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军队产生离心倾向,蒋介石在每支部队都设置了监视人员,他们直接对蒋介石负责,一旦认为军队出现异常情况,可以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这就使得在前线打仗的人,人人自危,害怕特务告密,而不敢随便串联走动,更不敢对蒋有非议。
1933年11月,正当蒋介石集结重兵,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发生了福建事变,蒋介石的后院起火。为尽快解决福建事变,他制定了三路围攻的军事计划,卫立煌被任命为总指挥。12月下旬,卫立煌的部队迅速抵达福建北部,对19路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因福建人民政府中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弱,旋即失败。卫立煌立了大功,因为部队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战争一结束,各个部队都要回原防地。解散前夕,各部师团长和参谋长、处长等,在一块聚餐喝酒,随后,各部队长官打了一晚的麻将。
次日中午,卫刚刚吃完饭,蒋介石来了电报,卫以为是“军国”大事,谁知电文只有一句:“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大吃一驚,急忙召集左右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是军中特务告的状,但又不知道特务是谁,卫自觉大事不妙,只好承认过错,发电报告诉蒋说,昨天晚上是我的责任,我有错误云云。蒋介石又发一电,称:“戏言也,勿介意,中正。”卫立煌见了这封电报后,才放下心来。但以后带兵,更加小心为是。
第三,为了使军队绝对服从于他,还特别对军队实行思想控制。在曾国藩的军队中,带兵的人都是信奉儒家思想的,在思想意识上是一致的,这是他能控制军队的思想基础。为了使军队效忠他蒋介石一人,蒋介石提倡治军要先“治心”,他特别重视向军队灌输他的一套思想,他从古代中国哲学中选择有利于他自己的东西,加以发挥,对“三纲五常”、“忠孝仁义”重新阐释,灌输到军人意识中云,以在思想层面将军队牢牢控制。
蒋介石在军队建立政工系统,承担监视和灌输思想意识的功能,这一做法后来被他的儿子蒋经国加以强化。50年代,在台湾,蒋经国进入军队,首先控制了军队的政工系统,这为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所不满,吴有点书生意气,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军队就没有政治工作,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应该有,军队中军人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吴蒋之争的是非有很多版本的说法,但从军队中政工系统的设立这一点看来,吴不了解蒋家的统治的权谋,可见一斑,他最后失败,实属情理之中。
评析:
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说,周恩来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认为蒋介石军事才能平庸,而权术谋略较高。确实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争胜利之例不多,但其政治手腕诡诈,不能成功地统军打仗,却能够治军。让全军服从他一人,是蒋介石治军的根本原则。不过他治军的理念与方法陈旧,可以说是封建宗法思想加上法西斯主义,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采用特务监视的方法治军,在组织上实行严格控制;要求军队绝对忠于领袖,服从于他,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这样的治军理念和方法虽然十分落后,但也比较管用,正是靠这样的权谋、权术,形成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庞大的嫡系常规军。
蒋介石靠军队发迹,靠军队使各路军阀臣服,更是凭手中的军权在与政敌争权夺利的角逐中获胜,不仅攫取而且长期坐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他的确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真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自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国后,民主政治开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未来发展的大趋向。尽管枪杆子可以打天下,然而,治理天下,绝不能仅仅靠枪杆子,不能只靠强权,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政制,民主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说,蒋从靠军队发迹之日起,就已潜伏着失败的因子。
在治军方面,蒋介石只注重部队对他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严重地禁锢了部队的思想,使因国民党军队缺乏创新而死气沉沉。他强调自己在部属中的绝对威权,常常是越俎代庖,扼杀了将领们的军事才能;他精心培植嫡系部队,在军队中助长了军队中的派系林立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离心力。在后来的国共大决战中,使自己掌握的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在战斗力上却处于劣势,最终几乎被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全歼。除其违背潮流与民心等根本原因外,他在治军上的严重缺陷也是导致指令性的重要原因。
博篇第8节 敢于冒险,以命赌运(1)
凡是有大志想作为者,总是要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去拼搏。蒋介石也有这种精神,但由于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受“冒险家乐园”环境的熏陶,使一种常人的心态发生变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往往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赌徒心理,察势赌时,谋定后动,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蒋介石却不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厉害,不计成本,即使以身家性命为赌注,也不惧怕。
事例:
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首先,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护国运动期间,奉命到山东任以居正为总司令的司令部参谋长,蒋任职负责,踌躇满志,本想尽心事职,展现出治军才能,因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常盛气凌人,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有人向孙中山告状。蒋处境不利,在任职仅13天就离开部队到上海,与张静江等人合伙经营证券交易。后来在受命到粤军任职,前前后后达四五年,在此期间,自动离开粤军不下十次。在护法运动期间,他受孙中山的指派,到陈炯明部队中任职,由于粤军有严重的排外倾向,寄人篱下,处境窘迫,加上孙中山一直没有给他单独率部的机会,感到无作作为。于是辞职报告一打,便拂袖而去,回到上海,1919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举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多次自动离开部队,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军队内部派系斗争作祟,也有他自己个性倔强、傲慢,为他人所难容。但这些只是表象,从深层次考究,那就是权欲的驱使,而并非心灰意冷,放弃权欲,淡出政治。有一首因国事变故而写的诗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诗曰:“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蒙混,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这首仿曹操的《观沧海》的诗,很有气魄,诗志表明蒋的退并不是意志消沉,只不过是为了寻找时机,以退求进而已;这种退也不是“守株待兔”似的消极等待,而是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
一是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书,对北方的军阀势力的分析极详,并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分两步实施的北军作战计划。
1918午3月12日,应孙中山电令.离沪赴粤。途中又写了《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10日上呈孙中山。他到广东就任粤军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后,马上拟定《第—、二两期作战计划》,并立即赴潮安、三河坝前线视察,积极有为,提出“先谋自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谋制胜之方也”。
