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两个孩子用小报车装来他们从废墟堆中拣出来的碎砖块，夫妻两人砍砍刮刮把碎砖块砌上去。房屋的残骸好象给这一家人的形象装上了边框，深深铬刻在莫斯卡的记忆中。最后一道日光也消失了。整个街道和那些人都成了一团团黑影，在一个更黑更大的黑影里移动。莫斯卡回到自己房间。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酒瓶，喝了很长时间，穿什么去呢？他得想想，“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我不穿军装。”他穿上一套浅灰色西装和白色敞领衬衫。屋里的东西也没有收拾——箱子是打开的，但东西都拿出来了，脏衣服扔在地板上，刮脸刀具乱七八糟地甩在床上。他最后又喝了一大月酒，然后跑下楼梯走进外面热烘烘的夏夜里。
他搭上一辆电车，售票员一眼就认出他是美国人，问他要一支烟。莫斯卡给了他一支，然后就注意地看着对面开过来的每一辆电车，心里想她也许已经离开她的住处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了。好几次他不由紧张激动起来，以为看见她了，他看见有的姑娘的背影或侧影很象她，却又无法断定。
他下了电车，当他沿着记忆中的街道往前走的时候，记不清是哪座房子，只好挨门挨户查看大门上的住户姓名。他只找错了一幢房子，第二家门上就有她的名字。他敲敲门，等了几分钟，又敲了几下。
门开了，就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他认出那老妇人就是这里的房东。她的灰白头发整齐地盘在头上，穿一身黑色的旧衣裙，披着磨露了线的披巾，所有的老妇人都有她的这种哀愁。
“您找谁，先生？”她问道。
“海莲小姐在家吗？”莫斯卡对自己说出那么流利自如的德语有点吃惊。
那老妇人没有认出地来，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他不是德国人。“请进，”她说。他随她走过灯光暗淡的大厅来到房门口。那老妇人敲敲门说：“海莲小姐，有客人找你，是男的。”他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温柔却带几分意外。“男的？”然后又说：“请稍等。”莫斯卡打开门走了进去。
她背对他坐着，匆匆忙忙地往刚洗过的头发上夹发卡。她身边的桌子上有一块黑乎乎的面包。靠墙放着一张窄窄的床，旁边有个床头柜。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海莲把头发卡好了，接着伸手一把抓过桌上的面包想往柜子里放。她这才转过身来，看见莫斯卡站在门上。
莫斯卡看见她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几乎只剩下一副脸架骨，身子比他记忆中的还要单薄。她手里的面包掉在高低不平的木头地板上，脸上的表情并无惊奇，莫斯卡甚至觉得那样子是烦恼和几分不快。可是她的脸马上就蒙上了悲哀。他走到她面前，她的脸看上去全是皱纹，泪水顺着那数不清的皱褶淌下来，滴在他抓着她瘦削的下巴的手上。她垂下头，脸紧贴在他的肩膀上。
“让我看看你，”莫斯卡说，“让我看看你。”他想把她的脸抬起来，可是她使劲贴着他的肩。“好了，好了，”他说，“我是想吓你一跳。”她还在抽泣，他无能为力，只得四处打量等她平静下来。他看看那窄窄的床，老式的衣柜，梳妆台上放着他给她的相片，放大了还配上了镜框。难一的一盏台灯光线暗淡，微弱的黄光使人感到压抑，墙壁和天花板由于屋顶上的碎砖烂瓦的压力而往里隆起。
海莲终于抬起了头——她又哭又笑，“唉呀，你呀你，”她说：“你怎么不写封信来？怎么不事先让我知道一下？”
