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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过去，勒庞今又卷土重来，今年的种种民意调查均显示，15％上下的选民“有意”投票支持勒庞。反观2002年大选前的民调结果，勒庞只有6％的预计支持率。我们是否因此有必要担心法国的进一步右转
应该说，民调中勒庞预计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更多说明的是五年以来，国民阵线正在逐渐被整合收编，纳入法国的政治光谱。支持一个被目之为纳粹余孽的党派，这在很多人眼中曾经是羞于启齿的事情。涉及极端党派时，公开的民调和匿名的投票之间，常有巨大的落差。（所以，民意调查机构公布对投票意愿的统计结果时，都要为国民阵线额外加上大约2％。）今年民调显示的15％，相当接近2002年勒庞实际获得的选票：第一轮16％，第二轮17％，这也大致是勒庞选票的上限。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不再在黑暗中静静摩拳擦掌，而开始走到阳光下公开宣扬政治观点，这应当有利于对极端思潮的防范与疏浚。有论者从中看到种族主义的“常态化”，惊呼“狼来了”，但反过来，常态世界的阳光也在潜移默化中为发酵于黑暗的极端思潮“消毒”。
以极右翼最有代表性的排外言论为例。勒庞已经闭口再不为纳粹翻案（匪夷所思的是，如今法国的犹太选民中，勒庞支持者竟不在少数，他们看中的是勒庞对北非阿拉伯移民的敌意）；针对“种族主义”的指责，勒庞曾经竭力强调自己只是在捍卫“民族纯洁性”：“我爱阿尔及利亚人，但他们应当回到阿尔及利亚去”；近期在移民问题上，勒庞的论调又悄然发生了改变：从高呼“零移民”（immigra－tion zero）到强调“同化”（assimilation），乃至“多元法国”这个词也开始见诸他的言论。去年九月勒庞在瓦尔密（大革命中法国击败反法同盟的转折性战役发生地）做过这么一个演讲：外国裔法国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这个美丽的法国曾经多么成功地同化了你们……只要你们诚实工作，遵守法国的法律，我们就欢迎你们投入我们的民族熔炉……
这是一种竞选策略。勒庞的智囊马蒂内利（Martinelli）说，外国裔选民内部在分化。已经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甚至跻身精英行列的移民后裔时常比纯血统法国人更急于与底层移民划清界限，这是极右势力的可趁之机。给他们以启发的是前年的巴黎郊区骚乱，电视新闻里一个北非裔女子厌恶地称骚乱者（她血缘上的同胞）为流氓。“如果在萨尔科齐和勒庞之间，我选勒庞。”她说。于是，今年国民阵线的竞选海报主题是“不高兴的法国人”。组图的每个画面上都是一个疲沓的绷着脸的人，伸出右手拇指向下，表示不满。其中一张赫然是一个黑白混血的女孩。
我是在一个穆斯林朋友家看到这条标题为“Le Pen Light”（清淡口味勒庞）的新闻的。我的朋友大声说：“这个女孩，她还知不知道害臊！”
作为有色人种、移民后裔，是否有权为一个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摇旗呐喊，这暂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法国政治生活的看客，一个异乡人，我并没对此感到担忧。常有论者强调希特勒是普选上台的，藉此证明民主的脆弱。但那是一个年轻、犹疑的民主（魏玛共和不过十年有奇）、缺乏政治经验的民众、尚未谙熟民主政治游戏规则而各自为政的主流政党，以及非常状态的内外环境相互交激的结果——简言之，那是民主的失范，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民主的脆弱”可以解释三十年代德国的法西斯化，却不能解释美国、法国同样在经济危机困扰下为何没有法西斯化。自主政治意识尚未觉醒的人民——简单的个体加和——他们在私领域中是些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而在公领域中，他们缺乏理性的判断力。面对高台上滔滔不绝的领袖，他们会陷入盲从；但拥有足够参政经验的人民——这时该说“公民”了，一个共同决定并承担命运的具有群体意识的共同体——他们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加和，他们能形成一种自己的声音、一种意志的表达，消解高台上的叫嚣声。作为极端思潮代表，勒庞能够在经济低迷、人心惶惶的年代异军突起却无法更进一步，并且不得不时常顺应强调宽容、多元、“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由此也可见出法国公民社会政治的成熟。
2002年第二轮选举时，希拉克曾拒绝与勒庞进行传统的电视辩论，这一“汉贼不两立”的姿态，很被时论诟病。五年过去，主流政党对勒庞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尤其是在勒庞遭遇签名危机时，呼声最高的右派候选人萨尔科齐作出的姿态，乍看之下，会令局外人吃惊不小。
法国宪法规定，参选总统需要500个当选代表（其中包括上下两院议员、欧盟议员、各大区、各省议会的议员，各市市长及城市间联合机构的主席）的签名保荐。这是控制总统候选人数量的方式，对欲求参选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进行预先筛选，也是代议民主机关对全民直选出来的、亦即作为直接民主代表的总统进行制衡的手段。勒庞上届大选时就险些集不齐500个签名。今年他同样也是到最后一刻才越过了这条及格线，在此之前他曾经数次呼吁市长们出手相助，俨然一副体制受害者的形象。2002年大选后，不少市长因为曾保荐勒庞而在之后的地方选举中落败，所以今年，更多的市长选择了拒绝勒庞幕僚的游说。权力间的充分制衡、程序上的层层设防也是完善的制度设计对抗极端思潮的防火墙吧值得玩味的是萨尔科齐的表态：他呼吁他领导的人民运动联盟（UMP）的市长们，签名保荐勒庞——保荐不等于支持，他说，“一个拥有近20％民众支持率的候选人应当有权参加民主政治的角逐，这是多元社会的必然要求。”虽然冠冕堂皇的论调之下，明显有个人的算盘（勒庞如果参选，只要不进入第二轮，这部分选票在第二轮理应转向强硬的右派萨尔科齐。反之，勒庞参选受阻将很容易被他的选民看作主流精英阴谋垄断政治游戏的证据，这份怒气反映在投票箱中，对代表主流政治的萨尔科齐有弊无利。况且勒庞已经放言，如果他受阻无法参加总统大选，他会在“第三轮”中，也就是总统大选后的议会改选中报仇雪恨），但就这一表态本身而言，未必没有道出民主政治中某种能够维系社会常态的潜规则：公民社会的理性本身，是对极端思潮最好的解毒剂；反抗勒庞的最好方法，用左翼《解放报》的话说，就是“助其一臂之力，让他有机会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中落败”。
