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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制造中山舰事件，一举多得，既排斥了共产党、打击了苏联顾问，又挤走了汪精卫；导演双簧，让汪精卫替他背黑锅；当汪精卫联合其他政治集团挑起争斗时，蒋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文武两手并用，逼迫汪精卫俯首称臣。尤其是在１９３０年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输得很惨，他发表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宣布解散改组派。在这一轮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几乎输光。此后，汪精卫也复出了，但这时的汪精卫只是政治权力角逐场里的一个配角，蒋介石是主，他只是从。使尽全身解数，也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搞什么“低调俱乐部”，与“主战派”唱对台戏，散布“亡国论”，没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组织汪伪“中央政府”，堕落成大汉奸、大卖国贼，遗臭万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不仅输在“小气”上，而且在“大节”上也输得一个精光。
术篇第77节 过河拆桥（1）
过河拆桥，用胡又羁胡
过河拆桥出自于《元史．彻里贴木儿传》，《传》中说，有个叫许有壬的，是由科举进入官场而逐渐升到参政的。后来他却竭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有人讥讽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后来人们以“过河拆桥”来比喻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后，把帮助的人一脚踢开。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可以借用这一成语表述。
事例：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在早期革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曾三次把职权交给他代理。孙中山还曾说过，以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就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重量级的人物与蒋介石这个后来者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汉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坛的，在处理廖仲恺被害案中，蒋介石通过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国民党的军权、党权和政权。在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又多次联胡又撵胡，直到胡从政坛上消失。
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暂时无用，拒之门外。胡汉民因受廖仲恺案的嫌疑，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把他赶走，以考察的名义到苏联避风。１９２６年春，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战争在即。胡汉民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同年３月，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得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机遇已经到来，深信此时的蒋介石一定会需要他。其实，这只是他的单相思。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回国并不欢迎。他先是通过苏联人阻止胡汉民回国。４月，促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要胡汉民“暂缓回国”。越是这样胡越是要回。经过一番周折，搭乘开放广州的轮船，离开海参崴。
阻止胡汉民回国未果，他便使出另一招来。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了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要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他公开这封信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孙中山的信贬损胡、汪，抬高自己，实行俄式革命，汪精卫、胡汉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蒋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起革命领袖之重任。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把胡汉民拒之于国门、政门之外，是因为他担心胡汉民回来分权，对其随意在国外发表意见，指手画脚的行为反感。由于蒋介石的冷落，并且不断施压，胡汉民在广州只呆了十来天就再次离开广州，重返国民党政坛的梦想，就这样被蒋介石打碎了。
其次，政坛孤立，拉胡汉民助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政治上极度孤立。此时回国的汪精卫到武汉，以国民党的正宗领袖自居，扯起反蒋的旗帜，凭借政治的革命力量，大张旗鼓地讨伐蒋介石。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４月，胡汉民应邀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汉民在粤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与粤军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利用与粤军首领李济深的师生关系，做粤军的工作，缓和了蒋李之间正在发生的矛盾。
第三、过河拆桥。蒋介石第一次下台不到半年，就重新上台。即使在蒋介石下台后，胡汉民乃是蒋的坚定支持者。蒋重新上台，胡汉民心里在打算盘，凭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为蒋介石摄取政权所作出的贡献，会受到重用。可是，蒋介石对胡并不感兴趣，即使在选用胡汉民的时候，也时刻提防着他。胡汉民的确理论水平高，政治能力强，但太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是，常常指手画脚。蒋介石压根里没有启用胡的打算。但他没有直说，而是耍了一个手腕。
蒋介石复出后，给在海外的胡汉民发了个邀请电，请他回国共同主持大计。胡汉民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В岢觥把嫡蟾佟碧岚浮＝槭赡闪恕洞蟾佟返奶岱ǎ诠竦痴倏亩煳逯腥嵘希赋觯院蟮闹饕挝袷恰肮坦一 保伞熬逼凇弊搿把嫡逼凇薄Ｋ婧螅⒐稹⒎搿⒀值拿芗せ秸仍诿冀蓿槭枰飧隼砺奂野锼安固臁薄�
术篇第78节 过河拆桥（2）
胡汉民抵达香港时，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前往南京任职，蒋介石不会给什么好处。胡当时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汉高祖时还有叔孙通帮他定朝仪，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吧！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蒋介石治理天下。”胡的老友邓泽如见他不听劝告，就赠送一个精致的竹笼，内装了一只小黄雀，暗示你到南京将成为“笼中之鸟”。胡汉民明白其用意，但他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到了南京，胡汉民力排众议，推举蒋介石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同各地军阀混战时，胡汉民则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和政治机构，用笔杆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胡尽心力地料理政务。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约法，准备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蒋胡因此事发生了冲突。胡汉民希望蒋介石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自己。他曾两次考察土耳其，非常欣赏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回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土耳其的经验，说基马尔革命成功后，就长期养病不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内阁总理伊斯墨代行处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让权。
蒋介石不仅毫无退意，而且，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一定要他点头。胡汉民感到等待蒋让权是不可能的，他就公开地争，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独裁。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雅晖等人贯彻蒋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张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为总统。胡汉民会上公开反对，表示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仍然积极活动。１９３１年，蒋介石下令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因此，引发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蒋介石屈服于压力，被迫放出胡汉民。此后，胡汉民淡出政坛。
评析：
蒋胡之间的关系，正好应了这样一句话，在政治角逐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与胡汉民这类政客的关系，有用即朋友，利用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一脚踢开，毫不客气。蒋介石在利用还是拒绝、抛弃胡汉民的问题上，是权衡厉害再做选择的。
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同胡汉民的关系，的确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获益不小。然而“过河拆桥”这类旧官场的为官之道毕竟是没落、腐朽的。常言道，路不平旁人踩。蒋介石羁押胡汉民引起了国民党官场内的极大震动，造成了反蒋派的联合，为平息风波，蒋介石只有第二次“下野”。
术篇第79节 恩威并施
恩威并施，弹压抗日反蒋势力
蒋介石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对付政敌，打压抗日力量和进步势力。文武两手结合，恩威并施是他经常使用的伎俩。
事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兴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政治集团纷纷要求最高当局，组织全国军民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反共战争，对日本军的侵略继续实行不抵抗，并且压制一切抗日的行动。成为抗日的最大阻力。于是人们把抗日与反蒋联系起来，在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蒋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６年６月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
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举起抗日的旗帜，是正义之举，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进行打压。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的条件，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法，压制国民党内兴起的抗日反蒋势力。
首先，用武力镇压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军的侵略，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威震全国。蒋介石不但不奖赏他们，反而下令将这支部队的３个师分别调离上海，准备进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对后，改为将往福建“围剿”红军。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入侵华北。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抗日并且与桂系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１１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１２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１５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６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用两手，即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６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使两广北上计划受阻。并扬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４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