“我是想吓你一跳，”他又这样说，他温柔地吻她，她靠在他身上，用徽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刚才我一看见你时，以为你是死人，又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在发狂，我也讲不清，我的样子太难看，刚洗了头。她低头看着自己穿的丑陋的家常衣裙，然后又擒起头看着他。
他现在看清她眼睛下面的黑圈了，好象她脸上其他部位的色素都浓缩起来把这一圈皮肤染成几乎是乌黑的。他的手接着她枯萎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她的身子紧贴着他，硬梆梆瘦骨磷蛔。
她微微一笑，他发现她嘴角处的牙齿有个缺口。他轻轻抚着她的脸颊问道：“这是怎么啦！”
海莲有点窘迫。“那个孩子，”她说。“掉了两颗牙。”她对着他笑，孩子般地问道：“我看上去很丑吗？”
莫斯卡缓缓地摇摇头。“不，”他说，“不丑。”他想起来了。“孩子怎么啦？你把它搞掉了吗？”
“没有，”海莲回答，“孩子早产了，只活了几个小时。我出院才一个月。”
她知道他不相信，知道他对她缺乏信任，于是她走到梳妆台边上抽出一捆用旧绳子系着的纸，翻了一下，递给他四份官方文书。
“你看看，”她并不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或感到气愤，因为她明自在那个世道，那种年头，她必须得出示证据，人与人之间没有绝对的信任。
几个不同机关的公章和封条消除了他的疑虑，他几乎歉疚地相信了，她没有撒谎。
海莲走到柜子那儿拿出一大堆衣服。她一件件抖开，有小衬褂，罩衫，小裤子。有的布和颜色都是莫斯卡眼熟的。他明白了，因为手头一无所有，她只得把自己的衣裙，甚至内衣都剪了，改成小衣裤给孩子穿。
“我知道那一定是个男孩，”她说。听了这话，莫斯卡顿时怒火中烧。他气的是，她为孩子失去了脸颊上的红润，牺牲了身上的肌肉，献出了两颗牙齿，还有那巧手裁剪的小衣裤，可是她什么报答也没有得到，他明白：促使他回到这里来的是他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她的。
莫斯卡坐在床边上，海莲挨着他坐下。一时两人都拘谨起来，呆呆地望着空空的桌子，唯一的一把椅子，犬牙交错的墙壁和下陷的天花板。然后他们缓慢地移动，如同是某一古老部落的仪式，异教徒们正在与一个威严却又模糊不清的神缔结关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仪式会给他们带来灾难还是好运。两人终于躺在那张单人床上结合在一起了，他的情欲来自酒兴、内疚和追悔，而她则是出于爱心和柔情。她坚信这次的结合是吉祥的，会给双方都带来幸福。她默默地承受了他给她尚未复元的身子造成的苦痛，承受了他狂野的激情，承受了他对她，对他自己，对世上所有一切的不信任。她明白：不管怎样，在这世上他所有认识的人中间，他需要的是她，需要她的忠诚，需要她的身躯，也需要她的信任和爱情。
五
莫斯卡感到停战后的第二个夏天日子过得很快。空军基地的工作很轻松，好象是专门为了给埃迪·卡辛作伴，听他讲些快事，或者在他醉得不能回来工作时，为他圆圆场。埃迪·卡辛也没啥事干。福特中尉每天上午来呆上一会儿，签签文件，然后就到基地地面指挥处，汗流夹背地作—次飞行，跟结伴飞行的人员聊聊天，打发日子。下班后，莫斯卡和沃尔夫及埃迪，有时和戈登一同在地下餐厅吃晚饭。这里是专为驻不来梅的美军军官和文职人员设立的便餐厅。
他每天晚上和海莲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同躺在那张长沙发椅上看书，收音机拨到一家德国电台，收听轻音乐。每当这温馨夏夜的最后暮色消逝时，他们总是相视一笑，便去就寝。让收音机开到很晚。