后记：这篇文章的起因是，2月17日，中国春节的前两天，勒庞在北方索姆省巡回搜集签名的途中，拜访了海滨小镇Noyelle－sur－Mer的一处一战华工墓地。由于两年前的一战停战纪念日，我曾经参加过祭扫这片墓地的华人活动，那片鲜为国人所知的小墓地的干净和寂寞依然历历在目，此时忽见勒庞前呼后拥地穿行其中，顿有骨鲠在喉之感。这是抛向外籍选民的橄榄枝吗一战华工的遭遇，近年也不乏论述，此不赘言。由此说来，勒庞的“理想国”中，外国人是否只有干苦力这一条出路勒庞在“苦力”的坟前大谈“劳动”的价值，很容易让人想起奥斯威辛的大门上的口号：Arbeit macht Frei——劳动通向自由。
符号经济·文化资本·文化情怀
叶舒宪 黄 湘
时下，如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业已成为重要的公共话题。中国神话学会会长、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近年来多次在论文、演讲中提倡从“符号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在知识界颇具影响。3月13日，本刊特约编辑黄湘就相关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采访了叶先生。
黄湘：叶先生，您好，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多次在论文、演讲中提倡“文化资本”的概念。为什么说在当今时代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资本
叶舒宪：其实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一种资本，只是自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了符号经济时代，文化的资本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举一个例子，小说《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本来是一位研究中古英语的专家，他研究的专业属于冷门中的冷门。他写《指环王》（《魔戒》）的目的是在希腊、希伯来的两大西方文化传统之外，通过对英格兰、凯尔特神话的追溯与重构，发掘出属于英格兰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绝不仅仅是写一本畅销书。如果是在以往的时代，比如说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前期，《指环王》也就是一本被人传阅的小说而已。但是，在符号经济时代，它先是在文学界引导出重新书写神话的热潮，直接启发了包括《哈利·波特》在内的一批最畅销作品，后被拍成大片全球公映，由此开发出了一个产业链，创造了巨大的产值。比如新西兰的旅游业就因此蒸蒸日上，每年有无数的游客去新西兰看《指环王》的外景地。这就等于是把文化注入风景，为自然风光增加了文化的含金量。而且，这种文化含金量不会消耗能源，不会制造污染。在今天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通过文化资本创造产值是人类社会的最优选择。
黄湘：能否对“符号经济”这个概念略作解释
叶舒宪：我所使用的“符号经济”概念来自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博德里亚。他对社会理论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添加了一个文化和符号学的维度，开创了“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多数带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特点就是在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集中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是符号行为，比如一个人不会只为了保暖而购买皮尔·卡丹。购买皮尔·卡丹是通过这个品牌的价值寻求一种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商品的符号价值一直存在，但是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商品的这种符号价值及其文化功能，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经济学家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黄湘：这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是否意味着“人的异化”
