我生气了，生她的气，在我心目里，女人，尤其是做母亲的女人一直都是神圣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她亵渎了她们。尤反修见我嘟噜着脸，就主动求和地说，我也没说这位上访的女人就是个骗子，只是说有极少数……我没回话，她说，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刚认识你的时候还不这样。其实，不止是我，我周围几乎每个人的脾气都越来越大，在接待站排队的这一天半时间里，起码有六伙人干起来，有两个甚至皮开肉绽，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抢救，常常是一言不和，就大打出手，而且打起来不要命。
那个女人奶完孩子，又回到队伍中来，尤反修问她，你觉得你能替你丈夫伸冤吗？那个女人说，我没想为他伸冤，我是想为我自己伸冤。这倒是出乎我的意外，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却又不敢瞎问，那个女人直率地告诉我们：她的丈夫遇难之后，她们的村支书就一直打她的主意，终于有一天，趁她疲劳过度昏睡的时候，把她强奸了。她气不过，觉得他是趁火打劫，没人味，就去告他，告到大队，大队公开包庇村支书，她又告到公社，公社抹稀泥，想给她些经济补偿就算了，她只好告到县政府，县政府因为被县中学的革命小将砸了，负责人都被押起来，没人管，于是，她干脆跑到地委来告状……尤反修愤愤地说，如果地委还不给你做主的话，我们就跟你一起去，把欺负你的那个流氓抓起来，绳之以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尤反修这么慷慨激昂。
那个女人却说，我不想叫你们帮忙，我要自己弄倒他，让他跪在地下给我磕头。办完手续之后，我们有了住处，那个女人也跟我们在一起行动，只有我们去各个院校抄大字报的时候，她不跟着，她单独活动，抱着她的孩子。现在，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她要想打官司告状，恐怕都找不到地方了。她每天的收获如何，我不用问，只要看看她灰色的脸色就什么都知道了。我想安慰她，却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总是问她，孩子饿了吗，要不要吃东西？她也总说，不要。有一天，她对我说，小石，往后你甭老是把对不起挂在嘴头上，你难道看不出来？世道变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的所有美德，现在一股脑儿的都成了罪过，凡是过去的恶习，现而今都时兴起来了，能打的就是好汉，能骂的就是能人，能跟领导调皮捣蛋的就是英雄，你想要吃香喝辣的，就听我的劝。
接触勤了，那个女人对我说了很多叫我一辈子都难忘的话，比如，她说旧社会没什么不能没钱，这年头没什么不能没权，就是一个小队长，在村里也有耍不完的威风；再比如她说，你要不想被人家祸害，你就得时常地提防着，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他们的一举一动你都记心里，用心攥住他们每个人的把柄，他们要祸害你，你就将把柄一亮，他们便老实了。尤反修被她所说的这一切给吓着了，嘴唇颤抖着说，要是社会像你说得那么可怕，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那个女人说，解放前你不想活，你那是活该，现在你要不想活，那你是自绝于人民，你家里老老少少都得受连累。我坚信她是因为个人命运的悲惨，才导致对现实这么悲观，其实，社会不是她所说的那样。我嘱咐尤反修别把她的话扩散出去，让人家听见，非扣她一顶反动的帽子不可。
可是，可是，尤反修可是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囫囵话来，她显然在犹豫，该不该把她想说的话说出来。
我不催她，等着她说，她挠挠头皮，从她短袖衫的袖口我看见了她的乳房，不大，却很结实，我赶紧把视线移开，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她说，我总觉得，这次出来所见所闻，跟教务主任和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大不一样。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尽管我没说。
她原本又大又亮的眼睛非常迷惘地注视着我，你说，到底是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两者可能都出了问题，我含糊其辞地说，我们再走走，再看看，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还过早。
她拉住我的手，使劲儿攥着，我觉得你就是比我强，考虑问题一点儿不那么孩子气，而且成熟，她夸我道。
我觉得我一点儿都不成熟，只是不敢像她那样心直口快而已，我想，这只说明我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虚伪罢了。
江晓彤很快就跟当地某中学的造反派联系上了，我理解他，我们总不能老在长沙白吃干饭，该有所作为才对。
我们要编一个活报剧，江晓彤说。
那么剧本写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我问。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一下子涌动出来，小时候，我最想演《在烈火中永生》当中的小萝卜头，只要眨动眨动一双纯净的大眼睛就叫观众感动得要命。
江晓彤却说，剧本得要我们自己编，充分调动我们大家的聪明才智，依靠集体的力量。
我们自己编，再自己演？我突然来了兴致，仿佛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推动着我，跃跃欲试。
你去把同学们都招呼来，江晓彤说。想不到所有人都很振奋，从不怀疑自己是否能演戏或者是否能演好戏。
我发现，我和他们一样，都相信自己无所不能。
光编这个剧本，就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