他们住的这层楼很静，然而楼下几层都是夜夜有舞会。在夏季的夜晚，收音机的声音响彻整个麦茨大街。每辆吉普车坐满了身穿棕绿色文职人员制服的美国人，怀里搂着漂亮的、露着大腿的德国姑娘。在楼前停下，一片刺耳的刹车声和年轻妇女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人声笑语和叮当作晌的碰杯声吸引着街上的行人。他们以一种谨慎的好奇心扭过头来看看，赶紧走开。再晚一些，他们或许能听到埃迪·卡辛在楼外和他的一个女相好一边撕打一边醉醺醺地咒骂。有时舞会散得很早，于是深夜的微风吹动楼下街道两旁的树叶和枝干，抄抄作响，它的清新气息被瓦砾堆的霉昧所污染了。
每逢星期日，海莲和麦耶夫人一起在麦耶的顶层套房里准备正餐。通常都有埃迪和莫斯卡开车到近郊农场买来的一只兔子或鸭子，配上从同一个农场的菜园子里买来的蔬菜。然后用从随军贩卖部买来的咖啡和冰淇淋结束这顿聚餐。饭后，海莲和莫斯卡通常离开埃迪和麦耶夫人，自行饮点酒、穿过城市走很长一段路，出城朝那一望无际的绿色乡野走去。
莫斯卡抽着雪茄，海莲穿着他的一件浆过的白衬衣，袖子整齐地卷到肘部以上。他们走过警察局，那巨大的、绿色混凝土结构的大楼布满了爆炸留下的灰色凹形斑点。再往前不远，路过格洛克大厦。如今这里是美国红十字协会。大厦正面的广场上，一群孩子守候在那里乞讨香烟和巧克力。还有一些脸上留有胡茬的男人头戴纳粹国防军军帽，身穿染过的军上衣。只要有个倚楼而立的身穿草绿色制服的美军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他们马上就捡起来。这些美军惬意地度着时光，观看过往的妇女，找出那些“小姐”们。她们走路慢悠悠地，像走踏板似地在你面前晃过，一会儿绕过大厦又走了回来，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走着。美军观看她们就好象在观看一个熟人乘坐旋转木马似的，那熟悉的面孔准时无误地出现在这些望眼欲穿，从中取乐的旁观者眼前。在这温暖的夏日午后，广场就象—个欢乐繁荣的集市，使得这一天看上去不象是个星期日，把星期日的宁静和停工休息的气氛冲掉了。
草绿色的军用客车和沾满泥浆的卡车，每隔几分钟就源源驰进广场一批，有的是从不来梅周围的营房，有的是从远处的不来梅港把占领军送来，美军一个个身穿笔挺的草绿色呢军装，裤腿整齐地塞在擦得锃亮的红褐色短筒军靴里，整洁面美观。还有身着厚毛织品，头带贝雷帽，满身大汗的英国兵。美国面船上的海员一个个穿着破烂的裤子和肮脏的毛线衫，偶尔还留着毛烘烘的长胡子，看上去很租野。他们满脸不高兴地等着宪兵检查证件，然后才能进人大厦。
德国警察身穿染过的军装式的制服，四下清理广场。把小乞丐朝旁边的小巷里驱赶，把面色憔悴的，捡烟头的狙击兵往广场的僻远角落推。然后让他们在德国交通大楼的台阶上休息。在大厦周围兜圈子的“小姐”们微微加快了步伐，但没有人去干涉她们。
莫斯卡总要在红十字会里买些三明治，他们继续往前走，汇合在朝伯格公园去的人流中。
敌人在星期日仍然进行他们传统的午后散步。德国男人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有的嘴里四个空烟头，妻子推着婴儿车，孩子们在前面文静地、有气无力地跳着。午后的微风从康墟上掠过，吹起松散的泥土。夏日的艳阳把这些泥土集结起来，然后布满天空。结果，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形成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金色的灰尘罩子。
越过砖红色的莽莽废墟——这里的房屋已被夷为平地，遍地碎瓦、灰烬和废铁——他们终于出了城，来到了乡间。他们一直走到精疲力竭，才在一片绿色的、长满了沉甸甸庄稼的田野里停下来。他们在那里休息、睡觉、吃带来的三明治，如果这地方非常僻静，与世隔绝的话，他们就在这个天为帷幕、地为床的环境里一声不响地做爱。