叶舒宪：确实异化。但社会不可能走回头路，异化是必然的。不能像有些学院派的文化批评理论那样，一说起“异化”就批判，而是应该正面引导，争取少一些异化，多一些价值和创造。我不是否定文化批评理论，我认为它对异化的批判非常有价值。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批评理论的先驱者们，如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前期物质经济主导的时代，当时尚未出现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今天再胶柱鼓瑟地重复他们的批判未免食古不化。事实上符号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节能环保，商品价值的提升主要在于开发它所包含的文化附加值，而不在于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力的价值。人不可能回到清心寡欲的原始社会，但符号经济对人的物欲起到了升华作用，使之不再像工业社会物质经济那样，单纯依赖和助长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欲望。这对人类社会来说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黄湘：提倡“文化资本”和“符号经济”，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叶舒宪：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翻译过一本书，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转移别国经济学”——这个译名一听就是从英语硬译过来的，不过还能听懂，意思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其他国家转移。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瞄准的是谁啊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当时是接第一世界的棒，把第一世界急于甩掉的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但亚洲四小龙转得快，很快就把棒传到了中国手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棒在手里，不能随便扔，扔了会有一大批老百姓的吃饭就业都成问题；但是再想找个接棒的下家已经很难了。可是棒在手里也是一个烫山芋。现在国内高层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产能过剩。为什么会产能过剩是以我们贫乏的人均资源指标去盲目争当“世界加工厂”的必然恶果。电视机电冰箱手机等流水线引进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只能是大打价格战，中国厂家商家彼此杀得你死我活，利润蛋糕的大块份额却让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拿走了。这个烫山芋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戕害（空前规模的土地开发和环境破坏）就更不用说了，真是杀鸡取卵啊。如果我们能早一些把目光放长远，站在符号经济的立场，我们的天空会蓝得多，国民会健康得多，本土文化风貌也会保留得好一些，甚至不会有能耗指标无法完成的忧虑。上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当时我任教的大学还集体组织学习过他的《第三次浪潮》。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他就不受重视了，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决策部门，好像都没把他的《力量转移》当回事。托夫勒也许并非职业经济学家，但他对国际大势高瞻远瞩，条分缕析，不为专业知识所局限。反观国内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注意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托夫勒的《力量转移》问世十年以后，有一本更具理论体系性的专著《帝国》横空出世，风靡全球知识界。《帝国》的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
黄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当今中国，如果要在符号经济方面奋起直追，应该从何处着手
叶舒宪：第一步当然是学习，学习国外发展符号经济的成功案例，看看人家是怎样成功地把文化力量变成市场占有率、变成经济效益的。2003年出版的一本译著，题目是《很久很久以前：以神话原型打造深植人心的品牌》，两位作者是研究神话原型的美国学者，他们在书里披露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和神话原型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熟知的“耐克”品牌，英文名字Nike；是希腊神话里的胜利女神，常常站在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的手上。再比如好莱坞电影十有八九都借助神话的力量。以《星球大战》为例，导演卢卡斯在创作之前仔细研读了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名著《千面英雄》，并且曾上门请教。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外星人的战斗，实际上是用古老的神话模式重新演绎人类的命运。据我所知，在发达国家，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界的联系相当紧