1921年1月,他上呈《军事意见书》,就革命军北伐提出了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目的地,还设计了兵分三路的北伐路线。尽管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被采纳付诸行动。但这一意见书所设计的路线,为1926的北伐所印证,还是比较可行的。他的多次军事建议,展现出军事谋略的才能。
蒋介石所提建议,不局限在军事谋略上,而且还能就政制和时局的走向发表自己的看法。1919年2月,他写了《废督裁兵议》,提倡军队为国家之军队,主张全国设一个“军政检定会”,监督军政。他说,这可以使“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些民主主义观点,而真心实意地反对军阀专权。当然,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用来反对军阀专权的权宜之计,他到了当权后并没有真正实行。
他不仅进顺耳之言,还敢于向孙中山进逆耳之言。如:1921年5月,他写了《上总理书》,针对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一事,发表不同意见。指出,这是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内部团结,不应借重外交,因为外国人是不可靠的。他强调,只有自身巩固,则外人压迫也是不怕的。否则,内部不团结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认。最后,他建议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有发展之余地。谏逆耳之言是有风险的,然而,孙中山是一个十分开明的领袖,对此不仅没有反感,后来,在平息陈炯明叛变后,1923年2月再返广州时,就未建总统府,而先建大元帅府,这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有关。
二是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有两本,一本为《巴尔克战术》,这本书是德国一个普通文人写的,被德国人奉为宝典;另一本是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视为宝典。这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除学习军事著作外,还读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类的书籍,当然,读得更多的是王阳明的理学、曾国藩的著作,从中感悟做人、成就大事业的道理。
为了鞭策自己,他请孙中山书写了内容为“静、敬、淡”的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对于蒋介石来说,在赋闲时读书,不是一种规避和消遣,而是以退为进心理所使然。通过学习,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充电蓄能,这种退并非平庸的招术。
三是与孙中山多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1918年,广州护法政府因军阀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意见,并一直反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于同年5月,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将孙'被屏蔽广告'中山唯一总裁制,改为实行七总裁制,削弱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处境困难。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接到三河坝,他看到孙中山形容憔悴,还伤心地流了眼泪。两人深夜长谈。在孙中山受别人冷落之时,蒋介石的亲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也增加了对蒋的信任感。
1919年年初,他负气离开粤军,回沪后在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了出国留学之意。孙中山极力挽留,甚至以命令的口吻,不许其出国,并解释说:“为了重建革命政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
通过与孙中山的接近,使孙中山增加了对他的信任与期望。蒋介石对人说,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赪汗盖恐难副所期也。经过多次接触,孙中山的确增强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曾委派蒋赴日本看望一病重的深交的日本友人,他还作为孙中山的私人代表,参加这位病故友人的丧礼。1922年蒋介石处理完母亲丧事,回到广州向孙中山谈及葬母之事,孙中山为蒋母墓亲书“蒋母之墓”和“壸范足式”。胡汉民为作墓志;汪精卫撰铭文。凡此种种,足以显示蒋的影响和声望在提升。蒋介石的感情投资,已经并将长远产生奇效。
其次,越是艰险越向前。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陈炯明本来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掌握广东的重要权力的,但是,当他自恃羽翼已丰,便在港英当局和直系及西南一些军阀的支持下,悍然称兵作乱,6月16日,叛军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于危急中深夜抵达珠海海军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楚豫”舰避难,次日与宋庆龄会合后登上永丰舰。
博篇第9节 敢于冒险,以命赌运(2)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惨重。他历次革命,遭到失败很多,而这次叛乱则使他几乎限于绝望之中。因为陈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视为心腹,其军队都是依靠孙中山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居然要置他于死地,感到十分痛心,他在致海外侨胞的信中称陈的叛变是“祸生于肘腋,干戈趋于肺腑”,极为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至此役者。”
登上永丰舰后,他发现周边竟然没有懂军事的,平时跟随左右的人也离他而去。真所谓触景生情,患难思挚友,国难想良将,他想起了蒋介石,在6月18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与前几次变着法子拖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前去救援。是什么使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当然,这里面有他对孙中山的感情因素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现在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是最能表现自己的时机,这个时候前去救援,与孙中山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从国内看,当时的蒋介石没有军队,不如地方实力派,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有投靠孙中山这一条路。而现在孙中山蒙难,身边亲信没有一个,蒋介石与他在一起,可得到更大信任,获得平时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本。但救援孙中山是有很大风险,搞得不好可能要把命搭上。
在证券交易所搏杀的他,决定以身家性命进行一次政治赌博。他把家中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好友张静江,要他予以照顾。临行之前,面对蒋经国、蒋纬国,不由得洒下热泪,场面颇为壮烈。
蒋介石由上海启程前往广东,个人冒了很大风险,到达黄埔,追随孙中山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和他的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56天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
他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其后的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随时指挥作战,又时常深入到士兵当中去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他还自告奋勇上岸采购。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为我这样做,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由此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了。
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日子,蒋介石冒死相助,帮他渡过这一难关,势必对蒋介石刮目相看。正如美国人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所说的一样:“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事后,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