当阳光越过天空，照射到他们脸上时，他们就漫步回城。莽莽废墟的上空，黄昏即将降临。于是，当他们走进广场时，就会看到美国兵正纷纷从红十字大厦离去。胜利者们吃饱了三明治、冰淇游、可口可乐，打够了乒乓球，享足了亥舞伴那职业性的、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的亲热。士兵们在街上游荡，好象没着没落流落街头似的。一群群来回走动的德国“小姐”们一个个都不见了。敌人和征服者肩并肩地沿着遍地瓦砾的小巷，向毁损的建筑物里尚未完全倒塌的房间定去，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就随便找个洞穴。广场上漆黑一片，几乎万赖无声，只有寥寥可数的还不死心的乞丐，一个孩子和几个筋疲力尽的，现在已不再走动的姑娘。模糊不清的音乐从一场即将结束的巡回表演传出来，穿过大厦，缀绕在黑暗广场上那沉默无语的人们的上空，经过废墟落到威悉河，好象追随废墟去到这静静的河里似的。于是，当莫斯卡和海莲沿着河提往前走时，他们把这音乐声抛在后面，越过河水凝视着对岸月光下隐约可见的城市。
在麦茨大街，麦耶和埃迪准备好茶水糕点等着他们；有时，埃迪醉得昏昏迷迷地躺在长沙发椅上，但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苏醒过来。他们喝着茶，安闲地聊天，感受这令人舒服的夏夜的新的恬静，渐渐昏昏欲睡。这样，他们就能安然无梦地睡个好觉。
六
美军宿舍里，莫斯卡的厢壁房间住着一位个子不高，体格粗壮的文职人员。他身穿檄揽绿制服，但制服上缝有一小块蓝白色相间的布，绣着AJDC四个字母。人们很少见到他，宿舍里也没有人认识他。但深夜时刻，就能听见他在屋里走动，收音机轻轻地响着。有一天晚上，他让莫斯卡搭乘他的吉普车。他俩一同前往那家地下餐厅吃饭。他叫利奥，为美国联合善后委员会下设的犹太人救济组织工作。这几个宇首的字母也用白色大宇印在他的吉普车上。
当他们驶过一条条街道时，利奥操着英国口音大声问莫斯卡：“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看起来很面熟。”
“战争刚结束时，我正好在军政府工作，“莫斯卡答道。他断定他们不曾见过面。
“啊，啊，”利奥说，“你是和那些拉煤的卡车一起来格罗的，嗯？”
“对呀，”莫斯卡惊讶地说。
“我那时住在那里，是一个难民，”利奥咧嘴一笑，“你们没把工作做好，许多周末我们都没有热水用。”
“我们一时出了点问题，”莫斯卡说，“解决了。”
“是的，我知道，”利奥微微一笑，“采取了法西斯的办法，但或许是必要的。”
他们一同吃了晚饭。正常情况下，利奥本会胖些的。他长着一个鹰勾鼻子，大骨骼脸，左脸痉挛性地抽动。行动紧张而迅速，但却有着从来没参加过任何体育运动的人的那股笨劲儿，全身动作不协调。他对体育运动一窍不通。
喝咖啡时，莫斯卡问道：“你们那些人都干些什么？”
“这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活儿，”利奥说，“给那些在集中营里等候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发放生活必需品。我自己也在布肯瓦尔德集中营呆了八年。”
莫斯卡心想，很久以前——那已是不再可能成为现实的了——他就有一个愿望，也是他应征人伍的一大原因：捣毁集中营。但他没能去。是照片上那家伙起的作用，就是格洛丽亚，还有他母亲和阿尔夫一看就吓坏了的那张照片。想起这个，莫斯卡心里就升起一股很不自在的困窘和羞傀，因为现在他差不多把这个心愿忘了。
“对，”利奥说，“我十三岁进去的。”他卷起袖子，手臂上好像用紫墨水印了一个六位数的号码，号码前有一个已模糊不清的字母。”父亲和我一块儿在那里。他死了好几年后，集中营才解放。”
“你英语说得相当好，”莫斯卡说，“谁也不会以为你是德国人。”
利奥看了看他，微微一笑，迅速而紧张地说：“不，不，我不是德国人，我是犹太人。”他沉默片刻，“当然，我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